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25日電/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柳金財博士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3月號發表專文《兩面刃效應下台灣選舉“抗中保台”路線意涵及其局限性》，作者認為：民進黨在2022年地方選舉中，大打“大陸牌”、“兩岸牌”，結果慘敗，造成“地方包圍中央”困境。選戰過程中“抗中保台”路線形成及作用，形塑“亡國感”及政治危機意識的集體總動員；標籤化國民黨、台灣民眾黨候選人“親中賣台”政治行為；批判國共交流；“抗中保台”被塑造成“戰爭恐懼”。這不僅擠壓泛藍政治聯盟戰線，刺激急統時間表及武統威懾行動；掩蓋地方治理本質及分化台灣公民社會凝聚與認同；兩岸關係陷入惡性循環及戰爭邊緣風險。這不僅不利於其執政，也不利於台灣安全維護。民進黨政府若要達成“和平保台”目標，必須揚棄“台獨”路線，方能克竟其功。文章內容如下：
壹、前言
2022年台灣地方選舉選戰從白熱化到落幕、檢討，民進黨政府在選戰初期及過程中一再運用“兩岸因素”、“大陸因素”等系列“抗中保台”策略，或暫停重啟“小三通”限制台商返台投票。選舉結果國民黨大贏獲致十五席，民進黨慘敗僅得五席。民進黨內精英不斷呼籲調整兩岸政策及路線，主張以“和平保台”替代“抗中保台”路線。副領導人賴清德倡議“和平保台”，但卻認為無論是“抗中保台”或“抗共保台”皆是手段，其因在於大陸未放棄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回顧2018年民進黨在地方選舉中大打“大陸牌”、“兩岸牌”及“大陸介選牌”，導致選舉結果慘遭大敗，造成“藍地方包圍綠‘中央’”困境。尤其是台北市長選舉中民進黨籍候選人姚文智，一再訴求反中路線、台灣正常“國家”運動，然卻連民進黨基本盤選票都未能守住。這樣的無效策略，民進黨政府卻仍在2022年地方選舉再試一次，這些訴諸於“抗中保台”意識形態，甚至批評競爭對手具“親中賣台”行為，倡議激進台灣“國族”主義以動員獨派基本盤，對內標籤化兩岸交流積極參與者，極盡分化台灣社會；同時也以惡化兩岸關係為代價。
前述賴清德提出“和平保台”的兩岸論述，顯然已認識到若民進黨一再倡議“抗中保台”路線，在“烏克蘭情境效應”下，基於政黨利益可能犧牲台灣安全及“國家”利益。民進黨在地方選戰中倡議“抗中保台”路線，被視為邊際效應遞減；不同於2020年“總統”大選“抗中保台”路線發揮作用。俄烏戰爭爆發促使台灣民意產生翻轉式改變，台海戰爭風險機率提高、對美國的支持台灣防衛信心下降，及希望兩岸和平對話重啟協商比例增加。
台灣地方選舉這場政治競爭，原本僅是涉及地方治理層次的選舉，卻提升至“‘國家’認同”及現代“國家”建造高層次政治認同議題。民進黨政府領導人上至蔡英文、賴清德及蘇貞昌，下至各候選人皆在選舉中，不斷倡議“抗中保台”路線以拉大所屬候選人聲量，藉此提升其選舉聲量、能見度及支持度。尤其賴清德在選戰期間造訪帛琉，宣稱“台獨”的現代意義就是“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試圖在地方選戰中“出口轉內銷”，以刺激、挑釁大陸政府的敏感政治神經強化危機動員，此勢必以惡化兩岸和平穩定關係建立為代價。
“和平保台”路線有效實施須奠立在反“台獨”基礎上。民進黨若不放棄挑釁大陸作為獲取選票極大化策略，又不放棄倡議“反中”、“仇中”及“抗中”，不廢除“公投“台獨黨綱”也不接受“九二共識”，反而宣稱“對岸鄰國”、“兩岸互不隸屬”或“務實“台獨”、“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此奠立在“抗中保台”路線下的“台獨”論述及兩岸路線，並未有進行實質轉型及調整的可能，藉此想要達成“和平保台”目標，無異是緣木求魚。
貳、選戰過程中“抗中保台”策略形成與實施
“抗中保台”效應在地方選舉及“中央”層次選舉中，效果有所差異。2024年“總統”大選，恐仍有宣稱“抗中保台”風險。民進黨在選戰後經過數度檢討，負責檢討選戰失利的召集人、前桃園市長鄭文燦對外宣稱，認定“抗中保台”被反操作成為“戰爭恐懼”，始導致選情嚴重挫敗。現民進黨欲以“和平保台”取代“抗中保台”路線，主因在於輸掉九合一地方選舉，僅贏得五席縣市長席次，形成“藍地方”包圍“綠中央”的政治態勢。
