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15日電（作者 金九泛）在十月十號的“中華民國國慶日”上，蔡英文指出這一天，不只要共同慶祝，更要一起思考“國家的未來”。筆者認為蔡英文於“國慶”的講話中譜畫出了台灣在未來的兩年、甚至是六年的“外交”戰略框架。一個戰略框架簡單來說包含兩個部分。一是目標：在列出主要利益與威脅的基礎上，提出保護安全與利益的核心目標。二是手段：列出運用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等資源來達成這些目標的方法。筆者將蔡英文所提出的這一新的“外交”戰略稱為“燈塔外交”。
蔡英文發表“國慶”演說時台灣正處於一個國際情勢考驗台灣、內部局勢考驗民進黨的背景下。從外部局勢來講，兩年內丟掉了五個“邦交國”使得蔡英文陷入“外交”危機。美國與中國進行貿易戰而衝擊全球經濟，同時對台灣地區的政治、軍事支持的力度加大。對岸內部的政治變化以及兩岸關係自蔡英文上任後的不斷下滑。從內部局勢變化來講，島內臨近縣市長選舉，蔡英文卻支持率低迷，非民進黨的候選人柯文哲與韓國瑜分別在台北市與高雄市領先。在這樣的背景下，對外關係成了這次雙十演說的核心。筆者認為，除了因內政狀況不佳及支持率底的前提下，鼓吹大陸的威脅在對外政策上做文章有益於年底縣市長選舉的選情，更重要的是蔡英文想對國際觀眾，特別是美國，表明其戰略意圖與實施方法。
“燈塔外交”的外交大戰略
蔡英文指控“中國單方面的文攻武嚇和外交打壓，不但傷害了兩岸關係，更嚴重挑戰了台海和平穩定的現狀”，直接點名對岸作為威脅的來源。在這基礎上，蔡英文列出了台灣的三個核心目標：安全與獨立自主、獲得國際地位、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此三者一方面看似與其它政體的發展目標大同小異，另一方面，蔡英文稱在面對打壓時，要以“沉著的態度化解壓力，冷靜地尋找生存的利基”，以”求穩、應變、進步”三個精神應對，表面上似乎採取的是“維持現狀”的老基調。然而筆者認為，蔡英文提出的三項目標的內涵與達成手段標誌著台灣在兩岸關係的立場以及對外政策上採取的手段將出現根本性的變化。即，台灣放棄了與大陸和平共處的可能性，要在“外交”上採取主動的姿勢，以對抗性的立場處理兩岸關係。
這個戰略的實施路徑與安倍於2013年所推行的“價值觀外交”相似：以共同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制定“外交”政策。蔡英文要將台灣打造成在亞洲擁護與輻射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的“燈塔”。蔡英文稱 “台灣就是一個燈塔。我們的民主轉型，不僅照亮了自己曾經走過的黑暗，也為所有追求民主的人們，提供了暗夜中的光芒。所以，在香港、在中國大陸，以及在世界上各個角落，追求民主的朋友，請往台灣的方向看過來。台灣的民主，會照亮世界！”。西方國家對台灣進行政治投資並期待台灣作為大陸政治轉型的支點已經有一定歷史。特別是在兩會之後，西方國家內部的擁華派消減、反華派得勢的背景下，台灣以意識形態與價值觀拉取周邊與西方國家集團在經濟、政治與安全上支持的“燈塔外交”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首先，台灣達成安全與獨立自主的方式就是建構“台灣在國際上的不可替代性”，蔡英文稱這才是“台灣永續生存的利基”。蔡英文清楚的知道，台灣在經濟、軍事上的影響力無法與大陸相比，但是台灣的制度與其所代表的價值觀對於西方世界有根本性的政治吸引力。以美蘇對抗歷史中的杜魯門主義為例，美國具有將意識形態與安全掛鈎的傳統，同時美國也一直具有在世界各地（特別是中國）按照其標準推行民主並實現政治轉型的政治理想。在中美矛盾升級的背景下，蔡英文也更相信以價值觀“外交”實現安全的可行性，她強調彭斯副總統“肯定台灣的民主制度”，以及歐洲議會“肯定台灣民主發展……呼籲歐盟國家全力遏止中國武力挑釁台灣、破壞台海和平”。因此她稱台灣安全整體佈局的第一面向“就是在外交上強化價值鏈接，建構台灣不可取代的戰略重要性”。蔡英文希望透過鼓吹價值觀共性以及“中國威脅論”來將台灣在美國整體戰略佈局中置於一個關鍵位置。美國總統顧問、哈德森研究所中國戰略高級研究員兼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以及美國國防部亞太助理部長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都指出台灣具有作為美國印太戰略中一環的可能性。而蔡英文在“雙十”講話中也相應地稱中國大陸在“印太地區”挑戰區域現狀，而台灣“位處西太平洋第一線，自然承受巨大的壓力”。
