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會者合影
邵育群
李寧
郭至君
周士新
童立群
羅祥喜
嚴安林
郭偉峰
中評社香港4月23日電/中評智庫基金會、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於2023年12月12日在中評智庫基金會香港總部會議室舉辦座談會，座談會由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嚴安林、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郭偉峰共同主持，邀請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所長邵育群、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副所長童立群、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大國外交室主任周士新、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東北亞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李寧、中評智庫基金會執行長羅祥喜、中評智庫研究員兼中評社國際新聞部主任郭至君與會。與會者圍繞亞太安全局勢與兩岸關係，各自給出了獨到的見解。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在2024年3月號以《2024年亞太安全局勢與兩岸關係展望》為題，詳細刊登了與會者的發言，文章內容如下：
嚴安林：開場白
非常高興能再次來訪香港，我們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一行這次訪港的第一站就是中評社，今天我們能夠有這個機會並就“亞太安全局勢與兩岸關係展望”這個主題共同舉辦一場思想者論壇，我覺得非常有意義，對我們來說也是個很好的交流機會，相信我們也能得到很多的啟示。下面從中美關係開始，請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所長邵育群先發言。
邵育群：舊金山峰會後對中美關係的四點觀察
2024年的中美關係要看四個方向，包括台灣島內大選的結果、地緣熱點問題的影響、以色列和中東整體安全形勢的影響以及年底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這四個因素都會對中美關係產生巨大影響。
第一點觀察，是中美雙方各自使用不同的戰略框架來應對雙邊關係。中國使用新型大國關係框架，美國則用大國競爭框架，二者互相博弈。中方明確表示不能用戰略競爭來定義中美關係，這次習近平主席和拜登總統見面時也強調，中美要管理好雙邊關係中的競爭因素，但非常明確，雙邊關係並非戰略競爭關係。我認為其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美國所謂贏得大國戰略競爭的標準是什麼？雖然美國從未公開說過，但實際上，美國能夠保證其霸權地位，就是贏得大國戰略競爭。中國要保持定力，堅持新型大國關係框架，不被拖入美國的大國競爭框架中，否則博弈輸了要走美蘇關係的老路。同時中美也要在兩個戰略框架的博弈中互相磨合，找到新的相處之道，不打仗是雙方的底線。
第二點觀察，是中美關係的競爭因素包括三部分：新興技術，治理方式以及吸引力。在新興技術方面，尤其指人工智能雲計算、新能源發展等相關的技術，其中某些技術中國處於領先地位，某些技術美國的優勢則很明顯，雙方在這些方面競爭。治理方式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全球治理，治理方式能否得到大部分國際社會的認同，能否一同使用治理方式來解決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等共同面對的實際性問題；二是國內治理，看政府的治理方式能否得到本國大部分民眾的支持。吸引力方面，用美國人的詞是“軟實力”，其實指的是此國在國際社會對其他國家的吸引程度。中方所說的競爭因素和美方所說的戰略競爭不一樣，美方認為的戰略競爭包括地緣戰略的影響力、技術以及意識形態三方面。
第三點觀察，是影響中美兩個戰略框架博弈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中美兩國各自政策效果如何，從拜登政府執政到現在的對華政策有其效果評估，中方對於對美政策也有效果評估，這些結果對於未來的政策調整有最重要的影響。二是國內民眾的支持度，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支持度受到國內民意的較大影響，中方也如此。三是其他國家的態度，包括美國盟友夥伴、地區主要國家和組織。以亞太地區為例，美國的盟友夥伴有日本、韓國、澳大利亞以及菲律賓，前三個國家明確表達了不希望中美發生衝突的願望，都通過各種方式來影響白宮決策。地區組織方面，如東盟不斷強調其中心地位不受中美競爭影響。另外，美國盟友夥伴都表明不願意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這對中美雙方戰略框架的博弈也有很大影響。美國盟友夥伴亦擔心美國國內政治未來發展情況，正為美國孤立主義上升、保護主義上升做各種各樣的準備。
最後一點觀察，我認為2024年的中美關係要看四個方向：一是台灣島內大選的結果，對於兩岸關係和中美關係的影響巨大。二是地緣熱點問題，如中國和菲律賓的南海摩擦、烏克蘭戰爭的僵局形勢等。三是以色列和中東整體安全形勢，這些問題直接關係到主要地區秩序問題，連帶全球秩序問題，因而對中美關係影響很大。當然，我們還要關注中美恢復對話機制的對話成果是否落地，比如芬太尼合作是否能夠取得實效。最後是2024年底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如今我們看到特朗普在共和黨里的聲勢還是非常高，美國國內圍繞此大選產生的內鬥非常厲害。選舉的過程和結果，都會對中美關係產生巨大影響。
嚴安林：謝謝。下面我們請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李寧發言，她主要是研究韓國和朝鮮半島。
李寧：半島形勢整體緊張 陣營化趨勢非必然