然“抗中保台”路線在2018年、2022年地方選舉中，難以發揮作用；但在2020年“總統”大選及“立法委員”選舉中，則曾發揮影響。蔡英文針對2019年初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倡議“兩制台灣方案”，公開否定“九二共識”，利用香港“反送中”運動拉升“抗中保台”聲量，最終贏得“總統”大選。展望2024年大選，若在大陸對台政策持續壓制及美國不斷採取政策拉攏台灣前提下，民進黨仍有可能重施故技。
首先，從2022年雙十節開始，民進黨的選舉策略已逐步實施“抗中保台”策略。蔡英文發表雙十演說，內容提到“中華民國”3次，“中華民國台灣”3次，提到最多的還是“台灣”總共51次。2022年“國慶”主題“守土衛國，你我同行”，宣稱是“台灣國慶日”，重申“四個堅持”，其中以堅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堅持“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未來前途”，蔡英文藉由挑戰大陸對台政策底線及紅線的兩岸論述，已開始在這場地方選舉場域中實踐“抗中保台”路線，形塑“亡國感”及政治危機意識的集體總動員，以達到選票極大化目標；但卻以傷害原本已陷入螺旋敵意惡性循環的兩岸關係為代價。
其次，標籤化國民黨、台灣民眾黨候選人“親中賣台”政治行為。民進黨不斷在選戰中影射國民黨籍及民眾黨籍縣市長參選人 ，欠缺台灣主體意識及具有親中傾向。副領導人賴清德類比台中市長候選人蔡其昌為“台灣澤倫斯基”，對抗威權獨裁俄羅斯，因蔡其昌已被大陸納入“台獨”清單名冊”人員；“行政院長”蘇貞昌則公開呼籲力挺新竹市長沈慧虹，高喊“選出來的市長不能向中國大陸招手”。
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曾自詡，擁有“抗中保台DNA”；蘇貞昌為其站台時，推崇烏克蘭首都基輔市長克里契科領導市民對抗俄羅斯，提醒台北市選民思考“需要一位怎樣的首都市長？”，影射國民黨籍候選人蔣萬安及無黨籍（泛民眾黨）副市長黃珊珊，試圖疏離民眾與藍白政黨間支持關係。
復次，把國共交流標籤化為“親中賣台”行徑。鄰近選戰期間，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曾率團訪陸，民進黨籍台中市長候選人蔡其昌及新北市長候選人林佳龍紛紛加以批評。蔡其昌批評盧秀燕市長應出面說清楚，且夏立言本身為台中市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影射其為台中與大陸接觸窗口。同時，林佳龍也宣稱國民黨作為最大反對黨，也應是忠誠於“國家”的反對黨 ，要求台北市長侯友宜勿違背民意。
國民黨則質疑陳時中在上任“衛福部長”前即去大陸，質疑陳基於醫療利益可以大喊“兩岸一家親”；但當要攫取政治利益時，則在選戰中大打“抗中保台牌”，前後立場矛盾不一。顯然，民進黨在“抗中保台”路線下操作“兩岸因素”，基於“政治正確”及意識形態需要，標籤化國民黨領導訪陸的親中傾向。
再者，塑造“中國威脅論”政治氛圍，“抗中保台”路線與兩岸對話協商目標衝突。民進黨政府一方面提出“抗中保台”路線，進行危機動員以獲取選票；另一方面，卻提出要與大陸政府進行“建設性對話”、“有意義對話”，及在“民主、對等、和平、對話”前提下展開互動，如此訴諸危機動員獲取選票及追求兩岸對話之政策目標實相互悖離。民進黨訴諸“抗中保台”路線，卻一再批判大陸對台政策及其全球治理戰略，企圖塑造“中國威脅論”及負面標籤化“中國國際形象”。這恐激化台灣主體意識與中華國族主義的衝突及交鋒，造成兩岸民眾的好感度及親善關係逐漸下降、兩岸民族主義情緒升高衝突，徒增台灣安全的風險係數。
最後，“抗中保台”在選戰中被塑造成“戰爭恐懼”。民進黨2022選舉檢討小組在第三場檢討會議中，與會者直指“抗中保台”被國民黨反操作為“戰爭恐懼”。檢討小組召集人、前桃園市長鄭文燦直言，“民進黨兩岸論述要做一些調整”。民進黨領導精英直言“抗中保台”被操作成“戰爭恐懼”，國民黨反向操作“票選民進黨、青年上戰場”。
然而，民進黨不是也操作主張兩岸交流者受中共認知戰影響、親中賣台及大賣“亡國感”嗎？足見國、民兩黨也是標籤化、污名化對方。國民黨執政時曾標籤化“台獨”與中共是同路人，現則民進黨標籤化國民黨為中共在台協力者，如此標籤化台灣社會，無疑是分化台灣社會認同及國族認同，分裂整個台灣社會有機連帶。
三、抗中保台的台灣社會基礎及國際網絡
