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民主制度符合“一國兩制”方針，有利於維護香港居民民主權利和保持香港繁榮穩定。
中評社香港4月21日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復旦大學統戰研究基地研究員、廈門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研究員張建與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生方郅中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2月號發表專文《拜登政府的香港政策：特徵、動因與影響》，作者認為：基於中美關係惡化及地緣政治博弈的背景，拜登政府採取“以港遏華”的香港政策。中美在香港議題上的主要矛盾是中國政府在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的核心利益和“一國兩制”的實踐與美國試圖以在香港構建自由、民主、人權為由實現“以港遏中”目的之間的矛盾。拜登政府的香港政策體現出推行“價值觀外交”，注重借助“人權”議題加大對香港事務的干預、聯動盟友干涉香港事務、實施涉港制裁，唱衰香港，試圖削弱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推動“港獨”國際化，為“港獨”分子提供支持和庇護、干擾香港國家安全法的實施等特徵。拜登政府激進的香港政策，特別是對香港事務的干預和所謂的“制裁”直接影響中美關係的發展、影響香港的國際聲譽和全球金融及商業中心地位、給在港經營的美國企業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嚴重損害美港之間的經貿關係。美國的政治施壓成為美企在港營商的最大威脅和挑戰。從未來趨勢來看，美國將繼續利用“三法一命令”對香港進行干預和施加制裁。面對美方的介入、施壓和制裁，中國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應差異化、精凖化、常規化和多元化對美方予以反制。面對美國對香港的以“去功能化”為主的“去風險”，香港應以“雙重深度融入”作為戰略選擇。文章內容如下：
一、拜登政府對香港政策的總體框架
特朗普政府以來，隨著中美關係進入競爭博弈時期以及香港政治生態的變化，美國對香港事務的介入力度不斷加大。美國的香港政策已經從附屬於美國對華政策、注重在港經濟利益轉向“以港遏中”、注重地緣政治利益。特朗普執政之前，美國政府以維護美國在香港的經濟利益為主，其制定的涉港政策多是關於如何更好地維護美國在香港的經濟利益以及如何發展美國與香港之間的經貿關係。特朗普執政初期曾表示，香港局勢牽涉中國政治、經濟，可利用美國不參與香港暴亂為借口向中方施壓，使北京作出貿易讓步。特朗普執政後期，美國的涉港法案和政策不再以經貿利益優先，而是更加注重香港的意識形態利益價值和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①特朗普任期內，美國國會涉港立法活動較奧巴馬任期內更加活躍，涉港立法活動、數量和通過率激增，立法速度也有所加快，獲得特朗普簽署的比例也非常高，為美國全面介入香港事務提供了所謂的“法律依據”。②
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美國以所謂維護香港民主、人權為借口干預香港事務，實施大量涉港制裁，妄圖破壞香港國安法的實施，擾亂“一國兩制”的香港實踐，從而實現“以港遏華”、打壓中國的目的。③美國全方位介入香港“修例風波”④、國安立法和選舉制度改革，成為干涉香港事務的最主要外部勢力，是“一國兩制”香港實踐最主要的外部干擾因素。2020年6月，香港國家安全法實施以來，美國對香港政策轉向對香港進行“去功能化”，即重新審視並改變美國自冷戰時期開始並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確定的對香港金融、貿易領域的特殊政策支持，轉向削弱、去除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等國際地位和聲譽以及服務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功能。⑤在香港政策上，拜登政府香港政策的總體框架基本延續特朗普時期，但在涉港問題的側重點和行事風格方面有所差異。一方面，1992年通過的《美國-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與特朗普政府時期通過的2019年《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和2020年《香港自治法》（Hong Kong Autonomy Act）共同構成拜登政府香港政策的基本框架和所謂的“法律依據”。美國通過涉港法案，以法律方式確立自身干預香港事務的地位和擴張干涉的空間，將涉港法案作為施壓中國政府和調整美方政策的工具。拜登政府以來，美國國務院依據涉港法案發布涉港報告，使得美國政府和國會介入香港事務的角色和範圍逐步擴展，從旁觀者轉變為充當評價和判斷“高度自治”的“仲裁者”、解釋《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法官”。