總體來看，2023年朝鮮半島的安全形勢圍繞整體相對緊張的基調上下起伏。在傳統安全方面，在中美競爭博弈的背景下，美國加大在半島的軍事干擾以期形成對華遏制，不斷提高韓美聯合軍演的強度和頻率。很多先進的機器機型、無人機、航母都在聯合軍演時出現。對此，有韓媒評論稱，韓美軍演在規模、戰略武器的投入以及訓練的比重上發生質的變化。另一方面，美國積極鼓勵尹錫悅政府向以美為首的軍事小圈子靠攏，如邀請尹錫悅參與北約峰會、G7峰會甚至主持民主峰會的議題，尹錫悅亦不負所望，非常配合美日韓軍事合作，協助美國為打造“亞洲版小北約”造勢。在美國的推動、尹錫悅政府的政治妥協下，韓日加強了安全領域的聯動，美日韓軍事合作更為緊密，等級上升。
美國期望在東北亞地區形成美日韓緊密結合以遏制中國的局面，因此積極推動韓日關係的恢復，尤其加大對韓國的施壓。尹錫悅對此也很配合，不惜無視韓國民意而政治妥協。尹錫悅以朝鮮威脅為理由，迅速完成了韓日軍情協定，為美日韓強化軍事合作掃除障礙。戴維營峰會成為美日韓合作的歷史轉折點，在韓國不擁核的前提下，美國最大滿足了韓國的安全訴求，對韓國的延伸威懾到了非常高的等級。同時，韓國正積極發展自身軍力，強調三軸體系，尹錫悅在上台之初就計劃，要投入1541億人民幣來加快研發戰鬥機、導彈、快艇、無人機、偵察衛星等，把軍事產業培養成國家戰略產業。另外，在中美競爭加劇、烏克蘭危機給中國的周邊戰略帶來不穩定性的背景之下，朝鮮在利用中美俄大國博弈的機會窗口發展自身核導力量以應對美日韓持續上升的威脅，俄朝軍事合作也讓半島的緊張形勢加劇。
在非傳統安全方面，在中美產業鏈、供應鏈競爭激烈的背景之下，中韓產業鏈、供應鏈仍保持密切經濟利益鏈條，加劇韓國企業的焦慮。技術競爭上，中國企業正在逐漸擠占韓國廠商的液晶面板生產份額，未來三年至五年，韓國液晶面板的生產可能會降低一半。三星企業也在計劃回收在華投資，在2028年回收在西安的全部投資，轉而投入美國的尖端技術生產。可見，中韓兩國的經濟下行也對經濟安全造成很大威脅。
另外，我還有兩個觀點，一是“亞太小北約”或“北約亞太化”的說法受到熱議，很多韓國學者認為不可能發生，我則認為其可能性不必糾結名字，軍事化關係會隨著美日韓關係的日益密切形成一種實質上更適應東北亞地區和具體國情的軍事形式。二是東北亞陣營化的趨勢不一定是必然的，自從朝鮮訪俄之後，大家擔心是否“美日韓對中朝俄”的陣營化趨勢會越來越明顯、對立會越來越顯著，會對周邊的安全造成非常大的威脅。我認為，雖然上述提到“亞太小北約”的可能性，但軍事對立之下，國家間的關係千絲萬縷，軍事戰略必然是最重要的一環，但彼此還有很多經濟利益聯繫、面對氣候問題的共同合作等，陣營化的趨勢並非是必然的，我們不要走到西方語境中對立的假設里。
嚴安林：謝謝李寧的發言。我看至君的發言也是和韓國有關，那麼我們就連貫一點，請至君來講。
郭至君：韓國主流智庫專家看半島與東亞安全
謝謝嚴老師。2023年9月底，我代表中評智庫基金會走訪韓國首爾多家著名國際關係和政治外交類智庫以及高校研究所，包括：韓國國立外交院、韓國國家安保戰略研究院、韓國現代峨山政策研究院、韓國統一研究院、韓國世宗研究所、韓國成均館大學中國研究所、韓國外國語大學全球戰略研究中心、首爾大學日本研究所、高麗大學政治外交系等，與11位韓國外交、安全領域的專家進行了深度訪談，並請教了他們關於當前中韓關係、東亞安全格局等熱點地緣政治問題的見解。由於這11位專家既有“知華派”，也有“知美派”，既有“進步派”，也有“保守派”，因此我覺得還是全方位地展示了當下韓國學者對中韓關係和東亞安全局勢的判斷。因此在今天的研討會上，我綜合提煉了一些他們的精華觀點，並加以我自身淺見，向各位學界前輩彙報。
首先，關於中韓關係。韓國專家普遍認為當前兩國關係處在低潮狀態，且受美國因素的制約和朝核問題的影響，仍會在未來一段時間面臨不少挑戰，但彼此之間還是存在著很廣闊的合作空間，需要互相尊重，加強溝通，化解誤會，避免不必要的爭鬥。
成均館大學中國研究所所長李熙玉認為，現在對韓中關係影響比較大的因素是中美關係，兩國如果減少來往，對中韓關係的發展不利。外交關係的最初目標就是要超越意識形態，創造共同利益、共同繁榮，中韓需要發展這一方面。不同意識形態、價值觀、制度的國家在不互相強迫的情況下實現和諧相處，他認為這種關係在未來的韓中關係中非常重要，這也可以成為兩個國家維持“初心”的新原則。
高麗大學政治外交系教授李東銑表示，中韓關係當前受到挑戰的最重要原因是朝核問題。由於利益不同，中韓之間因某種問題應該會有爭論，但如果理解並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爭鬥，兩國就能和睦相處。這對中韓關係的健康發展非常重要，雖然很難，但他認為這是可以做到的。
韓國外國語大學教授康峻榮指，現在中韓關係惡化的最大因素應該是從朝鮮核問題引申來的，在朝鮮核問題上如何看待，中韓雙方真的應該虛心、誠懇、坦率地溝通，但這方面毫無疑問是缺乏的，而這是一個中韓關係恢復的基本出發點。他相信衹要中韓可以互相尊重、加深交流，兩國關係會慢慢朝好的方向調整。
韓國國家安保戰略研究院（INSS）研究委員朴炳光認為，在中韓關係發展的道路上，韓國的這種矛盾不是集中在中韓關係的發展方面，而是會不知不覺提到朝鮮，中方也是一樣的，中國在跟韓國討論的時候，提到的更多是美國因素，雙方的這個態度也是需要變化的。他說，中韓關係的潛力很大，中方要考慮中韓之間的潛力如何利用。
韓國外國語大學全球戰略與安全研究院院長黃載皓說，韓國的外交變化太多、太快，但應該要考慮整體外交環境，雙邊關係、多邊關係都要考慮到最後。可是韓國外交的特色是這樣，很難改變，我們現在需要做的就是讓韓中關係不要再惡化，需要做好管理。
據我觀察，大部分受訪的韓國專家在講到中韓關係時都提到了“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等詞，但因為韓美同盟和中朝特殊關係，中韓雙方對彼此的理解有溫差，對彼此的期待比較高但卻在一些方面沒有充分溝通，導致誤解誤判，加劇了國民感情之間的惡化。我認為，從中方來講，在未來處理中韓關係時，需更加展現大國的實力自信和包容度，堅守底線原則，以現實主義的姿態與韓國交往，在不必要發生爭執的部分儘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第二，關於朝核問題，基本上韓方專家都對現狀表示比較悲觀，認為很難在短期內回到談判桌上。