其次，獲得國際地位及認同一直是台灣民心所向，執政者卻難以實現的目標。在中國大陸綜合實力崛起的大趨勢下，蔡英文陷於邦交接連斷交、被阻擋於國際機構之外、各大航空公司與企業紛紛承認一中的困境。即便民進黨在這些議題上基本怪責大陸，許多群眾卻不買賬。為了確保蔡英文及民進黨能在縣市長選舉以及2020年的大選獲得多數席位與執政權，強調西式民主自由價值觀以及與中國大陸的政治差異有利於台灣在國際範圍內爭取某些人權組織、一些國家的反華派的政治支持，從而擴大台灣的國際能見度與活動空間。一個重要的戰略支點為日本。除了因為日本也曾經採取價值觀外交之外，台日民間友好的程度令人瞠目結舌。蔡英文稱“和台灣共享民主價值的日本，無論是在國際場合的聲援、或是天災時相互協助關懷，都讓兩國間的友誼越發密切”。
考慮到島內最近的一個政治熱點是旨在讓台灣在東京奧運會中的體育代表團能從原用的“中華台北”名稱更改為“台灣”的“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運動”，能成功爭取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及主辦國日本的同情，就能令民進黨的選情樂觀許多。將台灣打造為華人世界的“民主燈塔”就長遠來看也確實有利於爭取一些未放棄將台灣作為推動大陸進行西式民主轉型的政治勢力的支持。在8月時，針對多明尼加、薩爾瓦多與巴拿馬三國與中華民國“斷交”，美國國務院召回了駐這三地的大使。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則特別就薩爾瓦多和台灣“斷交”表示“雖然我們認同每個國家的主權去決定自己的外交關係，但我們對有關決定深感失望”，並強調台灣是“民主成功故事”與“可靠夥伴”。因此，蔡英文相信，以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為基礎推動“外交”政策是爭取美國外交支持的有效戰略。
第三，保持經濟與社會的穩定是每個執政者的基本職責，也是蔡英文在2020年大選中延續其執政權的基礎。對於蔡英文來說，透過意識形態與價值觀所推進的外交有利於台灣的經濟轉型與“國防工業”的發展，稱“政府正努力朝‘系統導向、軟硬整合、軍民合一，以及國際鏈結’四大目標，快速提升科技水準及研發的能量，以作為經濟提升的重要基礎”，並稱“未來的國防工業，不只能夠強化國軍戰力，更能夠透過帶動產業升級跟群聚，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蔡英文相信意識形態及價值觀能作為與國際就技術發展、國防產業發展以及貿易上展開合作的推手。特別是在中美貿易戰、美歐將貿易與人權掛鈎的傳統以及對於中國反傾銷、強制技術轉讓等無端指控加劇的背景下，採取對抗性立場及扮演所謂的“亞洲民主典範”或許有利於台灣經濟的“國際鏈結”。
也因此蔡英文稱，“堅守自由民主以及市場經濟這兩項根本價值，是台灣今天成為亞洲民主典範，及發展經濟實力的重要基礎”。蔡英文甚至可能想透過價值觀外交推動其“新南向政策”。同時，在特朗普、彭斯為代表的一些國家政府人員無端指控中國干擾政治運作及社會穩定的背景下，蔡英文稱“如果有其他國家，利用台灣社會的自由，來進行滲透、製造亂象，我們一定會用盡一切方式來防範”，將中國大陸描述成威脅台灣民主社會的禍首。這有利於在社會與政治安全上構建與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合作的議題。
據統計，蔡英文在演說中提到“台灣”46次、“中華民國台灣”與“中華民國”僅僅2次與4次。有6次稱中國大陸為“中國”，僅1次稱“中國大陸”。考慮到“雙十”的代表性以及兩岸政治的敏感性，蔡英文以“兩國論”的基調提出一個富有挾外部勢力構建政治集結意味的對外戰略框架，可以說是對於兩岸和平共處的放棄，體現了採取激進、主動性強，富有對抗意味的對外戰略的決心。也因此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回應：“兩國論的分裂謬論與針對大陸的對抗思維，暴露出配合西方反華勢力遏制大陸的‘險惡用心’”