涉港報告對於香港的評價愈趨負面，為美國的介入政策提供支持。⑥另一方面，拜登上台以來，美國採取對香港去功能化的政策，其在本質上是對中國所謂的“去風險化”的一部分，拜登政府企圖借助去除香港獨特性、單方面取消香港單獨關稅區地位、不承認“香港製造”、做出負面營商環境指引、唱衰香港以削弱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等方式削弱香港，企圖將香港作為遏制中國的籌碼。拜登政府在對香港去功能化方面採取包括美國國會推動取消香港駐美經貿辦事處的法案、推動取消香港在國際組織投票權的法案、發布負面營商環境和投資環境引導、美國官方施壓在港美資企業和商會等。拜登政府認為，香港問題關乎美國利益，美國必須設法讓香港的發展符合美國利益。
二、拜登政府香港政策的特徵
相較特朗普時期，拜登政府就其涉港政策做出調整，就插手香港事務採取諸多新的舉措。
第一，推行“價值觀外交”，注重借助“人權”議題加大對香港事務的干預。拜登政府上台以來，美國將香港內部事務包裝成“人權”議題，指責中國政府破壞“自由”“民主”，強化對華意識形態攻勢，突出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之爭。拜登執政後將意識形態因素融入涉港政策中，在涉港問題上反復強調民主和人權等價值觀。在其上台後不久發布的《國家安全臨時指南》和上台兩年後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中，都分別談及“香港的人權和民主”。⑦拜登上台以來，美國國務院先後於2021年3月、2022年3月和2023年3月發表“2021年香港政策法報告”“2022年香港政策法報告”“2023年香港政策法報告”，誣稱中方破壞香港自治、削弱港人權利和自由，聲稱香港不再享有美國法律此前給予的特殊待遇。中國政府的通過《國家安全法》和香港政府的實施嚴重破壞了香港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在核證美國法律下給予香港的待遇上，國務卿核實，按照美國法律，香港不應獲得如同它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號前按美國法律所得到的待遇。⑧
第二，拜登政府通過重塑“價值觀外交”聯動盟友干涉香港事務。拜登政府聯動盟友插手香港事務的主要途徑表現為通過共同發表雙邊或多國聯合聲明、新聞公報、在國際組織中提案等方式在國際社會上製造香港問題的不當輿論。特朗普政府執政時期，美國政府就曾多次糾集盟友無端指責香港事務。拜登總統執政之後，美國聯合多方對香港事務施壓的態勢愈演愈烈，試圖引導其亞太地區盟國如日本、英國和新西蘭等國家基於其價值觀指責香港的人權、自治和民主等，多次在雙邊會談中談及香港，煽動國際輿論。
第三，實施涉港制裁，唱衰香港，試圖削弱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自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以來，美國以維護香港民主、人權為借口干預香港事務，實施大量的涉港制裁，妄圖阻撓香港國安法順利實施，擾亂香港政局穩定，從而牽制中國。⑨拜登政府很大程度上延續特朗普時期的涉港制裁措施。拜登政府上台以來，極力唱衰香港、大肆抹黑香港營商環境和國際聲譽，鼓動在港企業撤離，極力攻擊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對香港進行圍堵和聯合施壓。國會反華議員對在港美國企業和商會團體施壓其不要為中國、香港代言，甚至威脅、恐嚇美國企業。2023年2月，在一個宣傳香港的視頻中，香港美國商會主席趙富年（Geoffrey Siebengartner）強調在香港開展業務的好處，表示香港“安全”、“極具吸引力”。美國眾議院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 on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主席邁克·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指出，這句話與美國對2020年香港國安法的官方立場背道而馳。他寫信給趙富年要求商會明確解釋其立場，就6個問題作出回答，包括香港國安法是否符合“法治主義”。2023年4月，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施壓香港美國商會不要參加考察大灣區廣東的行程，美資企業雖然有參加但很謹慎並要求不進行報導和出鏡。
第四，拜登政府推動“港獨”國際化，為“港獨”分子提供支持和庇護。拜登政府試圖通過支持“港獨”國際化，增加中國分裂勢力的國際存在，增加中國在國際上就涉港議題減壓、降壓、解壓的難度和壓力，從而實現借助香港議題給中國“添堵”的目的。美國為首的外部干預勢力頑固奉行“亂港遏華”戰略。自“香港修例風波”事件發生至今，已經有多名“港獨”分子潛逃至美國，例如前香港學聯秘書長周永康逃至美國參加著名“港獨”組織“香港民主委員會（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繼續在美國從事“港獨”活動。還有梁頌恒、羅冠聰等一批“港獨”人員也紛紛逃往美國，並獲得美國政府資助與庇護。拜登上台後，美國政界眾多官員呼籲保護“港獨”分子。2021年12月，拜登政府舉辦所謂的“領導人民主峰會（Leaders' Summit for Democracy）”，並邀請羅冠聰之流參加。⑩