一、抗中保台之台灣社會基礎
民進黨直至選敗，始有檢討“抗中保台”路線之聲浪。其“民主進步”意涵的“百花齊放、百花爭鳴”精神，卻淪為昔日其所批判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流於領袖“英明睿智”、“綱攬獨斷”及“一言堂”窠臼。“抗中保台”思維，不易促發兩岸和平穩定關係架構的建立。民進黨持守“抗中保台”路線，並非是台灣社會主流思維，台灣主流社會思維即是要兩岸政府恢復對話。
2022年6月“國民黨智庫‘國家’政策基金會”民調，29%的人支持國民黨主張“親美愛台”，但支持民進黨“抗中保台”者衹有11%。2022年3月“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及“台灣國際研究學會”調查，僅16.1%主張繼續“抗中保台”路線。同年1月《天下雜誌》發布民調，選擇“應與中美保持一樣的關係”比例最高(46.7%)，選擇“親美，但與中國維持和平關係”(31.1%)，選擇“親中，但與美國維持友好關係”僅6.4%。
事實上，台灣社會“抗中保台”社會基礎並未如想像中龐大。“抗中保台”社會基礎相當薄弱，普遍民意期待兩岸和平互動。2021年2月Yahoo民調顯示，針對蔡英文重申 “若北京有意化解對立，願促兩岸對話，你認為兩岸對話的機會大不大?”，民眾回答“不大”96.5%。同年3月“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及“台灣國際研究學會”民調顯示，高達77.9%支持“兩岸能夠開啟對話”。
2022年3月前述兩大國際學會調查，顯示77.3%民眾認為應維持兩岸和平關係及恢復對話。更早之前，幾乎也是高達七成以上比例希望兩岸對話。這凸顯台灣民眾高度期待兩岸對話，卻又認知到衹要民進黨政府繼續執政，要重啟對話機會非常低，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二、抗中保台之國際基礎
俄烏戰爭中美國協助烏克蘭，包括軍事奧援、經濟貸款及人道援助；並號召歐盟、北約及友好國家，運用國際多邊框架制約、經濟制裁及金融封鎖俄羅斯，但美國及北約卻一再宣稱不會出兵協防烏克蘭。美國藉由“以烏制俄”、“以烏耗俄”策略，自身卻不必陷入戰爭風暴，達成削弱俄羅斯國力目的。此種策略援引適用至兩岸及東亞區域實施“印太戰略”，藉“以台制中”、“以台耗中”，阻擾中國發展機遇及和平崛起，這反而讓兩大國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相互制約及打壓，難以真正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美國印太戰略繼續利用台灣為民主同盟，民進黨則建構抗中保台路線、聯美日抗中戰略彼此鑲嵌。美國積極拉攏台灣為其戰略棋子、馬前卒，而其“以台制中”策略碰觸大陸對台政策的底線及紅線。美國試圖武裝台灣，在印太戰略中發揮“聯台制中”、“以台耗中”效應；如同俄烏戰爭中，美國極力“聯烏抗俄”、“以烏耗俄”，以耗損俄羅斯的軍事及經濟力量。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造成大陸對台軍事圍演成為新常態。
美國參眾兩院提出的“台灣政策法案”草案，背離“一中原則”及中美聯合三公報，想藉此“武裝台灣”，與台灣形成某種形式的軍事同盟關係，這將會強化民進黨當局“倚美謀獨”、“倚武拒統”的底氣。尤其新任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可能在本年及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時，凸顯美國聯台制中路線。民進黨政府實施“抗中保台”路線及“聯美抗中”戰略，並與美國印太戰略彼此相耦合，恐致兩岸關係陷入更高度衝撞。
俄烏戰爭後，台灣已陷入一種“烏克蘭情境效應”，台灣社會呼籲應要有“避戰”方案，而非積極主動“引戰”；必須謹慎因應二十大後中共對台政策轉變，尤其是大陸對台政策強調反“台獨”及反干涉，台灣勿參與介入中美競爭。台灣也應戰略上自律自持，勿淪為美國印太戰略“以台制中”的棋子角色。因此，一旦持守“抗中保台”路線極易陷入“印太戰略”架構，從而充當遏制中國的“馬前卒”角色。
