波森呼籲美國決策者不要利用“紅色技術恐懼” 中評社記者 余東暉攝
美國專家討論中國與世界正在變化之中的關係 中評社記者 余東暉攝
中評社華盛頓7月22日電（記者 余東暉）當美國開始擔心中國在高科技領域“彎道超車”，並開始以舉國之力封殺華為等中國高科技企業時，有美國知名專家批評一些政客正在重蹈以危言聳聽來煽動恐懼的錯誤做法。他呼籲美國走出“紅色技術恐懼”（red tech scare），與中國進行“經濟緩和”（economic detente）。
做這番呼籲的是美國國際經濟學家、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波森（Adam Posen）。日前在該智庫舉辦的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的“中國與世界”報告發布會上，波森對美國現行對華經濟和技術政策表達關切，並提出不少與現在美國學界流行的觀點不同的看法。
似在回應一些美國鷹派鼓動改變中國政權，波森致辭一開始就陳述兩個事實：一是中國已然存在；二是改變政權是失敗者政策。他表示，這兩個事實必須放進今天美國對華政策討論來考慮。
波森指出，那種以為美國可以有效地改變中國國內政權的幻想在兩方面是荒謬的：一是歷史已經證明，即便美國能夠軍事占領小國，也沒能實現穩定的政權改變，而中國並非美國能夠軍事占領的小國。第二，任何大國的命運終究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引用麥肯錫的研究報告發現：中國依然大量依賴世界，也從與世界的融合中獲益巨大，但中國對外部世界的依存度已經相對降低。
波森批評現在外交學界的流行說法。一種是華盛頓曾經對中國加入WTO後可能帶來變化存有幻想，現在又捶胸頓足說自己犯了大錯。波森說，這並非那種應該迫使美國現在說“是時候放棄”的事情。另一種是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的歷史。他認為，這是一種選擇性的偏見。因為歷史上更多的競爭對手來來去去，並非總是發生戰爭。他指出，德國和日本所以在20世紀30年代成為帝國，部分是因為其內部意識形態，部分是因為他們擔心會被外界切斷能源和食品供應。這兩者今天在中國未必會應驗。
波森指出，華盛頓已經在“紅色技術恐懼”方面發狂（go crazy），兩黨都在使勁火上澆油。如果特朗普與中國達成任何協議，民主黨候選人一定會攻擊他對中國軟弱。他認為，美國很快變成像上世紀50年代或者70年代那樣，任何批評這種政策愚蠢的人會被罵為不愛國或蠢貨。當年美國在這方面犯下可怕錯誤，對美國造成了巨大傷害，不應當重蹈覆轍。
波森表示，應對中國經濟和技術進步帶來的挑戰，要考慮實際問題：中國的技術發展本身是否針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了威脅？美國有沒有不造成更大傷害的辦法來處理？他認為，所謂靠國家支持的龍頭（national champion）就能取得技術競爭領先是“無稽之談”。他說，唯一能阻止中國經濟與技術進步的是中國自己的失敗；如果中國自己做蠢事，唯一能救他們的是美國自己把事情搞糟。
由此波森提出與目前美國流行觀點不同的若干看法：
從技術上說，對美國最大的威脅來自網絡攻擊，對關鍵基礎設施的威脅，美國國內的恐怖主義行為等，這些都不需要非常高級的技術，且與中國的技術進步無關，而是那些低成本就可以獲得的技術手段。但現在美國的對華鷹派卻在為中國技術進步而發狂。
技術進步並不意味著著一個國家需要在每個方面都精通，互聯網時代許多技術可以從網上獲得。美國的厲害之處就在於它能適應、吸收、結合和擴散技術。擔心中國在某些技術領域趕超美國，是對技術內涵的誤讀。在軍力上也是如此，除非直接發生戰爭，人均收入其實是軍力更好的顯示器。在中國人均收入與美國還有很大差距的情況下，誇大中國軍力是可疑的。
確實有非常特別的技術領域，對國家安全很重要，那就是“很高的圍欄圍著很小的後院”，靠有限的很嚴格的技術管制來保護尖端領域，但想全面管制是行不通的。5G、超高音速導彈等確實是需要重視的尖端領域，但不值得美國現在這樣大動干戈。
僅僅談論技術產權與經濟價值的關係，是過時的概念。全球化時代附加值更多體現於頭腦、服務、商業行為、專業性等。比如在中國市場，可口可樂比百事可樂，肯德基比麥當勞更成功，不是因為前者比後者有什麼技術秘方，而是市場營銷和公共關係做得更好，人們喜歡買蘋果產品也不是因為它有多少核心技術秘密。
最後波森指出，美國有人熱衷於渲染現在是像上世紀50年代蘇聯發射第一顆衛星後美國人焦慮的“衛星時刻”（Sputnik Moment），靠危言聳聽來煽動恐懼和危險，這是制定政策糟糕的方式。美國現有的政治問題是領導人沒有誠實地向公眾談問題，而是利用人們的恐懼感，這是美國正在犯的巨大錯誤。
波森強調，替代的方式是，美國應當考慮與中國進行類似美蘇上世紀60年代末緩和關係那樣的“經濟和解”（economic detente），只在特定領域進行特定的威懾（directed deterrence），讓“紅色技術恐懼”冷卻下來。
在波森批評鷹派渲染“紅色技術恐懼”時，《紐約時報》20日也發表報道，指美國面臨深陷“反華紅色恐慌”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