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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金財:中美貿易戰中的中國戰略定力

2019-05-19 00:13:48
  中評社台北5月19日電(作者柳金財)5月8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佈,從5月10日開始把價值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的關稅從10%提高到25%。此期間適逢中美經貿磋商尚在進行中,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正率領一批貿易代表團赴美磋商。對於中美貿易談判進入第十一輪卻產生情勢逆轉,此或可看出特朗普政府基於其對美國國家利益的界定與估算,從而採取一種反傳統及帶有不確定性決策作為。這種看似不確定性作為,其實確實充滿理性政治計算,服從於美國國家利益與特朗普執政利益。

  中國商務部5月10日12點03分聲明宣稱深表遺憾,將“不得不採取必要反制措施”;同時聲明:“第十一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正在進行中,希望美方與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通過合作和協商辦法解決存在的問題。”稍後,副總理劉鶴在華府表示,美中談判並未破局,雙方對“原則問題”仍存在分歧,中方不能對這些問題做出讓步。中國政府一方面表達被迫採取反制措施,同時不放棄合作協商,展現出有理有力有節的政策立場與適當處置。

  首先,中國政府並沒有在特朗普政府“極限施壓”政策而自失立場,陷入左支右絀決策困境。事實上,美國所擁有全球超級強權地位,在經濟力與軍事力等綜合國力排列全球第一;但無庸置疑,已有霸權國地位殞落之失落感產生,而新興區域強權中國其國力提升無論是有意或無意挑戰之,皆會引發美國疑慮。這會誘發超級強權對潛在挑戰者的戰略遏制,儘管中國一再強調和平崛起及扮演負責任大國角色,仍難以遏止美國反中人士所建構“中國威脅論”聲音。

  美國批評中國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並無“履行當初的承諾”,包括開放市場、降低關稅、保護智慧財產權及強制技術轉移等議題。美國批評中國對其進行不公平貿易,單純平衡中美貿易逆差難短期內改變“結構性問題”,美方尤其關注中國如何執行承諾。特朗普政府希望中國政府做出顯著讓步,藉此提高其國內聲望及總統續任選舉支持度。但上述紛爭也涉及中國國內法律修正。美國企圖通過立法確保中國信守結構性改革承諾,進而改變中國國內立法過程;然此,這是強制介入中國內政及政策過程。顯然,中國政府雖願意合作協商,但不會在特朗普政府壓力下被迫進行國內立法修正。

  其次,中美貿易戰對雙方皆有不利影響,美國內部政治生態並非完全支持特朗普政府。環球時報社評:“中國不喜歡貿易戰,但我們能承受它”。儘管貿易戰升級風險嚴重增加,這種影響“既不能無視,也不能誇大”。若美國最終將對近6000億美元的所有中國輸美商品,加征25%關稅。中國對美出口約占全部出口的16%,全面加征關稅後可能8%出口產品需要轉換軌道分散。但因出口對中國經濟拉動的比重持續下滑,一旦轉化成GDP後其影響“肯定是很小的百分之零點幾。”美國採取阻礙中國經濟增長的壓制策略,實際效果恐怕有限、難以高估。

  事實上,美國社會也瀰漫強烈反對特朗普政府以中國讓步少、不守承諾為由,進而單方採取提高懲罰性關稅。反對特朗普掀起貿易戰者認為,美國試圖壓制中國政府進行所謂“結構性”問題解決,反而會損及美國經濟與嚴重打擊企業。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征關稅將傷害美國消費者權益,擾亂擾亂市場秩序,刺激更高物價、損害美國企業利益及減少就業機會。無論是美國大豆協會、服裝和鞋類協會、消費者技術協會、零售聯合會等等皆持反對貿易戰觀點。中美貿易戰對美國經濟產生若干不利影響,包括減少就業崗位、減少對中出口及降低農業貿易順差。

  最後,中國對處置中美貿易戰保持戰略自信與定力,為未來中美貿易紛爭解決協商奠立良好基礎。環球時報社論指出:“中國真不是華盛頓當前政策圈以為的那個中國。中國政府迄今沒有對美方說過狠話,但我們是唯一把與美國的貿易戰打到兩三千億美元水平的國家。”確實中國政府從最高領導到實際政策執行、談判者,皆未對特朗普政府惡言相向,然這並不表示中國政府膽怯與軟弱。

  相反的,這是一種戰略定力與信心自持表現,堅持四大自信:理論、道路、制度及文化自信;中國官員以從容不迫、謹慎應對態度,面臨中美兩大國在全球戰略格局中權力增長的衝突。中國政府試圖跳脫“修習底德陷阱”,以確保完成“兩個一百年”目標所需建構國際和平戰略環境,尤其涉及中美兩大國關係的“大國外交”及“戰略性合作夥伴關係”建構,利於完成國家統一、民族復興、社會主義強國的國家戰略目標。

  中國政府表達“合作始終是中美兩國最好的選擇,磋商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路徑。”《環球時報》社論直指中美貿易戰後續發展:“看來中美都做好了從所謂‘休戰談判’轉入‘邊打邊談’狀態的思想凖備。”換言之,期待中美貿易戰在短期內解決恐不切實際,“邊打邊談”可能成為一種“新常態”。因此,縱使貿易戰告一段落,兩強相爭格局仍會持續,美國對其霸權國地位殞落的心理失落感,及新興區域強權崛起的不安全感,恐怕是中美貿易戰的心理基礎,而正在和平崛起中國因綜合國力提升,而成為其想像中“假想敵”。

  (作者柳金財,台灣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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