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台聯會長汪毅夫（中評社 臧涵攝）
全國台聯會長汪毅夫接受中評社獨家專訪。（中評社 臧涵攝）
中評社中國新聞中心主任林艷訪問全國台聯汪毅夫會長（中評社 臧涵攝）
汪毅夫贈送中評社記者著作《台聯工作的學術風2016》（中評社 臧涵攝）
汪毅夫接受中評社記者訪問談對台工作背後心路歷程。（中評社 臧涵攝）
汪毅夫回憶曾祖父汪春源的故事。（中評社 臧涵攝）
中評社北京3月29日電（記者 林艷）全國台聯會長汪毅夫日前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漫談了他的學術經歷和從事對台工作背後的故事。汪毅夫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十八大以來對台工作論述的話語創新為兩岸關係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他對兩岸關係充滿信心。同時，他也認為祖國的統一是可見的目標，而不僅是可預見的目標。
以下是中評社記者與汪毅夫對話的具體內容：
從事對台工作來自家族的影響
中評社記者：汪會長的曾祖父汪春源是台灣最後一位進士，被譽為“公車上書”第一人，其“公車上書”的故事也被載入史册，曾多次在不同場合聽您回憶起您的曾祖父。您也曾多次回到台南祖籍尋根，這段尋根的歷程有哪些令您特別觸動的難忘故事？
汪毅夫：我曾祖父的妹妹汪攀嫁到彰化名門吳家。在彰化吳家的戶籍眷本里，汪攀的父親也就是我的高祖父汪翁牛的“職業”欄里寫的是“業農”。汪家從曾祖父汪春源開始才是“書香門第”。
按照家族傳說，汪家祖上是明代從福建南安移居台灣台南的，世代業農，家族未有家譜或族譜留傳，但“汪翁牛”之名顯然很有泥土氣息。曾祖父在南安等地的汪氏族譜上都找不到“翁”或“牛”的輩份聯結，因而寄籍為龍溪人。曾祖父有時自稱“泉垣進士”、“南邑進士”，或者“龍溪進士”。
曾祖父的師友許南英進士、丘逢甲進士在返回大陸定居時也遭遇了尋找祖地的艱難。我在《台灣近代詩人在福建》（1998）之《南飛三匝尚無依 做客如僧暫掛單》一節里曾記其事。
曾祖父的書信有“龍王廟諸侄安好”的問候語，由此可以推知汪家老宅在台南龍王廟近旁（其地舊名柱仔行）。看台南老地圖，龍王廟街已無龍王廟，現在則連龍王廟街也不複存在。我幾次到台南都要到柱仔行一帶徘徊久之，尋找回到汪家老宅的感覺。
中評社記者：可否談談，您的先輩對您從事對台工作的影響？
汪毅夫：1895年4月17日（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延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按照約定，條約文本經雙方皇上蓋印後，於5月8日（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換約生效。1895年4月28日（農歷四月初四日），曾祖父汪春源同另外兩位在京參加“光緒二十年（1895）甲午恩科”會試的台灣舉人黃秀蕙、黃宗鼎，“取具”台灣京官葉題雁、李清琦“印結”，向都察院上書，抵制割台之議。汪春源在為許南英《窺園留草》作序時說的“割台禍起，春源以公車上書”指的正是此舉（“公車”是舉人的代名詞）。當時也在京參加會試的康有為眼見“台灣舉人，垂涕而請命，莫不哀之。時以為士氣可用，乃於一日二夜成萬言書”（《康南海先生自訂年譜》），由此發起有18省舉人參與的“公車上書”（但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因傳來光緒帝已在《馬關條約》上“用璽”即蓋印的消息而中止，並未走上街頭）。祖父汪受田（藝農）是前清秀才，他於1945年在國民黨中央直屬台灣黨部主編的《台灣研究季刊》上發表《文化上的消毒運動》和《台胞對於政府的希望》，倡言肅清日據台灣當局的留毒、給台胞參政的機會，我的叔叔汪慕恒教授曾擔任兩屆全國政協委員，並曾在政協大會上發言，批評官員貪腐之風、呼籲保護台商利益。我的堂弟汪舟是首批赴台採訪的大陸記者之一、從事對台讀物的編輯出版30餘年，其工作辛勤而出色。我和我的前輩、同輩一樣，是基於維護主權和領土統一的民族大義和愛國愛鄉熱忱用心用力、建言發聲的。
中評社記者：回顧對台一線工作這麼多年，您最大的感受是什麼？您如何看待當前兩岸關係發展前景？