伴隨著2022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致台灣民眾降低美國協防保衛台灣信心，強化兩岸對話協商渴望；及8月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解放軍圍台軍演，台灣安全風險係數增加。11月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倡議“抗中保台”路線，進行集體動員操作“亡國感”，選舉結果印證其邊際效用遞減。民進黨若要“保台”，必須說服大陸不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但大陸已公開宣稱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並言及這是針對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
肆、“抗中保台”路線的效應及其局限性
檢視台灣政府兩岸路線更迭，因受政黨輪替、“國族”認同分歧及“國家”發展戰略選擇之影響，幾乎呈現斷裂式變更。從國民黨執政承認“九二共識”，到民進黨主政否認“九二共識”；從認同中華民族、中國人認同，到否定中國人認同，且“台獨”聲浪不斷創新高；從採取“友美和中”均衡路線，轉變至“抗中保台”、“聯美抗中”失衡戰略，這是重大政策斷裂。
這是近年來兩岸緊張對立及衝突根源，強調分離的台灣國族主義及聚焦統一的中華民族主義衝突加劇，兩岸社會敵對如螺旋上升。且隨選舉到來及競選過程更加激化，兩岸社會更陷入選舉週期性的敵意“人為加工”。民進黨所推動“抗中保台”策略，實有“雙面刃效應”。
首先，過度操作“抗中保台”路線，猶如一把“雙面刃”。民進黨籍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宣稱，對台灣人民來說“抗共保台是DNA”；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則批判民進黨政府嚴重“雙重標準”，在選舉期間大搞“抗中保台”，卻是嘴巴“抗中”然實際上保不了台，解放軍演習期間4枚飛彈飛越台灣上空，竟因日本政府公佈後台灣民眾始知真相；在兩岸問題皆是“綠能，你不能”，如在疫苗採購上指控BNT疫苗由上海代理，但卻又允許高端第二期臨床試驗由陸資公司辦理。
其次，“抗中保台”路線擠壓主張統一的泛藍政治聯盟戰線。當民進黨採取“抗中保台”路線效應越發強大，就會對統派及泛藍政治生存空間及政治主張訴求，形成一種擠壓力量，以取得對兩岸關係話語權。例如批判“九二共識”等同“一國兩制”、“台灣獨立”等於“中華民國台灣”化、“台獨”等於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透過這些概念語詞內涵的轉換，試圖邊緣化國民黨及大陸政府兩岸政策路線，致國民共三黨難以展開對話。
尤其泛綠政治聯盟領袖及政黨因台灣民粹主義飆漲而興起，善於利用民粹主義力量壓縮統派的生存空間及話語權，藉由不對等的資訊抹紅（親中賣台）、抹 黑（黑金派系政治），及藉機販賣“芒果乾”（“亡國感”），經由政治集體動員及危機意識輸入，壓縮對台灣未來多元化主張，形塑單一具台灣圖騰象徵國族主義。此勢必形成中國現代國家建造與台灣“國族”主義建構目標衝突，悖離國家完全統一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中國夢”實踐。
復次，“抗中保台”路線刺激急統時間表及武統威懾行動。激進獨派甚至倡議“獨立公投”或推動“台灣正名運動”，反而刺激大陸政府採取“以法制法”方式，反對及遏制“台獨”，引發兩岸緊張對立衝突。中共已在黨章中明確納入“一國兩制”及反對及遏制“台獨”。採取“抗中保台”路線，不僅難以真正達到“保台”目標，反而因被解讀為推動“急獨時間表”，更將招致大陸反制。
再者，“抗中保台”掩蓋地方治理本質及分化台灣公民社會凝聚與認同。2022年台灣九合一選舉一如2018年地方大選般，再度瀰漫“大陸因素”、“兩岸因素”對選舉介入影響。執政的民進黨不斷訴求“抗中保台”路線，宣稱“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兩岸互不隸屬”，攻擊對手黨候選人與大陸關係過從甚密，影射其“親中賣台”行徑、是“中共在台協力者”，將原本地方選舉及治理議題，上升至國族認同及統獨選擇。