韓國統一研究院研究員徐輔赫表示，對話的可能性和預期的期望非常有限。考慮到朝鮮現有的做法，並不意味著它已經完全關閉了與國際社會對話與合作的大門。目前需要通過多邊方式營造氛圍，重新建立與朝鮮的信任。多邊合作和韓朝合作齊頭並進是最好的，但現在看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峨山政策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員車鬥鉉說，朝鮮目前不具備擁有推進核潛艇開發的資金和技術條件。另外他認為朝鮮的核能力被大大誇大了，金正恩也開始認識到這個現實，加之中國與美國、俄羅斯一樣都是國際核不擴散體系的關鍵國家，所以金正恩並不確定中俄是否會支持，因此擱置第七次核試驗。
韓國國家安保戰略研究院研究委員朴炳光表示，短期內與朝鮮突破談判的機會不容易，不過不能完全否定，需要找到轉捩點，最關鍵的還是要看朝鮮最高領導人的態度。
韓國外國語大學教授康埈榮認為，目前幾乎沒有解套朝核問題的辦法，原來的“六方會談”等談判機制不太有效，因為朝鮮不同意談判對話，在這種情況之下需要找到新的方式。
綜上我認為，在朝核問題方面，中國還是要持續發揮對朝的獨特影響力，並與東北亞地區的核不擴散相關國家積極商討與朝鮮多邊合作的新模式。
第三，關於美日韓三國是否會在將來形成同盟，以及“亞太小北約”是否會在將來逐漸成型，韓國專家基本上認為可能性很低，且基本上都提到了韓日關係中歷史和領土問題所帶來的核心癥結。
成均館大學中國研究所所長李熙玉表示，理論上可能會有韓美日“三角安保同盟”的討論，但實際上實現起來有很多制約因素。比如，韓國國內存在負面輿論，韓日關係的歷史問題，且韓美日安全同盟如果進一步強化，有可能會導致朝中俄安全關係的強化，從而引發韓半島的緊張。
韓國光雲大學教授金希教指出，大多數韓國公民不希望半島再次爆發戰爭。因此，即使尹錫悅政府一意孤行推進與美日兩國的軍事聯盟，而忽略民眾的要求，這種推進也很可能不會持續。如果這樣，韓國民眾很可能會以前所未有的強度反抗美國在東亞的政策。
高麗大學政治外交系教授李東銑說，美日韓三國同盟可能性很低，加入多邊同盟的可能性會有一點，但韓國和日本很難建立同盟關係，而是建立了一種非正式的夥伴關係。他認為，如果中國被視為維持地區秩序現狀的穩定力量，那麼韓美日三個國家沒有必要構築“迷你北約”，因此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今後如何行動。
峨山政策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員車鬥鉉說，從長遠來看，我們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但現在他認為這種擔憂有點過度。他說，徹底排除中國，站在美國一邊，走在打敗中國的最前線不是韓國的本意。
總的來看，我認為，由於複雜的歷史和現實因素，美日韓三邊同盟或者“亞太小北約”在中短期來看都是不可能形成的，但是中方並不能忽略其中暗藏的危險性，需要積極想辦法在其中找到“破局之道”。
最後，關於東北亞陣營化對抗趨勢的問題，基本上所有的受訪韓國學者都認為長期來看正在形成這種趨勢，但由於相關六個國家的各自利益和想法不盡相同，所以中短期內不會因此發生地緣政治上“三對三”的激烈碰撞，但需謹慎防止這種格局的繼續發展。
高麗大學政治外交系教授李東銑表示，這雖然不是不可避免的，可不幸的是它正在發生。不過在這些陣營之間，他並不太擔心發生軍事衝突，因為有核武國家和地緣政治等制約因素，但必須小心管理顯而易見的風險。
韓國光雲大學教授金希教說，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擔憂的現象。他認為韓國需要採用最近由全球南方陣營提出的“積極不結盟”策略（positive non-alignment），避免國與國之間的聯盟，而是採取針對具體問題的團結策略。
韓國外國語大學教授康峻榮認為這其中中國扮演的角色很重要。他判斷中國帶頭與俄羅斯、朝鮮合作對抗美國的態勢不可能發生。因為中國是有分寸的國家、講究實際的國家，因此不可能與朝鮮一樣用這麼狹窄的思路來處理問題。
首爾大學教授南基正指出，陣營對抗還沒有完全形成，所以還存在不能展開對抗的可能性。他認為關鍵是中韓關係和中日關係，日本和韓國似乎也在尋求與中國發展這種關係。因此，中日韓三國之間的雙邊關係中可以找到防止陣營對抗的可能性。
綜上，我認為，中國方面並不想看到東北亞陣營化的態勢繼續發展，因此，中方更加需要在各種國際外交的場合或平台上積極發聲，表達中國不結盟，尋求更廣泛、更開放、更包容的多國合作的姿態，並將其落到實處，讓所謂的“陣營對抗”不具備進一步展開的條件。以上就是我的彙報，請各位前輩多多指教。
嚴安林：謝謝。我藉這個機會也補充一下，舊金山APEC峰會上我們看到中日首腦進行了正式會晤，但是中韓首腦衹有短暫交流，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很清晰的差別。另外在台灣問題上，原來韓國是非常謹慎的，但現在卻開始對台灣問題大膽地指手畫腳，可以看出這是一個非常親美的韓國政府。我們是非常擔心美日韓走向三邊同盟的，但韓國國內一些聲音似乎對此沒有很擔憂，因為他們認為一旦對華政策走向極端就會搖擺回去，但是我們擔心，已有的政策可能又全盤推翻，從頭開始嗎？這是要打上一個問號的，我覺得至君談得非常好，另外恢復中日韓領導人峰會是一個比較好的建議，現在好像也有比較好的消息傳來。下面，我們請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大國外交室主任周士新發言。
周士新：中國與東盟的安全關係
作為一個具有多樣性統一特徵的政府間地區組織，東盟雖然在2015年底就宣佈建成了以政治安全、經濟和社會文化為三大支柱的共同體，但並不意味著東盟可預見的未來會發展成為一個如歐盟般的超主權國家組織，其對地區安全形勢的影響依然有限。東南亞安全局勢長期保持穩定，但也存在一些不穩定、不確定因素，這是中國推進周邊外交的總體背景。
從歷史上看，東南亞各國自古以來互動比較頻繁，近代大多都具有被殖民的歷史，在冷戰時期分屬不同陣營，當前都面臨著完成國家現代化進程的艱巨任務。目前東南亞安全局勢總體穩定，但仍受四方面因素影響：一是美國打壓中國引發了中國激烈反應，以中美為主體的大國戰略博弈影響了地區安全格局，許多國家難選邊站隊；二是絕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在傳統安全上仍具有較強冷戰思維，現實主義和霍布斯主義邏輯根深蒂固；三是絕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在非傳統安全方面具有較強合作傾向，推動地區安全合作態勢增強，並呈現出擴溢效應；四是地區經貿一體化進程和安全議程耦合度越來越高，各國必須採取平衡措施對衝兩者對其對外戰略的影響。