汪毅夫：對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前景，我從來抱持滿滿的信心，我已年近70，但我樂觀地認為，祖國的和平統一不僅是可以預見的目標，而且是可見的目標。我記得，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先生逝世的消息傳到台灣，社會輿論鹹表哀悼和欽敬。鄧小平先生是兩岸同胞共同景仰的一代偉人，“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有功於香港、澳門的回歸，也有助於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和平統一。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先生逐漸成為中共的核心、中共中央的核心，也逐漸成為兩岸同胞共同服膺的人物。他的對台工作新論述，已經開啟了對台工作的新局面。習近平先生及和他的對台工作論述，是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充分必要條件。
話語創新開創新局面 做個段子手
中評社記者：您在中評網上開辟“汪爺爺講故事”系列，分享您在戰後台灣政治史研究中發現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在台灣島內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我們也注意到您在兩岸的不同場合講話，都很喜歡講故事、講歷史，是什麼樣的機緣巧合讓您開始愛上了講故事？
汪毅夫：作為學者，我喜歡高頭講章、長篇大論，我發表過近2萬字的文章而沾沾自喜、津津樂道。我注意到，習近平先生的對台工作論述有一個創新話語的體系，“心靈契合”、“骨肉天親”、“兩岸一家親”等等簡明而深入民心。受此感召，我要求自己“用台灣人民可以接受的語言和方式”來追求對台工作的實效。我到全國台聯工作以來，赴島內成功大學、台南大學、長榮大學、中山大學、屏東大學、雲林科技大學、輔英科技大學、銘傳大學、澎湖大學、金門大學等10餘所高校做學術演講，也在北京、廈門、鄭州等地為台灣大學、台灣政治大學等10餘所台灣高校師生做學術演講。主要講題是台灣史。我的演講不設政治立場，只追求再現歷史的真實和真實的歷史。另一方面，我也寫小文章，講小道理，希望自己也能成為“段子手”。2017年1月至今，我寫了《“她”字和“牠”字》、《為王天強的“問題”辯白》、《歷史留痕：老兵返鄉的故事》、《“我是中國人”的光榮證書——日據日期台灣同胞“回復國籍”的故事》、《大陸台生的“阿公阿嬤”》、《在河南講台灣故事》、《二.二八別動隊隊員的人生高度》、《關於“兩岸族”的百年故事》、《台胞林惠祥教授的故事》、《台灣洪氏父子與北京大學》、《二二八的親情記憶—兩岸同胞互助友愛的故事》、《齊如山先生在台灣》、《光緒帝與台灣廟宇》、《台灣西學堂的故事》等10餘篇文章，頗受網友關注。
做研究不求轟動效應 重視史料研究價值
中評社記者：您對閩台文化有著長期而深入的研究，也有很多相關的著作，比如《閩台婦女史研究》等，在這些著作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是，用史料說話。收集大量的史料，尤其是一手史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為什麼會堅持這樣的研究方式？
汪毅夫：做學問的人不免受到某種學派的影響。尤其是做歷史研究，經常會有各種各樣的學派。比如，傅斯年先生很注重史料，有人說他是“史料學派”。史料就是歷史，史料就是史學。我服膺於他的學說，也受到“史料學派”的影響。
我對史料的重視甚至到了什麼程度呢？比如說，我有一篇文章《閩台冥婚舊俗之研究》，幾乎沒有太多評論，就是把史料編排起來。有人會問，你這也算論文嗎？我說：為什麼不算？你要知道，一番收集和剪裁的功夫，我的意見已經存在其中了，我已經勾勒出了一條歷史線索。
廈門大學陳支平教授為我的《閩台婦女史研究》做完序以後講：你的這本書可能要“寂寞”一段時間，但我相信它以後一定是一本很重要的歷史書。我聽完後很高興，因為我們做研究不要求轟動效應，但最後會有人認識到它的價值，這樣就可以了。我從過去到現在一直很重視史料，只是現在把大文章改成小文章，仍然重視史料。
我希望我的小文章能夠在對台工作中發揮實際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