第五，干擾香港國家安全法的實施。外部勢力、反中亂港勢力試圖借助、施壓香港國家安全法實施進程中的焦點案件來打擊香港國安法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影響國安法的實施。香港國安法實施過程中的黎智英案是標誌性案件。黎智英是外部勢力在香港培植和扶持的標誌性的代理人，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極其重要，外部勢力如何對待涉案的黎智英不但對以黎智英為代表的香港反中亂港勢力具有“示範”作用，也會對外部勢力在全球各地培植的代理人具有重要的“示範”作用，即在代理人涉案後外部勢力是否還會通過各種方式保護、“營救”他們。黎智英自涉案以來，外部勢力試圖在各個環節施壓香港特區政府，包括輿論施壓、干預香港司法等方面。
未來與香港國家安全特別是國家安全法實施有關的司法案件將是美國關注和施壓的焦點。特別是“黎智英案”和“35+非法初選案”涉及較廣、影響較大，將成為重點。另外，在國際上為“港獨”分子提供支持也將是未來美國施壓和干預的重點之一。
三、拜登政府香港政策的動因
中美在香港議題上的主要矛盾是中國政府在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的核心利益和“一國兩制”的實踐與美國試圖以在香港構建自由、民主、人權為由實現“以港遏中”目的之間的矛盾。中美在香港問題上是主權與霸權的兩種秩序分野、善治與霸道的兩種治理結構、融合與霸凌的兩種發展格局的博弈邏輯。拜登政府的涉港政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首先，拜登政府的涉港政策建立於美國對華戰略認知和定位基本穩固的基礎上，拜登政府將涉港政策納入其對華戰略博弈的大框架內。其次，與特朗普時期不同，拜登政府對華決策團隊有明顯的民主黨的自由主義色彩，價值觀外交成為其應對涉港問題的主要特徵。再次，由於《香港國安法》和《反外國制裁法》的成功制定和執行，美國企圖干預香港問題的難度大大增加。拜登政府涉港戰略意圖和其戰略能力之間存在落差。
第一，中美戰略博弈：“香港牌”之於拜登對華戰略博弈的意義。美國干預香港事務的根本目的在於將香港作為制衡中國的工具和棋子。奧巴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將香港納入亞太再平衡戰略和印太戰略。拜登政府上台以來，美國將香港內部事務包裝成“人權”議題，指責中國政府破壞“自由”“民主”，強化對華意識形態攻勢，突出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之爭。拜登政府在干預、介入香港事務上既繼承了特朗普政府時期的政策和方式，又採取了一些不同於特朗普政府打“香港牌”的方式和動作。
拜登政府在其《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的涉華部分有兩個新提法，即“競贏中國”（Out-Competing China）戰略和未來十年是中美競爭“決定性十年”（Decisive Decade）。⑪其中借助香港施壓、遏制中國是美國所謂”競贏中國“的重要憑藉。一方面，在歷經2014年香港“佔中運動”和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後，全國人大制定了《香港國安法》，建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規範；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確保了“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落實。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民主制度符合“一國兩制”方針，符合香港憲制地位，有利於維護香港居民民主權利和保持香港繁榮穩定。⑫香港實現了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美國也因其國安法的實施以及“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落實導致其在港代理人深受打擊，難以繼續為美國利益服務。美國不願看到在所謂“民主對抗威權”下，中國在香港的實踐贏得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之爭。為此，美國聯動盟友持續藉由“人權”、“民主”等價值觀抨擊指責香港事務，矛頭直指香港國安法和“一國兩制”，企圖塑造國際社會輿論。另一方面，相較於打“台灣牌”，拜登政府頻打“香港牌”的風險較低、烈度不高卻同樣釋放對華負面信號。在阻撓中美關係緩和走勢時，美國國內對華強硬派便企圖通過炒作香港議題釋放信號。
第二，拜登政府決策團隊：民主黨自由主義回歸導致美國涉港政策價值觀色彩濃厚。拜登政府上台後，涉港決策團隊有明顯的民主黨自由主義色彩。通過所謂“民主對抗威權”的敘事包裝大力介入香港事務，向西方展示其堅持的所謂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體系。如果說此前更注重美國在香港的經濟利益，那麼特朗普政府以來，在中美關係大背景下，美國更注重利用香港作為意識形態鬥爭的“利益”。