同時，“抗中保台”路線也會分化共同體凝聚及認同。在強化台灣認同之時，也增加共同體內部分化；在提升對“中華民國”認同時，也提升“台獨”支持比例；在促進與美日關係時，卻以惡化兩岸關係及國際空間萎縮、“邦交國”流失為代價。尤其政黨間、人我間及社會群體間，彼此互相“標籤化”及“污名化”頗為嚴重，導致命運共同體的“我群意識”難建，內部充滿猜忌及質疑，充斥著“親中賣台”、“中共在地協力者”、“兩岸權貴資本主義”質疑，促發公民社會內部疏離、認同分歧。
最後，兩岸關係陷入惡性循環及戰爭邊緣風險。“抗中保台”路線極易將台灣推向戰爭邊緣。賴清德為尋求蔡英文對其參選2024年黨內“總統”初選支持，一再宣稱支持蔡英文及其兩岸路線，支持其維持兩岸現狀主張、兩岸互不隸屬論，否定“九二共識”存在，界定“九二共識”是“一國兩制”。無庸置疑，蔡英文的兩岸路線從“維持現狀”，到主張“對岸鄰國論”、“新兩國論”，因此“抗中保台”路線，不但無法“抗中”，而且易把台灣推向戰爭邊緣，成為中美競爭對抗下的犧牲品。
相對於蔡英文兩岸論述及憲政改造，賴清德更趨近激進保守傳統“台獨”論述。賴清德提出“務實“台獨”主張，宣稱“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蔡英文兩岸論述從維持現狀，到“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最終“維持現狀”等同於“兩岸互不隸屬論”。這與前領導人李登輝於1999年所倡議“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如出一轍；且蔡英文在憲政改造方面較無變動“憲法”增修條文前言“因應‘國家’統一前需要”之意圖。
賴清德所倡議“務實“台獨”，宣稱台灣已經“獨立”、不必宣布“獨立”和變更“國號”、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及“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其實比蔡英文更脫離“維持現狀”主張。尤其賴清德與獨派基本教義派關係密切，甚至獨派大佬公開呼籲蔡英文僅做一任，讓號稱“台獨”“金孫”的賴清德上任；賴在憲政改造中主張制憲，提出制憲時刻已到來，要擺脫“一個中國”及“一中體制”的憲政架構。
伍、結論
2023年來臨之際，民進黨政府送給台青年一份“難以承受的重”之新年禮物：即服兵役時間將於2024年起由4個月延長至一年，為台海可能發生戰事做準備。自蔡英文就任以來，不僅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兩岸一中”；更是宣稱“對岸鄰國”、“兩岸互不隸屬”。同時，倡議“抗中保台”路線及“聯美抗中”戰略，與美國印太戰略相連結。無疑地，這將刺激大陸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致兩岸關係惡性循環、敵意螺旋上升。
民進黨若想達成“和平保台”目的必須公開宣稱“棄獨”，理應處理黨內“一黨綱兩決議文”所揭櫫國家目標衝突。《公投“台獨黨綱”》揭櫫以公民投票程序，建立“台灣共和國”目標；《台灣前途決議文》揭示依據“憲法”，“中華民國”為台澎金馬之“國號”；《正常‘國家’決議文》倡議公投制新憲，以台灣名義參與聯合國及台灣“正名”。直言之，賴清德若想贏得台灣領導人大選，兩岸政策就要採取中間路線，以利選票極大化目標。
民進黨倡議“抗中保台”路線，不僅不利於永續執政，也不利於台灣安全維護及國際空間拓展。蔡英文公開否認 “九二共識”、不接受“一國兩制”，倡議“抗中保台”路線，宣稱“大陸別國論”、“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論”，兩岸關係陷入惡性循環。
“抗中保台”路線，難以獲致“保台”目標，唯有調整“務實“台獨”、“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說法，方能避免給予外界持激進“台獨”路線之刻板印象。“和平保台”路線才是民進黨長期執政基礎，“抗中保台”路線不僅不利於永續執政，也不利於台灣安全維護。民進黨政府若要達成“和平保台”目標，必須揚棄“台獨”路線，方能克竟其功。台灣社會因持守“抗中保台”路線實已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及得不償失；各政黨不應基於不當政治動機，恣意地操作“兩岸因素”而獲取政治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