戰略實施的阻礙
筆者不去預測蔡英文當局這一戰略的成敗，然而筆者認為蔡英文所要推行的“燈塔外交”戰略有著三個較難克服的阻礙。
首先，台灣沒有推動“外交”空間的政治認同基礎。蔡英文的演說中已經充分體現了連同“去中華民國化”的“去中國化”意味。一方面，即便蔡英文願意去擁護“中華民國”，作為民進黨執政基礎的綠色選民及大部分年輕選民缺乏中國認同，這註定了蔡英文的對外戰略會面臨“國號”矛盾的阻礙。雖然在“中華民國憲法”下台灣屬於中國，台灣也以“中華民國”的身份進行國際上的一些政治活動，然而民進黨一方面不願意真正在“外交”上擁護“中華民國”的“國號”，另一方面“台灣國”又不存在，推動法理台獨的成本又太高，因此就政治認同層面，蔡英文在所推行的“外交”戰略上無法與國民黨及選民達成有效的共識，能動員的政治資本有限而且勢必會有不少的反對聲音。
其次，台灣社會缺乏價值觀“外交”所需的政治價值觀。台灣雖然有著民主選舉制度，然而台灣社會所認知的民主、人權缺乏自由人文主義思想的基礎。由於台灣民主歷程短、形成過程短以及整個社會缺乏對於這些價值觀的思辨，台灣群眾在用這些自由人文主義概念來參與社會議題時往往沒有一貫的邏輯。在呼籲人權、自由的時候常常有標準不一致的狀況，使得社會大眾的價值信仰往往流於表面形式。例如，婚姻平權與廢除死刑同樣基於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然而前者引平等權為觀點而支持者過半數，在年輕群體中的支持率甚至占到八成。後者雖然關係到生命權，然而全社會有八成反廢死。與其說是台灣群眾認為有些權利可剝奪而有些不可剝奪，不如說台灣群眾沒有真正理解人權與其哲學基礎。反對廢死的人最常引用的論點是控制社會犯罪以及伸張社會正義，這代表台灣對於人權的認識還是與中國大陸更相近的，將秩序、發展及穩定視為人權的核心。也因此雖然民進黨在立場上支持廢除死刑，以加拿大、德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也不斷的敦促台灣廢除死刑，可是台灣缺乏全面擁護與推行西方民主人權價值觀的社會基礎與政治支持。台灣也不像美國在推行價值觀上有“天賦使命”、“傳教士精神”等根本性的意識形態基礎。這意味著，根植於價值觀的外交戰略很容易因為經濟紅利的誘惑、外交與安全上的打擊而崩塌。
最後，台灣缺乏有效實施這一“外交”戰略的國際環境條件與社會基礎。在與中國大陸合作的經濟與政治紅利巨大的條件下，特朗普所提出的印太戰略還處在初期構思階段，以及各地的國情限制下，周邊國家未必會回應台灣的“外交戰略”。不論是將價值觀“外交”結合美國的“印太戰略”或是“新南向政策”，蔡英文都沒有推動周邊國家積極與台灣展開合作的經濟與政治基礎。這些國家許多都不符合西式民主與人權的標準：菲律賓的杜特爾特掃毒處死人數眾多，緬甸的羅希亞人權問題嚴峻，馬來西亞與印度尼西亞都有性別平等與宗教自由地人權問題。台灣或許可以從新西蘭、澳大利亞、日本尋找合作的空間，然而前兩者都未體現出積極支持台灣的舉動，而即便是蔡英文宣稱“無論是在國際場合的聲援、或是天災時相互協助關懷，都讓兩國間的友誼越發密切”的日本，在東亞奧林匹克委員會取消2019年台中市對“東亞青年運動會”的主辦權的時候，日本都未投下反對票，而是投棄權票。此外，台灣的群眾沒有歐美國家、中國大陸對於全球治理上的責任感，甚至往往有“政府亂撒錢”的反對聲音出現。同時，台灣也缺乏進行長期、具競爭力的國際援助的資金與能力。
無論如何，筆者認為，對於蔡英文於雙十演講所提出的、筆者命名為“燈塔外交”的新外交戰略框架，考慮到上述重重阻礙，中國大陸不必過度憂心。然而，大陸一方面綜合實力越來越強大而容易引起國際社會的戒心，而另一方面與歐美的政治體制與政治價值觀的博弈卻在深化，因此不可高估經濟依賴的影響力而低估了西方國家對於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的重視。歷史上意識形態差異在美蘇對抗中占的比重，以及美國不惜砸重金與政治成本在中東所進行的民主建設的經歷都表明，價值觀與政治制度共性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不能忽略的。畢竟，美國相信自己是山巔之城，相信台灣就是華人民主的橋頭堡。
（作者金九泛，復旦大學台灣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