特朗普時期，美國的涉港政策注重對香港的政治干預，並體現出其“有原則的現實主義”的外交理念。⑬拜登政府的涉港政策則更重視運用民主、人權等價值觀，依托其全球盟友共同干預香港問題，具有鮮明的自由主義色彩。拜登政府高度重視意識形態，並將中美競爭博弈形容為21世紀“民主”對抗“專制”的意識形態鬥爭，其對華政策的首要目標就是向世界證明“民主”政體更加有效。安東尼·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等人共同構成拜登政府對華決策圈層，這些人在對華立場上基本一致。2022年5月26日，國務卿布林肯將拜登政府對華戰略方針明確概括為“投資、協同、競爭”。⑭這篇演講呈現出美國試圖調動全球力量推進對華競爭，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色彩極其濃厚。涉港問題上，著重強調人權和民主，聯動盟友引導國際輿論，大肆抹黑和詆毀“一國兩制”，進而實現其動搖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實踐的信心。2022年10月，拜登政府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就明確指出，“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正在進行一場競賽，以展示哪種治理體系更對世界和人民有效。拜登政府在各種內外場合大談“民主”“人權”，積極開展價值觀外交。⑮拜登政府試圖以價值觀為基礎組建國際聯盟，動員盟友和夥伴國共同對抗中國，這使價值觀外交成為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突出特徵。
第三，戰略意圖與戰略能力落差。在涉港政策上，美國也將愈來愈呈現出“全政府”色彩，以多元主體參與、跨部門協調機制和對華議題聯動等方式彌補此前涉港政策橫向聯繫不足的缺陷。從美國白宮、國務院、財政部等政府機構到國會的立法機構，再到美國非政府組織、所謂“國際媒體”等“白手套”都在干預香港事務方面扮演各自角色。拜登政府在介入香港事務上採取打壓香港與遏制中國相結合、國內立法與行政手段相結合、支持反中亂港與借助國際平台相結合、抹黑詆毀與直接制裁相結合的手段。
拜登政府涉港政策的本質戰略意圖時出於配合美國遏制中國和平崛起，維持美國霸權地位，然而，拜登政府卻打出捍衛“人權”、“民主”的道義旗號。伴隨香港國安法的有效實施，中國已經牢牢掌握香港問題的主動權，美國在干預香港事務上呈現出捉襟見肘、進退兩難之態。戰略意圖與其戰略能力之間的落差使其難以實質性地干預香港事務。拜登政府涉港政策因此存在“價值觀”道義和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本質之間的兩難困境、制裁香港與保持美國在港經濟利益之間的矛盾。
曾任職國會研究處的邁克爾·馬丁（Michael Martin）直言，“在不傷害香港人民的前提下，短期內美國政府很難影響中國的香港政策。同樣，對於中國和香港官員實施的有限制裁也收效甚微。美國的相關香港法案無法影響所有的香港人。”⑯由於香港和大陸經濟金融的融合使得任何針對中國大型銀行的行動都會迅速升級為對中國金融體系的全面攻擊，這將迫使全球金融體系進一步不穩定，並促使中國努力建立美元主導的SWIFT支付系統的替代方案，並最終嚴重傷及美國經濟。⑰美國國務院曾直接中傷香港的營商環境，企圖讓跨國公司撤離香港市場。儘管香港美國商會表示，香港在連接中外貿易和金融流通上，是關鍵而充滿活力的促成者。⑱事實上，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中國內地龐大的市場和經濟規模更是給了香港規避外部壓力的最大信心。
四、拜登政府香港政策的影響
近年來，香港越來越受到大國博弈和地緣政治衝突的影響和挑戰，特別是中美關係的惡化、香港政治局勢的變化以及外部勢力借助香港施壓中國、美國聯合西方國家制裁、施壓香港，直接影響國際社會對香港的認知態度，影響香港的全球金融和商業中心地位。因此，香港要更加重視地緣政治對自身的衝擊和影響，從國際、國家和香港三個層面思考如何以確定性的發展來應對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政治，更有利地減緩、降低、規避地緣政治的衝擊和影響。
首先，拜登政府涉港政策，特別是對香港事務的干預和制裁直接影響中美關係的發展。涉港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涉及中方核心利益。此外，美國等外部勢力、反中亂港勢力還企圖借助、施壓香港國家安全法實施進程中的焦點案件來打擊香港國安法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影響國安法的實施。迄今，美國已然形成“涉港三法”的香港政策框架，短暫來看美國仍會在以上框架內實施對港政策，然而，在對華競爭的“決定性十年”內，隨著中美關係的變動以及香港局勢的發展，國會極端反華議員提出諸如《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HKETO）核證法》、《香港安全港法》等也會應情勢變化而通過。總體而言，美國涉港政策還是以承認香港的“一國兩制”的立場出發，因此，不同於台灣問題，香港議題還是存留在所謂“人權”、“民主”等意識形態領域和經貿關係上。美國試圖利用香港對中美關係施加影響，增加其對華談判“籌碼”。拜登政府時常炒作香港問題的動機不論是企圖給中美關係降溫還是安撫國內反對派，甚至污衊“一國兩制”都觸及到中方的核心利益。