目前東南亞地區安全的主要議題聚焦在四方面：一是維持地區安全機制有效性，促進地區局勢的總體穩定，目前以東盟為核心的安全多邊主義架構受到以美國為核心的雙邊同盟體系及小多邊安全集團的挑戰；二是海洋安全與經濟合作愈趨重要，成為敏感和優先議題，《南海行為準則》二讀後的情形並不樂觀，南海問題的前景並不清晰；三是跨國非傳統安全議題已經成為域內各國競合焦點，域內外國家在非傳統安全合作中形成競合態勢，復合性和機制性特徵都很明顯；四是緬甸問題已經成為地區安全的重災區，存在著暴發全面內戰的風險。
目前中國和東南亞國家關係，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是中國和東盟關係，主要是理念、原則和規範上的；二是中國和東盟國家關係，不僅有原則，而且有更多可以落實的具體項目。具體而言，可從四方面考慮：
一是從“一帶一路+”到AOIP+，中國與所有東盟國家及東盟整體都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政策文件及關於《東盟印太展望》互利合作的聯合聲明。
二是從中國—東盟自貿協定到RCEP，中國和東盟自貿協定自2001年提出，2002年開始談判，2010年開始落實，到目前已經開始落實3.0版。此外，中國與新加坡及柬埔寨還簽署了雙邊自貿協定。RCEP自2020年開始落實以來，使用效率越來越高，對促進地區一體化的作用也越來越強。
三是從擔憂選邊站隊到傾向促進共同安全，中國從未要求過東盟國家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而是希望東盟國家與其發展和美國相平衡的安全合作關係，避免這些國家最終選擇美國一邊。對此，美國比較警覺，近年來加大了對部分東盟國家的拉攏工作，雖有一定進展，但效果相對有限。在此情況下，絕大多數東盟國家避免在中美間選邊站隊的信心大幅增強，與中美在多邊合作機制下促進安全合作的傾向性大大提升了。
四是從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到共建命運共同體。中國自2013年就提出要與東盟建立命運共同體，中國和東盟在2021年9月就達成了建設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共識，成為第一個和東盟建立這一層級關係的東盟對話夥伴，並在當年11月的特別峰會上宣佈正式建立，標誌著中國和東盟關係進入了新階段。此外，中國和7個東盟國家已經或同意建設雙邊命運共同體，為中國和東盟建立命運共同體奠定了良好基礎。
我認為，總體來看，中國與東盟的安全關係在明顯提升，對東南亞安全局勢的影響力也有所增強，成為塑造有利於中國持續發展的周邊戰略環境的重要推動力。從這個角度上說，中國周邊外交還是相當成功的。
嚴安林：謝謝。我們從中美關係開始，談到東北亞、東南亞，現在又回到美國涉台政策方面。下面我們請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副所長童立群發言。
童立群：近年來台美關係的五大變化
通常講到台美關係，大家都是通過非常具體的事情來講，比如說：特朗普與蔡英文通電話、美國通過《與台灣交往法》、佩洛西“竄台”等這些重大事件。從橫向上來說，拋開這些具體事件，台美關係在近幾年有一些質的突破，它在產生一些變化，這種變化會對中美關係反過來產生比較大的影響。我認為，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的變化：
第一，台美關係機制化。近幾年，台美之間簽署了大量的協議和備忘錄，對話涉及各個領域，比如2022年簽署的“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的首批協議，它其實是一個形式上相當正式的經濟機制。台美合作的“全球合作訓練架構”，影響力也在不斷上升。在非常敏感的政治軍事領域，台美的一系列對話不但沒有停，還增加了很多，比如說印太民主會議以及關於台灣國際空間的會議等。整體來講，台灣和美國之間的經濟交流、社會互動和政治人物之間的互動其實已經構成機制化。從民進黨當局的角度來講，機制化的好處就是鼓吹台美關係“堅若磐石”。由於對美實施“一面倒”政策，民進黨當局十分擔心美國兩黨的對台政策發生重大變化，但是通過這些機制化運作，可以把台美實質關係向前推動。
第二，美國的“外交助台”新模式是台美關係當中另一個比較大的變化，這決定了在未來所有的關於台灣國際空間的問題上，都面臨著中美博弈的問題。因為不管是對台灣所謂的“邦交國”，還是對台灣參加國際社會組織，美國都會“助台”、“挺台”，美國聯合盟友幫助台灣擴大國際活動空間，這樣一個趨勢是在不斷強化的。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變化，對中國的涉台外交也形成了非常大的壓力。
第三，台美軍事關係的變化。軍事關係有幾個部分，首先就是我們一直講的對台軍售。其實從奧巴馬政府後期開始到現在，台美之間已經完全形成對台軍售常態化，另外台美之間的這樣一種軍事關係，在俄烏衝突之後，兩方軍事人員的互動和情報分享、訓練演習都在不斷地變化和深入。此外就是盟友的加入，剛才提到的“亞太版小北約”，包括韓國對台灣問題的關注，其實都是一種軍事上美國跟盟友共同來運作“台灣牌”的表現。
第四，美國國會在涉台政策當中的角色進一步凸顯。美國國會在其涉台政策中始終扮演負面角色，但是它的核心化程度越來越高，而且引領涉台議題的能力也在逐步增強。涉台立法長期的這種強硬基調，在台美關係當中起到一個非常大的作用。
第五，台灣問題國際化越來越嚴重，這與台美關係的發展是相關的。對於其他國家來講，為什麼在台灣問題上要講這麼多，或者說要做這麼多，其實他們是以美國的對台政策作為一個參照物。美國的政策等於是一個“指揮棒”，其他盟友或國家也就有樣學樣，衹是說學的程度不一樣，或者說側重面不一樣。
總的來說，我認為，其實在今後一段時間內，不管美國哪個黨派執政，美國的對華政策肯定還是會繼續投射到台灣問題上。台美關係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還是會沿著這幾個方向發展。
嚴安林：謝謝。下面請中評智庫基金會執行長羅祥喜發言。
羅祥喜：台灣政治生態巨變 兩岸關係變數增多
