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高研院副教授、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一戰線高端智庫駐站研究員田飛龍（中評社資料圖）
中評社香港4月20日電（記者 蘭忠偉）美英法聯軍對敘利亞發起空襲後，一時引起全球關注。17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高研院副教授、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一戰線高端智庫駐站研究員田飛龍接受中評社記者採訪時表示，美國單方面對主權國家發動空襲，不僅違背了國際法，也違背了刑法上無罪推定的法治原則，這對於國際法的秩序和法治的一般觀念和法治信仰的破壞是非常嚴重的。次危機管控中聯合國機制及大國協調機制均面臨結構性失敗風險，敘利亞很可能成為世界大戰的策源地或是導火索，進而爆發世界大戰，這是極端情形。即便局勢受到一定控制，敘利亞也會為中東和平發展的長久隱患，成為“准巴爾幹”式風險地帶。
田飛龍指出，美國此次對敘利亞的打擊，與特朗普中期的選舉，以及特朗普在選舉時對選民的承諾都有關係。一個基本邏輯就是美國用軍事力量破壞了其它地區的和平發展環境，那麼國際資本會為了安全考量更多地回流美國，進而刺激美國的經濟更加繁榮。因此本次空襲對特朗普而言是一個很大的考量，需要精致功利地計算，即如何用最小的風險和最小的軍事投入，換取最大的國際資本回流美國，換取美國經濟增長，以及選民的支持。
田飛龍認為要對特朗普過去商人的定性進行重新評估。他表示，特朗普不僅僅是一個商人，還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對美國的國家利益以及美國優先、美國至上的觀念非常強，因此不能僅僅從商人的經濟理性角度去理解他，還要從民族主義者的激情、情懷、理想的角度去理解他。同時，特朗普還深處接受美國建制框架規訓的處境和角色，“要從這些方面去重新評估特朗普，將來應對中美關係才能把握住理性有效的前提。”
美國雙重違憲 嚴重破壞法治
田飛龍對中評社表示，第一個方面，二戰後國際格局演變至今聯合國安全治理的秩序已經面臨衰落無論是美國推動的制裁案還是事後俄羅斯推動的譴責案，在安理會的投票中都未能通過，等於安理會的大國協調和共識行動的機制已經歸於失效不太可能在聯合國的框架下繼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制度失效導致地區和平重新陷入“實力均衡”的自然狀態，依賴“機遇”和“強力”來維持脆弱、短暫的表面和平。
田飛龍說，此次對敘利亞的空襲事件，正是以美國為主的大國列強在敘利亞問題上以單方面行動為主，包括糾集自己的盟友，因此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聯合國框架下全球治理模式的失敗。用何種模式去彌補這一漏洞，重建共識及新制度，目前尚不明朗。
“第二就是美方單邊主義的霸權行為，在邏輯和力量展示方式上一如既往。”田飛龍指出，此次美國以“化學武器”、“人道主義干預”為基本的證據和借口對敘利亞進行打擊，但是事先又沒有有力的證據展現給世人，也未獲得聯合國授權，這就容易讓我們想起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一場“莫須有”名義下的戰爭，當時美國也是單方面去打擊一個主權國家。美國可以做假想式的打擊，只要美國認為有化學武器傷害平民或構成對地區穩定的威脅，就可以進行有罪推定。這不僅違背了國際法，也違背了刑法上無罪推定的法治原則，這對於國際法的秩序和法治的一般觀念和法治信仰的破壞是非常嚴重的。當代國際法秩序有賴於美國的創制及模仿遵守，但美國的單邊行為卻背道而馳，一次次地貌似以“自然法”（人道原則）凌駕和破壞“實證法”（主權原則），而且未遵循必要的“正當程序”。參與行動的只有美英法三國，違背國際法是肯定的，在各自國內法上也存在未經議會授權的違憲嫌疑，國內反對派及輿論有激烈的爭論和質詢，從而構成國際與國內層面的“雙重違憲”。這種“雙重違憲”也折射出美英法各自的憲制秩序的結構性危機，折射出“行政權”一權獨大的結構失衡趨勢。
