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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展望:當前國際局勢的幾點政治性評估

2016-12-12 17:19:50
  中評社北京12月12日電/特朗普贏得大選:美國已做好國家戰略調整之一切必要準備——2017展望:當前國際局勢的幾點政治性評估

  作者 王懿麟 戰略評論員

  人們對特朗普上任美國總統後的新政策有許多談論,包括美國的經濟狀況和外交所面臨的諸多問題,以及從美國的角度出發用何種方式去應對區域安全所帶來的全球性挑戰。為了更細致實用地闡明情況,我想就美國新總統的上任對這些問題所給出的反應以及由此產生的變化做出一定程度的政治性評估,並就中國應當在可以預見的世界安全穩定持續和平發展發生挑戰的全球性變化的危機面前做如何準備談幾點意見。

  (一)世界正發生改變,這點毋庸置疑,那麼現有的世界政治和經濟結構是否能夠有效應對這些新課題。眾所周知,現有經濟結構的最為發展形式是以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為主導的資本全球化,它是由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產生得來的,並且伴隨著二十世紀以來最大的地緣政治變更——蘇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崩潰,整個世界最終以令人唏噓的方式實現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經濟和貨幣體系。特別是政治形態上,將這種極具針對性的以意識形態為疆界設置的國際關係延續至今,北約就是針對冷戰而為此設置的。這個結構沒有改變,甚至加以擴大,克林頓增加了北約東擴計劃的戰略概念,小布什增加了北約的軍事指揮和應變能力,奧巴馬增加了太平洋的政治軍事力量。在此期間,美國確實在戰略上做了一些改動,但這些改動是否足夠?我們看到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等一些政權被摧毀,一些新的政府機構被重建,但這並沒有增強美國的政治軍事力量(事實上它們正在逐漸被這些戰爭所削弱),也對區域和平穩定發展毫無意義。但目前為止,美國仍沒有擺脫用舊的眼光去衡量國家與國家間的相互關係,這不僅反映在那些地緣要害國家的政治和軍事影響的爭奪上面,也同樣反映在美國現有的國內經濟和貨幣政策問題上。

  美國仍然缺乏作為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在更進方向上的轉變。誠然美國確實存在著許多問題,且並不那麼十萬火急地可以用傳統的方式來處理,但這並不意味著那些阻礙其更進發展的束縛不需要被破除。事物的發展是螺旋式向上的,並非一條直線或像圓圈那樣不斷循環,因此一些問題即便看起來相似,但其所處的位置已然發生巨大變化,正如人們已不可能拿石器時代的處理方式來解決工業時代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事實上,美國現有的經濟狀況是其更進發展方向上的問題,而不是僅僅作為一個資本主義自身經濟周期上的過渡階段,當然這一點同樣反映在了作為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政治、軍事和外交方面。

  顯然,美國需要一位新總統採取新的方式去處理這些新問題,美國需要做出改變,且在方向上做出決定(這一點至關重要,正如並非所有的文明都在自身所處的時代裡選擇了正確的發展方向,這就決定了一些文明被消亡,而另一些則崛起。美國並非無可替代,錯誤方向的決定一旦做出,其代價將是極為巨大的),而前者恰恰為特朗普贏得美國大選奠定了具有決定性意味的重要基礎。正如特朗普十一月六日在愛荷華州對希拉里所抨擊的那樣,選擇希拉里當選總統就意味著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政策將再度延續四年,美國不會有任何的改變,這一問題本身或許在大多數美國民眾看來將是災難性的。當然就特朗普作為新總統來說,雖然意味著美國已然做好了國家戰略調整之一切必要準備,但同樣意味著,無論是否出於性格上的原因,新總統對於國內和國際事務兩個領域內都掌有不遵守舊有政治規則的權柄(這為美國在國內和國際事務上的靈活性以及作為國家自身發展的戰略空間釘下了一枚楔子),而這對於美國和其他國家來說,恰恰都是項極其危險的二十一點遊戲。

  (二)無論是出於經濟合作的目的,亦或政治層面的考量,基於國家安全事務和戰略決策制定的目的,必須對那些在地緣政治上天然地具有容易引發地區衝突和不穩定要素的國家進行區域安全和政治穩定性的評估。後者不僅僅是對這些國家政權方面的穩定性評估,還應當涵蓋那些關於政策的平穩性和可延續性方面的評估。一項持久的國家間的經濟合作、互為發展和共同繁榮,必然是需要建立在一個穩定的政治版圖上(或是以政治或軍事力量謀求該政治版圖的穩定)。也正是基於此的共同認識,才能在冷戰結束以來的過去數十年來,促使那些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意識形態,甚至是那些具有歷史性仇恨國家的攜手合作——但這並非意味著世界各國隨著全球化資本的相互融合而致使衝突的危險消失殆盡。

  地緣性的政治災難往往並非突發性的, 絕大多數的政治危險和區域衝突取決於政治地理學、宗教、歷史和民族。這並非不可預測,橫跨歐亞非大陸的經濟合作願景儘管極大地吸引了國際間的關注,但那些身處地緣要害位置的國家和區域,無論是出於外部環境因素還是內部原因,政治風險最終會不斷引發出的各種新的矛盾、問題,乃至嚴重威脅到區域安全的地區衝突。在這個層面上講,特朗普宣布美國將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並非是出於經濟方面的考量,而是出自政治意願的評估。