台灣2024選舉，賴清德低票當選，民進黨繼續執政；國民黨再次落敗，侯友宜衹取得國民黨基本盤；民眾黨異軍突起，中間選民群體不斷擴大，第三勢力的白色板塊基本成形。反映在“立委”選舉上是三黨不過半：民進黨由完全執政變為“朝小野大”，在“立法院”淪為第二大黨（51席）；國民黨成為第一大黨（52席），但也未過半（即使加上親藍的2席無黨籍）；民眾黨雖然衹有8席，但成為關鍵少數，藍綠都需要爭取合作。
就民進黨而言，雖然延續了執政權，但這個執政權的內涵已有重大變化：將由蔡英文時期的完全執政、強勢執政，變成賴清德時期的“朝小野大”的弱勢執政，若結合2022年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大敗的情況，反映的是台灣人心和民意的變化，主流民意已與民進黨漸行漸遠。
就國民黨而言，侯友宜的敗選，除了候選人個人的因素之外，敗選所反映的國民黨本身的問題更值得深刻反思。國民黨面臨的重大問題：一是國民黨的基本盤萎縮，數據顯示，侯友宜不但在南部大敗，在北部由國民黨執政的都會區也輸給賴清德；二是國民黨對青年人缺乏感召力、吸引力的問題愈趨嚴重；三是黨內整合與團結的問題依然突出：這次選舉，看似出現多年難得的團結局面，但投票結果顯示，黨內遠未整合，支持者未完全歸隊，尤其是不少傳統深藍的支持者並未把票投給侯友宜，問題不可謂不嚴重。這三個問題的背後，其實都牽涉更深層次的國民黨價值理念流失、路線偏差等問題。
從民眾黨的情況來看，台灣2024選舉，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得票率26.46%（369萬票），雖敗猶榮；政黨票部分，民眾黨得票率22.07%（304萬票），獲8席不分區“立委”，成為“立法院”第三大黨，在三黨不過半的格局下將扮演關鍵少數的角色。更為重要的是，這次選舉標誌著以年輕人及不滿藍綠的中間選民為主要支持者的民眾黨，已成為台灣新的政治板塊，而且是具有較大未來性的政治板塊。
民眾黨之所以備受台灣社會高度關注，還在於它的不確定性或不穩定性。選舉期間，因為藍白無法合作，選票分散，形同保送民進黨賴清德低票上位，讓六成希望下架民進黨或政黨輪替的民眾飲恨。選舉結束之後，民眾黨能否進一步發展壯大，包括它在“立法院”有何作為，在未來台灣的政治發展過程中有何影響，有待進一步觀察。
這種選舉結果，對未來台灣政治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台灣政黨政治將進入更加複雜的博弈競合時代，政黨之間互相制衡、利益交換、協商調和、妥協讓步將成為政治常態。在這樣的政治生態和政黨生態下，台灣未來四年的政治和政黨博弈必然更加激烈！
兩岸關係可能更凶險 但兩岸關係大勢難逆
台灣2024選舉，在藍白合作破局的情形下，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當選是意料中的事。選後各方關注的焦點是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大家的基本看法是：變數更多，不確定性更大，情勢更加嚴峻，各方的憂慮更深，因為賴清德的兩岸立場很清楚，不易改變，美國“以台制華”的政策也不會改變。
首先，賴清德處理兩岸關係能力最受質疑。賴清德當選後，各方最關注和質疑的是他處理兩岸關係的能力，擔心接下來的台海局勢演變充滿不確定性。主因有三：一是賴清德鮮明的“台獨”立場，會以何種方式處理兩岸僵局？各方存疑。二是賴清德雖然當選，但得票率太低，僅以四成的得票率（558.6萬票）當選，還有六成的選民不支持他，表明沒有得到台灣主流民意的支持，是一個弱勢領導者。三是民進黨在“立法院”也由之前的第一大黨淪為第二大黨，失去了“立法院”的主導權，難再為所欲為。但問題是，賴清德能否認清台灣的主流民意不在民進黨這邊的現實、能否認清兩岸同胞希望交流交往及走近走親的願望？如果不能認清現實，或者說一套做一套，可能把兩岸關係引向動蕩不安、覆水難收的境地。
其次，美國的干預和介入，是台灣和台海的亂源！正如美國知名台海問題專家、戴維森學院教授任雪麗（Shelley Rigger）在一場主題為“解讀台灣選舉”的線上研討會表示，她不太擔心賴清德會邁向“正式台獨”，因為他受到許多制約。她更擔心的是美國可能允許、鼓動或者施壓台灣做一些事情。賴清德有可能被美國某些人鼓動、邀請、指導去採取特定的危險行動。賴也許知道這並不符合台灣的利益，但又不能說不，就像蔡政府無法對佩洛西訪台說不。
剛從台灣觀選回美的任雪麗還說，與美方可能逼賴做危險事情並行的是，台灣島內正在發生的非常重要而真實的論調——美國不可靠。持這種論調的人說，美國開的支票資金不足以覆蓋其鼓勵台灣做的危險事情，美國的政客出於他們自己遏制或擊潰中國崛起的渴望，願意犧牲台灣。她說，台灣人並非都欣賞美國鷹派承認台灣的方式，相反很多台灣人對這種行動有強烈的反對。
任雪麗的觀察非常深刻，值得深思！其實無論是台灣還是美國都很清楚，“台獨”是一條走不通的路，知道“台獨”意味著戰爭，因此台灣沒有人喜歡戰爭，美國也未必願意捲入與中國的直接衝突或戰爭，但美國又常常說一套做一套，會以各種方式打台灣牌，目的是“以台制華”。這是美國這些年一直在做，並且不斷加碼在做的事情。事實已一再證明美國的干預和介入，是台灣和台海的亂源。
不過另一方面，基於種種現實考量，美國也不希望賴清德成為中美關係的變數，尤其在國際熱戰頻發之際不希望賴清德添亂、台海不穩。美國對賴清德的擔心，源於台灣2024選舉期間對曾自稱為“務實台獨工作者”賴清德的領先、當選機率顯然較大，擔心賴的執政引發台海緊張、衝突甚至戰爭，把美國拉下水。賴清德在選前的“憲法災難說”更讓美國擔心。賴清德當選後，儘管言論較為低調，但從美國各方釋出的種種訊息，包括美國智庫學者專家或官方半官方人士的相關言論來看，美國對賴清德的疑慮或擔心沒有減少，“疑賴論”仍未消散。
其三，大陸的對台政策不變，兩岸統一的大勢難逆。台灣2024選舉，雖然對兩岸關係的發展造成許多變數，但可以肯定的是，選舉結果不會影響大陸推進兩岸統一的決心，不會改變兩岸關係發展的大勢。大陸的對台政策取向仍然是和平統一：會堅持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對“台獨”分裂勢力或外部勢力干涉挑釁保持高度警惕，做好各種應對準備，包括採取斷然措施的準備。
綜觀兩岸及海外各種針對選後台灣政局和兩岸關係發展影響的解讀，均以悲觀、負面論調為主，普遍認為情勢可能更為複雜、更為嚴峻，朝野互鬥、政黨內鬥有增無減，兩岸關係的不確定性增加、“風險與危機”恐有增無減。但是，兩岸關係發展的主導權和主動權一直掌握在大陸一方。無論台海形勢如何變化，大陸方面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和外部勢力干涉的立場不會改變，堅定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國家統一進程的決心不會動搖。