田飛龍續指，第三個方面，敘利亞成為美俄地緣政治勢力範圍重構的交叉之地，爭奪異常激烈。俄羅斯在敘利亞投入了大量的軍事力量，有了鮮明的立場，而美國也有支持的反對派以及相關利益者，包括要支持以色列在中東地區安全秩序的重建。所以敘利亞是一個錯綜複雜的火藥桶，涉及到美俄之間持續衝突的可能性。在美俄的直接衝突面前，中國更像“孤立主義時代”的美國，但無論是“一帶一路”的戰略利益，還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國倫理責任，中國都無法獨善其身。而且敘利亞問題不是孤立的，是與中美的全球性權力競爭與博弈相關的，是龐大棋局的一個角落。
敘利亞很可能成為世界大戰的策源地或是導火索
田飛龍分析，此次危機管控中的聯合國機制與大國協調機制均面臨結構性失敗的風險，敘利亞很可能成為世界大戰的策源地或是導火索，擴大衝突就可能爆發世界大戰。即便局勢受到一定控制，敘利亞也會為中東和平發展埋下長久的隱患，牽連各方，不時發生衝突對抗。而且由於大國勢力均衡爭奪，敘利亞只能是一個競技平台與代理人角鬥場，無法自主命運。在大國列強的衝突競爭中，普通國家的主權必然是殘缺的，和平也是他者給定的。
他表示，此次美英法既沒有得到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也沒有得到本國議會的授權，而是在雙重違憲的條件下由行政首腦發動的單方面衝擊行為。
“現在英國和美國的議會都在質疑政府單方面的行動，沒有獲得議會的授權。所以此次美英法的行動固然有利於維護它們自身的地緣政治利益，包括美俄勢力範圍的爭奪，但是本身在法律和程序上都是違法的，即違反國際法和本國憲法，而且破壞了關於法治的一般原理。”田飛龍對中評社說。
未來一段時間，中東地區的衝突是否會加劇？美俄之間的關係是否又會繼續惡化？田飛龍認為，中東的局勢必然會加劇不安，這其中還包含以色列因素。“有些比較權威的分析認為，以色列在推動美英法的空襲方面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因為以色列在中東地區是非常突兀及孤立的政治存在，幾十年一直謀求鞏固自己的安全秩序和環境，甚至要在中東地區樹立自己的主導權。以色列雖是地理上與地緣上的小國，但猶太人勢力強大，有一顆非常高傲的心靈，對美國政治秩序的塑造與影響力極大，對世界金融與傳媒的控制力極強。因其宗教與政治原因，以色列無法與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和平相處，試圖謀求一種獨霸式的絕對安全。”
田飛龍說，中東地區歷來是由伊斯蘭世界和阿拉伯國家主導的一個區域，所以與以色列之間的衝突不斷產生。此次敘利亞的空襲也有以色列的影響因素，再加上伊斯蘭國問題、庫爾德問題、土耳其問題、伊拉克和伊朗的問題，使得中東地區具備了一戰前巴爾幹半島即世界大戰火藥桶的基本要素。這就要考驗利益關聯各方的行動，如果稍有不謹慎，就有可能點燃火藥桶，演變為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由薩拉熱窩事件觸發的，所以本次敘利亞的導彈空襲會否成為新的薩拉熱窩事件，尤其在聯合國機制失效的情況下，大國應該負起維護和平的基本責任，而不是任意地去發動戰爭，讓人權和人民生命財產遭受遇到重大損害。”田飛龍說。
田飛龍亦指出，中東有“巴爾幹化”的趨勢和性質，大國要負責任地防止這種巴爾幹化，防止局部衝突成為新的薩拉熱窩事件。
中評社：在和平年代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高嗎？
田飛龍：應該說不能排除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但是形式和度會受到一定的制約，原因就是現在是一個核武器相互平衡的時代，核大國直接掌握著相互決定性毀滅對方的能力，因此不會達到使用核武器的層次，但是可能還是要在常規武器範圍內出現戰爭。即便在常規武器範圍內，由於美俄都是軍事強國，所以戰爭規模和影響都是難以預料的。雙方都有些害怕真的打起來，但如果把控不當，也就退無可退了，世界歷史常有這樣的悲劇。