其次，拜登政府涉港政策，特別是以“人權”、“民主”為旗號的價值觀外交和涉港制裁直接影響香港的國際聲譽和全球金融和商業中心地位。國際上美西方唱衰香港形成呼應，對香港的發展、“一國兩制”的高質量實踐造成負面影響和干擾。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英等國家的政府、專業機構、媒體、智庫、跨國公司等對香港的認知趨向負面，頻繁發布負面的涉港報告、報導、評價等信息，雖然此類信息有不少偏頗、詆毀乃至污化情況，但對香港的國際地位和聲譽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和衝擊，既對香港自身的發展造成干擾，也影響香港服務國家發展戰略和民族復興的戰略功能。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在香港的國際金融機構、跨國公司以及各種資本希望在香港以及通過香港在中國市場獲利，但基於對香港發展前景、美國打壓香港、中美博弈、地緣政治等多方面的評估，整體上在減弱、弱化和降低在香港的投入和部署，甚至在轉移在香港原有的投入，這無疑具有風向標作用。2022年年底以來，香港特區政府舉辦大型活動吸納資本和企業，包括特首在內的主要官員訪問內地、中東、東南亞等地推廣香港，在國際上、內地開展搶人才、搶企業等安排，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美國《香港自治法》中關於制裁與被美國納入制裁的對象進行重大交易的金融機構的條款一直是在港金融機構的重大威脅。在港金融機構在是否遵守美國制裁規定和處理與被美國制裁對象的賬戶關係方面非常謹慎。美國的這種“威懾制裁”態勢影響在港金融機構的經營、提高了在港金融機構的成本、降低了國際資本對香港的預期。美國的威嚇制裁作為一種負面“信號”，造成香港負面的國際輿論趨勢。
最後，拜登政府涉港政策，也給在港經營的美國企業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嚴重損害美港之間的經貿關係。美國的政治施壓是美企在港營商的最大威脅和挑戰。香港回歸前以及回歸以來，美國在香港進行了大量的投資、貿易、金融等方面的營運，經過多年發展在香港積纍了巨大的經濟利益。美國對香港事務的干預嚴重損害香港與美國各個層面的關係。第一，美國在香港經營企業減少。在香港設立企業地區總部數量第二多的國家是美國，僅次於內地，而2021年時美國還擁有最多的在港企業和在港總部公司。根據2022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發布的《有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按年統計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11月，有1258家美國公司在香港經營，其中240家為地區總部，僅次於中國內地（251）和超過日本（212），位居第二。⑲受各種因素特別是疫情影響，與2020年相比，美國公司數量減少25家，地區總部公司更是減少42家，但仍是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次多的國家。⑳第二，美國在與香港的經貿往來中得到巨大利益。2011年--2020年，美國對香港的貨物貿易順差纍計約3000億美元，是美國在全球貿易夥伴中順差最高的經濟體。但隨著中美貿易摩擦以及美國介入香港事務並對香港進行所謂的“制裁”，美國對香港的貿易順差由2018年的約310億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約261億美元，下降16%。2020年，美國對香港出口下降23%，而從香港進口大增67%，導致美國對香港的貿易順差從2019年的261億美元下降至約160億美元，跌幅達39%。〔21〕2021年和2022年，美國對香港的貿易順差有所回升。
結 語
從未來趨勢來看，美國將繼續利用“三法一命令”（《美國-香港政策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香港自治法》和《關於香港正常化的行政命令》）對香港進行干預和施加制裁。美國國務院依據《美國-香港政策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香港自治法》向國會提交涉港報告，提出美國政府對香港事務的“認知”，並提出可能的制裁措施。整體上，美國政府的香港政策服務於其“孤立香港”“以港遏華”的戰略，並通過軟施壓、軟制裁、軟滲透、唱衰香港、唱衰“一國兩制”等方式干預香港事務，扭曲香港的定位，異化香港的功能，使香港失去對中國發展的戰略價值。美國國會將繼續推動新的涉港法案和條款，促使白宮作出新的涉港制裁。與此同時，拜登政府的香港政策也面臨諸多挑戰。