嚴安林：謝謝羅總。下面我也發表一下自己的觀點。
嚴安林：賴清德上台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2024年1月13日，台灣地區“二合一”選舉結果不僅決定與影響未來4年台灣各方政治勢力消長與政局走向，而且將深刻影響兩岸關係。賴清德上台與民進黨繼續執政，兩岸關係可能面臨“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挑戰，“兵凶戰危”局面可能持續。但兩岸“和”與“戰”的“球”，應該是在賴清德手上，端視賴清德上台後兩岸政策是否走向“極端台獨”及其具體政策作為如何。
賴清德的“台獨”立場及其兩岸政策論述
賴清德的“台獨”立場表現有三：一是賴清德是貨真價實的“台獨工作者”。這從賴歷年來有關表態與主要觀點可見：2017年9月賴接任行政機構負責人後發表“我是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工作者，不管擔任哪個職務都不會改變”的“台獨”言論。2018年3月底，賴重申“主張台灣獨立”。可見“台獨”是賴的政治DNA，無論進行什麼樣的論述包裝，都難以改變其“台獨”本質。
二是賴或比蔡英文更加“台獨”。蔡英文的對外與兩岸政策都凸顯了“台獨”本質，但其表象一直保持“模糊性”，尤其是對兩岸關係性質和定位極為謹慎。曾宣稱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事務，但賴將兩岸關係定位為“國際關係”。蔡曾提出尊重“九二會談的歷史事實”，儘管第二任也提出“兩岸互不隸屬”、“鄰國、別國”等形同“兩國論”的概念，但蔡沒有公開說自己是“台獨”。因此賴的“台獨”思維和行動比蔡更張揚，是一以貫之的“台獨”工作者。
三是賴提出“和平保台”口號，內涵還是捍衛“台灣主權”，衹是在包裝手段上由“抗中”調整為“和平”，無非是用“和平”來包裝“台獨”，爭取選票。“保台”是重點，“抗中”還是“和平”都衹是手段。
賴清德的兩岸政策論述，包括：一是所謂“走蔡英文路線”，衹是進行策略性包裝。為的是讓美國“放心”、讓台灣民眾“安心”，爭取最大多數選票上台，“台獨”本質沒有改變。二是不放棄“四個堅持”。賴對於兩岸之間政治定位是蔡英文的“四個堅持”，即：2021年10月10日蔡英文提出的“堅持自由民主憲政體制”；“堅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堅持台灣主權不容侵犯併吞”；“堅持中華民國台灣前途，必須要遵循全體台灣人民的意志”。實質是“新版兩國論”。2023年1月18日賴再度強調：“未來我仍然會站穩四個堅持的立場，繼續蔡英文總統兩岸的路線。”三是將以“四大支柱”推進內外政策。2023年7月5日賴在美國《華爾街日報》拋出讓台海永續和平“四大支柱”，即“全面強化嚇阻”、“提升經濟安全”、“展開民主夥伴合作”、“維護兩岸現狀”，這將是其對外政策與兩岸政策的“遵循”。
決定與影響賴清德當局兩岸政策的因素
主要有：一是國民黨兩岸政策的論述。某種程度上對賴清德的政策產生部分影響。二是美方對於國民黨與賴清德的態度。有不小的影響力，但美方的立場與態度取決於中國大陸的“反獨”立場與政策力度。三是賴清德個人理念、個性及其政策團隊的論述。賴清德是對於“台獨”有個人想法的政治人物，希望通過所掌握權力推動“台獨”工作。2019年以來賴的兩岸論述及路線充滿矛盾、邏輯混亂、語焉不詳，論述能力差，但他始終沒有否認是“台獨工作者”的提法。隨著他掌握台灣地區政權機器，其鮮明“台獨”色彩或將進一步暴露。四是“獨派”壓力。民進黨內部與基本支持者、特別是“獨派”對“和平保台”論持有不同意見，認為是過於“軟弱”，不符合民進黨基本政治理念與主張。五是大陸政策立場。堅定的“反獨”立場與強大的能力，是遏制賴清德“台獨”行為的有生力量。
直面兩岸關係的國際環境呈現三大新特徵
百年大變局下，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全球格局進入大震盪、大分化、大重組與大演進時代，兩岸關係所面臨的外部國際形勢與環境較之前呈現出三大新特徵：
1.新冠疫情的嚴重衝擊。延續三年之久的世紀大疫情加速了百年大變局進程，導致全球生產鏈、供應鏈甚至價值鏈的部分斷裂，更進一步衝擊經濟全球化。百年大變局和世紀大疫情相互疊加影響，世界形勢劇烈動盪，國際秩序深刻調整。由於西方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思潮氾濫，導致經濟全球化動力大大減弱，全球由“衛生危機”、“經濟危機”演變到影響深遠的“發展危機”與“全球治理危機”。
2.俄烏衝突與美西方對俄羅斯制裁的嚴重衝擊。俄烏間爆發衝突及美西方對俄羅斯進行規模空前的制裁，為百年大變局增添了不確定性，給全球經濟尤其是能源與糧食安全、全球貿易和支付體系以至整個世界格局與秩序帶來巨大衝擊。
3.美國持續推進對華“遏壓戰略”的嚴重衝擊。包括由特朗普政府開啟、拜登政府所推進的“去風險化”政策（本質是“去中國化”）持續深化，不僅加劇中美關係緊張與亞太地緣安全風險，造就中美科技經濟脫鉤，而且加速二戰後以美國為核心的經濟全球化的大倒退，加速啟動“一個世界，兩個市場”的走向。
美國不會放棄“台灣牌”但或有所節制
1.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讓中美關係“止跌企穩”。2023年11月15日習近平與拜登在美國舊金山舉行了最高領導人會談。兩位領導人就一系列雙邊和全球問題進行了坦率而富有建設性的討論，雙方就涉及全球與地區、包括中美間潛在合作領域與存在分歧充分交換意見。會晤相當成功，扭轉了“巴厘島會晤”後因“氣球事件”觸發中美關係惡化趨勢，企穩中美關係。
2.在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台灣問題上“各說各話”。“習拜會”就台灣問題充分交換意見，有共識、有分歧。
3.美國全面武裝台灣，是中國和平統一最大的外在障礙。美國台海政策主軸完成調整，即由1979年之後“分而不獨、和而不統”，到如今的“聯合盟友、以武拒統”。美國台海政策要點與特質在於不斷虛化一中，推進“一中一台”，稀釋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內涵，如提出是“台灣關係法”、中美三個公報、“六項保證”指導下的一個中國政策，聯合盟友，通過法律護航方式，推動“台獨國際化”“台灣政權親美化”“台灣產業美國化”甚至“台灣社會意識美國化”。