中評社：您覺得美國發動此次空襲，還有哪些意圖？
田飛龍：我覺得從美國此次的空襲，以及後續的表態來看，也是在比較謹慎地拿捏分寸，既向盟友和國際社會顯示說打就打的決心和力量，同時又防止矛盾衝突升級令自己深陷中東。美國還有其它方面的利益要考慮，比如貿易戰，或者打台灣牌限制中國，美國不希望在中東陷得太深，但是又不希望沒有存在感。所以美國也怕打大戰，讓中國趁勢將台灣收回。美國也有全球多個戰略基本盤相互平衡的壓力，多點牽制，並不能真正地一意孤行。
另外，美國這一次對敘利亞的打擊，與特朗普中期的選舉，以及特朗普在選舉時對選民的製造業復興、增加就業、美國經濟繁榮的承諾都有關係。一個基本邏輯就是美國用軍事力量破壞了其它地方的和平發展環境，那麼國際資本會為了安全考量更多地回流美國，這樣反而會刺激美國的經濟繁榮。因此對特朗普而言是一個很大的考量，即如何用最小的風險和最小的軍事投入，換取最大的國際資本回流美國，換取美國經濟增長，以及選民的支持。
當然，美國在全球戰略中，重心依然在亞太和中國，在中東地區美國需要繼續存在，並且有以色列這樣的盟友。但是還有一個變量就是俄羅斯，事實上俄羅斯已經連續地受到美國的羞辱，俄羅斯是否會繼續忍氣吞聲，還是會以某種方式去反擊，這也不是特朗普完全能夠搞定的。北極熊的基本性格是，可以堅忍待機，匍匐忍讓，一旦反彈則必然給出致命一擊，抓傷根本。所以國際政治上的你來我往，都會有一些意外事件的發生，需要繼續觀察。
中評社：過去我們常常以商人特性定性特朗普，很多人甚至認為他是“老瘋子”，現在是否要對特朗普的定性做一個調整和轉變嗎？我們又需要怎麼去評價當下的中美關係呢？
田飛龍：中國對特朗普有長期的誤判，因為他是商人出身，就想當然認為他會和商人一樣有靈活理性的思考。我認為從特朗普早期做生意的藝術，以及他參加電視訪談時談對貿易戰和美國政治、世界秩序的理解，就能看出特朗普不僅僅是一個商人，還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對美國的國家利益以及美國優先、美國至上的觀念非常強，所以不能僅僅從商人的經濟理性角度去理解他，還要從民族主義者的激情、情懷、理想的角度去理解他。
特朗普說的“美國夢”和“再次復興”都不是商人的思考，這是他內心中真實的想法。，因此在這樣的條件下，中方必須要將特朗普視為民族主義者對待，看做是一個對國家利益頑固堅持和擴大的政治家，從而修正原來對他比較單調的商人定性，別以為只要和他做生意就能夠搞定。特朗普的雙重性格，商人和民族主義者，我們都需要去辨識和更加全面地把握。
另外，特朗普也深處美國建制化的環境中，受到內部持續的規訓壓力。特朗普在美國建制集團內部逐步被規訓，逐步加深政治學習與利益交換，尤其選舉之後也需要對既得利益集團進行妥協和接受各種建制性的“潛規則”與通行文化規範。美國在全球有複雜多變的利益格局，要承諾保護多方利益，也深陷多方利益之中，不能夠簡單率性地說撤就撤，比如中東，比如TPP，比如氣候協定等。這樣我們就不難判斷特朗普不是完全任性的行為，也是受到美國建制框架既得利益集團的規訓和妥協，達到了一個動態平衡點。所以從美國的利益集團的結構和角度去理解特朗普，他既有個人身上民族主義者的性格，又有接受美國建制框架規訓的處境和角色，要從這些方面去重新評估特朗普，將來應對中美關係才會獲得理性有效的前提。
總之，在全球博弈棋局上，敘利亞危機與貿易戰正好構成美國對中俄同時出手加以遏制的“雙幕劇”。正因如此，美國也需要面對自身實力下降以及更主要的“恐中”情結的現實，不可能在敘利亞戰場投入太多，否則可能重演一戰、二戰之歐洲衰落而美國決勝的歷史，只是決勝者要換成中國。所以，美國一定會繼續玩在中俄之間的平衡木遊戲，但其重心肯定在亞太和中國，所以敘利亞導彈襲擊硝煙未盡，化武疑雲未消，而針對中興通訊的供應鏈絕殺已然啟動，貿易戰再度升級。“新時代”是一個“大時代”，一個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並軌推進的“新軸心時代”。貿易戰是這一大時代秩序形成中無可回避的“分娩之痛”，卻也是“新生之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