第一，面對美方的介入、施壓和制裁，中國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應差異化、精凖化、常規化和多元華對美方予以反制。積極發展與深化香港對外貿易關係網絡和利益結合，分化、阻卻美國盟友體系在制裁香港問題上的一致行動並制衡美國的涉港制裁。堅持“一國兩制”方針，從國家法律層面和香港自治層面不斷建立健全“一國兩制”涉港涉外法律體系與執法機制，形成有機統一的涉外反制法律合力，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與爭取國際社會支持“一國兩制”取得平衡。一是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的所謂“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取向在其對華政策與對港澳政策中的互動平衡。二是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在其國內民意中的認識發展與反應。三是中央層面與港澳特區層面在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方面如何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達到協同效應。四是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的制度建設與實施機制如何與中國對外戰略、外交政策的目標平衡。五是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與爭取國際社會支持“一國兩制”在港澳的實踐之間的平衡。
第二，美國在港澳的戰略利益、經濟商業金融利益可以牽制美國對香港的制裁。美國經濟利益集團在香港布局深厚，其在香港的投入是其布局和輻射香港、中國（內地）、大中華圈甚至亞太地區的重要前沿。他們不可能捨棄龐大的資源投入、市場空間、巨大收益和未來可期的競爭優勢，不少在港美資金融機構仍在加大投入。一是抓住美國在涉港議題上的軟肋，即美國在香港擁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存在，以指標體系或清單方式公布美國在香港的經濟利益布局，藉利益集團反施壓美國政府的香港政策。二是加強雙邊、多邊涉港外交效能，破解美國在涉港問題上的聯盟體系運作。三是推動多邊合作和宣傳，揭露美國涉港制裁或干預香港事務給其他國家利益的損害和衝擊。四是分拆美國涉港對象，游說、安撫美國在港企業和商會等經濟組織，對衝美國當局的涉港施壓行為。五是增強香港層面反制外部勢力干預和制裁的能動性，對外部勢力採取“以小見大”的精準打擊，以回應外部勢力的干預，增加外部勢力的干預成本。六是控制中國與美國在涉港議題方面鬥爭的烈度，避免陷入美國不斷設置的涉港議題陷阱，導致中國在涉港方面投入更多資源。
第三，面對美國對香港的以“去功能化”為主的“去風險”，香港應以“雙重深度融入”作為戰略選擇。中美博弈、中西方意識形態衝突導致香港與美西方良性互動的基礎條件發生了根本變化，中國崛起、美國打壓中國已經令美西方對香港的認知和定位發生了變化。美西方已經把對香港的定位從接觸中國的平台和前沿轉向遏制中國的工具和籌碼。美國對香港進行去功能化、去獨特性、去“兩制”化，以打擊香港的國際地位來削弱香港服務國家的作用和角色。無論是“脫鈎”還是“去風險”，都不改中美博弈的基調。美國整體上已經把香港和內地完全劃在一個標準裡面，香港承擔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基礎條件正在發生變化。但這並不意味著香港就要採取去美國、去英國的“去外國化”政策，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也不應理解為香港“內地化”。即便面臨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衝擊和挑戰，香港還是要實施更加開放的政策，要在維護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化，保持與美西方的互動，維護獨特性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為香港自身發展和國家發展提供功能性支撐。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項（21VMG036)、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研究”（23ZDA120）。
註釋：
①《社評：人權意識形態掛帥 美新政策挾港制華》，《明報》2019年12月13日。
②魏紅霞：“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國會涉華法案及其影響”，《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第16頁。郭永虎、暴占傑：“美國國會涉港立法活動新動態：影響與應對”，《統一戰線學研究》，2021年第3期。Scott Kennedy, Thunder Out of Congress on China, September 11, 2020。
③張建、朱曉易：“修例風波以來美國的涉港制裁：效果評估與中國的反制”，《統一戰線學研究》，2023年第1期，第62-72頁。胡婷：《美國“全政府”對華戰略中的香港政策：變化與特徵》，載《統一戰線學研究》，2020年第2期。