4.拜登政府基於自身總統選舉考慮，或在打“台灣牌”上有所節制，但共和黨與國會的“台灣牌”不會停歇。
兩岸關係主要由四大結構性矛盾所決定
兩岸關係主要是由中國大陸綜合國力和對台政策、美國台海政策走向與台灣政治局勢和政策走向三方因素影響，其中的四大矛盾決定與影響兩岸關係走向：
1.“台獨”與反“台獨”的矛盾。這是兩岸關係中的主要矛盾，目前“反獨”力量遠遠大於“台獨”力量，這是“台獨”勢力雖比較猖獗、但卻是根本上無法實現“台獨”夢的核心原因，且“反獨”力量持續處於不斷上升之中。
2.“促統”與“拒統”的矛盾。目前“促統”力量主要由中國大陸與台港澳地區及海外主張中國統一的團體和人士，以及國際社會支持中國統一的力量所組成，“拒統”力量主要是台灣島內反對統一、疑慮統一的力量及國際上“反華”勢力構成，“促統”力量雖比“拒統”力量要大，但目前尚未取得絕對優勢地位，這也是和平統一尚未能完全實現的原因所在，但“促統”力量還在進一步集聚與纍積之中，這是兩岸統一必然實現的根本依據所在。
3.美國防範甚至阻撓兩岸統一與需要排除美國介入兩岸事務之間的矛盾，即“中美矛盾”。目前美國因素依然是兩岸統一最大的外在障礙，但隨著中美戰略互動關係的新變化，美國因素終究將會被排除，屆時兩岸統一也就水到渠成。
4.兩岸“必然統”的發展態勢與目前台灣多數民意“不願統”之間矛盾。由於目前台灣民意對於兩岸統一還存在若干不當的、甚至是錯誤認識，需通過做台灣民意的爭取與影響工作來轉變。由此觀察兩岸關係，我們可能悲觀於賴清德上台對兩岸關係的衝擊，但又樂觀於我們把握著兩岸關係的戰略主動，時間與發展趨勢在有利於統一的一邊。
2016年民進黨再度執政以來，兩岸就走上了一條走向緊張與僵持的對抗對立之路，兩岸關係在“曲折中前進”、“克難中前行”。賴清德上台，衹不過是延續此一現象，兩岸關係依然處於“徘徊依舊”、“僵持難解”階段，甚至不排除台海兩岸關係出現局部衝突與深度對抗情勢，這是因為台灣政治局勢一時難以明朗、“政權台獨化”的持續與美日為首國際“反華”勢力的阻撓，中國的完全統一應有待時日。但從較長時段看，兩岸關係融合發展、和平發展、特別是國家統一的潮流是浩浩蕩蕩，無人能阻擋！我的發言完畢。下面我們請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郭偉峰發言。
郭偉峰：中美關係的輿論大局觀
2015年9月22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席華盛頓州當地政府和美國友好團體聯合舉行的歡迎宴會時發表演講指出：正確判斷彼此戰略意圖。同美方一道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實現雙方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是中國外交政策優先方向。我們願同美方加深對彼此戰略走向、發展道路的瞭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閡，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戰略誤解誤判。我們要堅持以事實為依據，防止三人成虎，也不疑鄰盜斧，不能戴著有色眼鏡觀察對方。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如分析指出，習近平關於“修昔底德陷阱”的基本觀點是：第一，習近平認為，“修昔底德陷阱”是不成立的，是一種誇大的想像，或者是不應該存在的。這就是：“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第二，習近平認為，“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可以被人利用，可以另起爐竈，可以演變成為破壞當今國際秩序的戰略思維。第三，習近平認為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破解的。習近平不認為中美之間現在存在“修昔底德陷阱”，但是並不忽視“修昔底德陷阱”被重新構建的可能性及危害性。習近平的高明之處在於：採用預防與遏制“修昔底德陷阱”被利用的措施，用“修昔底德陷阱”的重大危害性來提醒中美兩國的執政者與智者們的注意。
中國評論通訊社將習近平關於“修昔底德陷阱”的論述定性定位為中美關係輿論大局觀，並形成輿論大方向：一是要為防止中美兩個大國產生戰略誤判而努力，中國評論通訊社採訪大量的中美問題專家學者，絕對不是為了刺激民粹獲取關注，而是要通過專家學者的卓識遠見，為減少中美彼此戰略誤判而積纍輿論的力量。二是要通過新聞輿論為破解中美關係中的偽命題、假命題出一份力。三是要促進中美之間的相互尊重，要相互尊重彼此之間的核心利益，由此促進中美關係平穩健康發展。具體而言，應該在中美關係輿論場中堅持如下立場原則：
第一，要有助於清晰判斷中美戰略意圖。必須反對逆全球化、反對中美敵意脫鈎、反對世界重新進入冷戰或熱戰，對於中美關係之間存在的戰略誤判尤為警惕。戰略誤判引發戰略衝突，戰略衝突引發戰爭衝擊，這是非常危險的。所以，在涉及中美戰略內容的新聞報導、輿論解剖等方面，要下大力氣，要有獨到見解，要能貢獻於受眾。
第二，要堅持以和為貴的顧全大局的原則立場。一直把推動中美關係克難前行、良性發展作為自己的最主要的輿論導向。即使中美關係面臨風雨交加、雷鳴電閃，以和為貴的原則立場不動搖。中美關係和則兩利，不和則雙輸，這是經過歷史驗證的道理。
第三，對美國與台灣的關係會嚴重傷害兩岸關係需保持高度警惕與關注，從顧全大局的角度出發，及時對可能發生及正在發生的危機予以告誡，這是為中美關係好，為兩岸關係好。美國與台灣的關係質變助長世界大分裂的效應不是不存在。中美最大的危機，就是直接來自美國與台灣關係的質變，一旦美國與台灣關係質變為摧毀中國核心利益的作用，中美之間的和平關係就將告一段落，戰爭必起。國家分裂已經是悲劇，世界大分裂更是人類的悲劇。
第四，對中國的對美戰略方針要有堅定的信心，要從顧全大局的高度去理解。在美方鷹派政客不斷挑釁之下，中國有很多人對中美關係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尤其對中國對美的戰略方針失去了信心。但是我們不一樣，我們相信中國對美的戰略定力是牢固的，是不會輕易搖擺的。對此必須堅持大局觀不動搖。