  歷史深處於世界變革的軸心,當我們了解這個世界,就會發現地圖的疆界不是一個個靜止不變的區域,它不僅會隨著戰爭的出現和人類社會的遷徙而發生變化,大陸地殼板塊的變遷同樣會帶來地理環境乃至國家界限的更迭。地緣政治的版圖及其軸心亦非一成不變,即便是在過去卅年內,它的變化也非常大,而在當下,這種源自世界政治版圖發生重要變革的推動力確實在不斷加深。

  (三)當人們談及中國與世界時,我會說,是時候對中國在政治上有一個更清晰的自我定義。誠然,中國擁有不斷增長的軍事力量,並且出於政策機制和人口力量等方面的因素,在宏觀調控、經濟規模和發展速度上有著超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優勢,中國在經濟體量上確實變得比過去更為龐大,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特別強調的是,他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保持合作,目的是為了讓自己完全地被納入到整個的國際體系中去,而對於中國的這種出於政治意願的經濟體制上的變化,美國也曾更傾向於將中國的這種發展納入到美國的利益體系之中。但另一方面,中國仍然缺乏作為一個政治大國對世界地緣環境的敏銳,以及缺乏對於區域安全和政治穩定性的評估,僅僅是出於經濟層面的考量並以此出發發展社會經濟領域到政治和軍事領域是遠遠不夠的。中國也同樣缺乏與其他國家建立鞏固的出於共同價值(非共同利益)的關係紐帶,而想要成為國際或地域關係中的主導者(非僅僅是活躍的參與者),就必須將這種關係整合起來。

  中國的防禦安全領域正面臨著諸多潛在的危險。在亞洲,日本同中國在戰後歷史性的關係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性的徹底解決,這在很大一部分原因歸咎於美國曾經為了阻止蘇聯意識形態在亞洲的擴張,作為日本國的庇護者所推動的戰後談判,使日本作為戰敗國而言,其戰爭代價幾乎是沒有的。這就使得在日本方面看來,整個戰爭的總的結局並非是絕對的,戰爭的結束並不意味著完全的失敗,而是能夠通過其外交努力在將來的政治關係中還可以得到補救的暫時的不幸。鑒於日本過去在國聯的外交失敗(日本一九三三年三月廿七日退出國際聯盟,使日本的外交陷入孤立),使我們能夠看到日本在今天正如何積極地為自己爭取新的盟國陣營,破壞中國同周邊國家的關係或使之無效,以及在國際關係中開展各種有利於自身利益的政治活動等等。更確切地說,在戰後中日關係很長一段時期的和平發展,與其說是戰爭的完全終止,不如說是短暫的休戰,或者說是兩個戰爭中的間歇。正如克勞塞維茨在其著作《戰爭論》中所談到的,“並不是每一次戰爭都能完全解決問題和徹底結束的”,和約簽訂以後也有可能重新發起戰爭,而在這中間,日本國內的支持或是盟國的支援都有可能推動整個的局勢發生新的變化。這樣的情況,在過去的歷史中並非是沒有發生過的。

  此外,中國同朝鮮相互關係的認識也存在著重大的差異。即便中國和朝鮮在政治上相互聲稱國家友誼如鴨綠江水般長久存在,但中國政府同美國等其他國家一樣,與朝鮮的關係都是極為複雜和困難的,或者說,與朝鮮的外交關係在整個遠東地區長期以來已然成為了一個棘手問題。一方面,朝鮮是整個遠東地區最有可能爆發政治衝突和戰爭危險的地區之一,並且由於其特殊的地緣政治因素,將極大可能地促使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捲入其中。另一方面,朝鮮正處於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政治的封閉和經濟的停滯,這使得朝鮮自身所面臨的處境已經被滑向到了一個極為危險的邊緣。從長遠看,即便美國沒有像同蘇聯那樣對社會主義的朝鮮施加任何內在的影響,或是改變傳統的對朝外交政策以保持對話的方式推動朝鮮的政治體系開放,伴隨著整個外部環境的改變和國內自身狀態的發展,朝鮮所處的這種特殊的歷史階段亦很難不產生變化。但在此需要強調的是,出於政治性和民族性的極為根深蒂固的原因,朝鮮的這種變化很難由自身去解決——只有是出於歷史性的推動。

  最後我想說的是,歷史的發展是曲折向前的,在一個階段,國家間的分歧被不斷強調,而在另一個時期,則各國間的共同意願被不斷強化,前者往往對和平具有毀滅性的打擊,而後者對於建立合作和持久和平非常重要。人類共同未來的選擇必然是伴隨著對於語言、種族、宗教、版圖等疆界的不斷超越(互聯網和全球化的出現證明了這一點),而我們需要做的,是努力創建一個超越國家界限的基於共同意願的歷史和文化的定義,使其能夠成為一個地區乃至世界穩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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