④張建：《美國對香港修例風波的介入：評估與影響》，《統一戰線學研究》，2020年第1期。
⑤周方舟：“美國對香港民主輸出戰略的演變”，《港澳研究》，2023年第2期，第57-58頁。
⑥王鶴亭：“‘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反外部法律介入問題探析”，《台灣研究集刊》，2022年第6期，第24頁。
⑦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2021, P8, 參見: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P24, 參見: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訪問時間：2023年9月8日】。
⑧2021 Hong Kong Policy Act Report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2021-hong-kong-policy-act-report/ （訪問時間：2023年10月10日）。
⑨張建、朱曉易：《修例風波以來美國的涉港制裁：效果評估與中國的反制》，載《統一戰線學研究》，2023年第1期。
⑩Joseph Biden, "Memorandum on Extending and Expanding Eligibility for Deferred Enforced Departure for Certain Hong Kong Residents", The White House, 參見: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3/01/26/memorandum-on-extending-and-expanding-eligibility-for-deferred-enforced-departure-for-certain-hong-kong-residents/, 【訪問時間：2023年4月21日】。
⑪“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2022, pp. 1,11,參見: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訪問時間：2023年11月14日】。
⑫中央人民政府：《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2022年7月1日，參見: http://www.gov.cn/xinwen/2022-07/01/content_5698904.htm ，【訪問時間：2023年10月14日】。
⑬黎姿、沈文輝：《論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涉港政策的特點》，載《戰略決策研究》，2021年第5期，第59頁。
⑭Anthony Blinken,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S. Department of State,參見: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訪問時間：2023年9月16日】。
⑮岳聖淞：“圖式演繹、敘事重構與冷戰後美國對華價值觀外交”，《世界經濟與政治》，2023年第4期。葉成城、王浩：“拜登政府價值觀聯盟戰略初探”，《現代國際關係》，2021年第9期。
⑯Michael Martin: CSIS: Hong Kong in 2022, February 2,2022, 參見: https://www.csis.org/analysis/hong-kong-2022 ，【訪問時間：2023年9月14日】。
⑰Foreign Affairs: "Hong Kong and the Limits of Decoupling", July 14,2021,參見: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21-07-14/hong-kong-and-limits-decoupling ，【訪問時間：2023年8月14日】。
⑱〔21〕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營商環境2022》，2021年9月27日，參見：https://www.hkeconomy.gov.hk/chs/environment/index.htm ，【訪問時間：2023年11月14日】。
⑲⑳“2022年有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按年統計調查報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22年11月，參見: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10004/att/B11100042022AN22B0100.pdf ，【訪問時間：2023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