第五，對於中美關係的危險性要高度警惕，對美方挑釁戰爭的言行要嚴加譴責，同時對中國民間的極端民粹之言，也不可以附和。在中美兩國的輿論場中，無論是鼓吹熱戰還是冷戰，都是必須堅決反對的。“擺事實，講道理，明是非，求共識”是中國評論通訊社著力追求的輿論境界。
最後，我想強調，萬一美方不顧一切後果刻意踐踏中方的底線，突破了中方的極限，甚至企圖摧毀中國的核心利益，那麼，上述的善意原則將化為烏有，自己給自己造成的“修昔底德陷阱”就葬送了中美和平、世界和平。
嚴安林：結語
感謝郭董的發言，最後要說的就是感謝了，以往我們兩方很多的交流合作形式一定會繼續下去；以後我們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也會再思考，如何進一步加強與中評智庫基金會的合作。
（與會者部分涉及兩岸關係的發言根據2024年1月13日台灣選舉結果有所修正）
評論員簡介
嚴安林：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歷史學博士，中華戰略文化研究會理事、中國太平洋學會理事、全國台灣研究會常務理事、海峽兩岸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上海市台灣研究會會長、上海國際戰略問題研究會會長，享受國務院頒發特殊津貼，係上海市領軍人才。長期從事台灣政治、社會及海峽兩岸關係的研究，曾參與多項重要對台政策的前期研擬工作。主要論著有《台灣選舉縱橫談》、《民進黨對外關係研究》、《國際格局中的台灣問題》（合著）、《中國國民黨史》（合著）、《台灣對外關係大變局》、《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制度化理論研究》、《海峽兩岸政治談判研究》等。
邵育群：2003年獲復旦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同年進入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工作。現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所長，副研究員。兼任上海市美國學會副會長、上海市海峽兩岸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等職。主要研究方向為美國全球戰略與外交政策、中美關係、台灣問題的國際因素等。曾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和德國發展研究所（DIE）任訪問學者。多次參加中美、中日、中歐、中國東南亞涉台“二軌”對話。曾經並正在主持或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項課題，以及外交部、國台辦、民宗委、上海市相關部門委託課題多項。
童立群：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台灣問題的國際因素、涉台外交、兩岸關係、國家統一理論等。曾在德國發展研究所（DIE）和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做訪問學者。學術成果和學術評價包括：在《台灣研究》、《台灣研究集刊》、《太平洋學報》等重點刊物上發表論文數十篇，多次被《人大復印資料》轉載，多次獲得全國台灣研究會研究成果獎；主持和參與多個國家社科基金；著有《中國共產黨國家統一理論》；多年來撰寫內參百餘篇，並多次獲得有關部門採納錄用，曾獲得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決策諮詢類一等獎。
周士新：博士，副研究員，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外交政策研究所周邊外交室主任。當前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外交、中國—東盟關係、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亞太政治與經濟。2006年至2007年，作為訪問學者赴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進修；2008年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專業畢業，獲法學博士學位；2011年赴德國國際政治和安全事務研究所（SWP）做訪問學者；2018年赴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做訪問學者。
李寧：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東北亞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法學博士。2005年獲韓國政府獎學金，於韓國外國語大學國際地域大學院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2018年於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獲法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方向：韓國內政外交、美日韓同盟關係、朝鮮半島南北關係、東北亞區域安全等議題。
郭偉峰：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中國評論》月刊社長。
羅祥喜：中國評論通訊社總編輯，中評智庫基金會執行長，《中國評論》月刊總編輯。
郭至君：中國評論通訊社助理總編輯、國際新聞部主任，中評智庫基金會研究員，《中國評論》月刊總主編。香港浸會大學國際新聞專業碩士，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國際關係專業碩士，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編著有《韓國戰略與東亞安全格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