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開放和自由的印太地區”的態度反映了新加坡對大國博弈的思考及其生存之道。(資料相)
作為2018年東盟主席國的新加坡，將領導其東盟國家在哪些議題上推進與中國的合作關係？這是一個十分務實的問題。(資料相)
中評社香港4月20日電（作者 周舟）兩周前，在中國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開幕式上，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作為出席會議的國家首腦和演講嘉賓，受到重視和歡迎。訪華期間，李顯龍還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總理李克強、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副總理劉鶴等中國領導人進行會談。毫無疑問，李顯龍的這次訪華，傳達了新加坡對華政策的信息，尤其是在目前愈演愈烈的中美貿易衝突，以及美、日、澳、印四國積極宣傳的“開放、自由的印度－太平洋地區”戰略等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國際議題上，進行了較為清晰的立場闡述。作為2018年東盟主席國的新加坡，將領導其東盟國家在哪些議題上推進與中國的合作關係？這是一個十分務實的問題。
一、新加坡支持中國對自由貿易和多邊貿易體系的認同
李顯龍強調自由貿易和多邊貿易體系是新加坡經濟、東南亞地區經濟以及世界經濟的重要根基，因而要警惕貿易保護主義對世界經濟可能產生的巨大破壞性衝擊。新加坡和東南亞國家一向依賴自由貿易體系，也從中獲得頗多利益，這決定了新加坡及東盟必然是國際自由貿易和多邊貿易體系的堅定支持者和捍衛者。他們不僅支持自由貿易和多邊貿易體系的理念和價值，並依然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積極商討和談判，簽訂相關貿易協定。這其中就包括，新加坡3月8日與其他十個國家一道正式簽署了的“全面且先進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簡稱CPTPP），以及正在積極推進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RCEP）。
新加坡今年作為東盟輪值主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目標，就是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的談判。希望通過削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建立16國（東盟10國再加上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統一市場的自由貿易協定。據觀察，新加坡方面認為東盟10國已經基本就RCEP達成共識，今年的工作重點是游說地區外國家，特別是中國和印度，在RCEP問題上持更為開放的態度。李顯龍在接受《人民日報》訪問時明確表態，新加坡將“加倍”努力締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上月，李顯龍就曾公開表示：“這些協定由多方參與，而且在多個國家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情緒看漲之際做出決定，尤其不易。但我希望各國政府會採取長遠策略，開明地審視他們的自身利益，採取果敢的決策，改善人民的生活。”
顯見，新加坡急於展示的立場是：在民族主義、保護主義和貿易戰爭威脅四起之際，如果RCEP能夠取得實質性進展，那麼，將向地區和世界展示新加坡等國依然知道如何去爭取合作共贏的樂觀態勢。雖然所有的雙邊／多邊貿易計劃，都難以避免地附帶著“明顯的權衡和妥協”，但一旦達成協議，國家與民眾必將從中受惠。因為這不僅有利於地區和世界的經濟貿易發展，也有利於地區國家外的政治關係改善。以東盟國家為例，面對保護主義、恐怖主義和區域緊張局勢等威脅，擁有開放和包容的區域架構，對維持區域和平與安全將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如日前剛剛宣布退休的新加坡“最大膽直言”的外交官比拉哈裡·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所說：“從整體亞洲外交的角度來看，外交、安全政策與貿易政策之間呈現出如此緊密的關係，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是貿易。遺憾的是，特朗普總統對此似乎理解不深。”
二、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是新加坡難以逃離的困局
針對近日來中美之間日益升溫的“關稅大戰”，未來是否會升級到正式的貿易戰、甚至出現所謂“貨幣戰、科技戰”的苗頭，對本區域國家無疑是一記警鐘，深深觸動了新加坡以及地區內所有依賴於中美兩國貿易的國家的神經。美中貿易戰雖然“還遠遠沒有到不可避免的地步”，但需要“在心理層面做好準備”。李顯龍在博鰲論壇上明確反對美國單方面徵收關稅的做法，認為目前此舉雖尚未對新加坡產生顯著且直接的影響，但是政府和經濟、金融界正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以備隨時做好應對策略。在與中國領導人會晤之後，李顯龍顯然更深刻的理解到了中方的難處。他事後對新加坡媒體說，中國領導人“正在盡力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試圖避免貿易戰的出現；但是任何國家都不會任其這種有損於國家利益的情況出現卻不做出任何回應。”他認為北京將“不得不對”美國的措施作出回應。
然而“大象打架，草坪遭殃”，面對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地區國家手中並不具備什麼籌碼來從容應對。中美兩國都是新加坡和東盟最重要的經濟、貿易和投資夥伴，一旦雙方正式拉開貿易戰，定會殃及魚池，這對極為依賴對外貿易的新加坡而言尤甚。實際上不僅是具體的經濟損失，更為遭受衝擊的是地區國家逐漸積攢起來的對自身經濟發展道路選擇的信心——既可以從中美兩國的經濟發展中獲利、又可以從自由貿易體系中獲利的信念。李顯龍擔心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會使亞洲所有努力與這兩個國家成為朋友或與他們保持友誼的國家，處境變得非常困難。”
在自身可以操作的層面，新加坡希望通過加強地區內貿易交往，以及與澳洲、歐盟、印度等其他貿易夥伴的深入合作，能夠起到一定的分散風險、減輕損失作用。作為輪值主席國，新加坡要與其他東盟國家一道，加快討論區域經濟整合話題，側重於改善貿易和貨物往來以及提高服務和資本的流通性等容易見效的議題。在此背景下，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談判取得實質性進展，也就更具有緊迫性了。
三、重慶項目是新加坡尋求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立足點
繼2017年借助博鰲論壇首次公開表達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支持態度後，今年新加坡亦借助博鰲平台展現其正以積極的態度和敏感的觸角，來研究探索與中方進行深入合作的姿態。新加坡希望與中國一道將中新雙方各自的經濟發展規劃，以及雙邊已經進行或仍在商談的各項大型合作項目，進行有機的整合，使得兩國合作更加具有前瞻性和可持續性。
新加坡強調會致力把“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建設成為新中經濟合作的樣板和典範。重慶地理位置獨特，位於“一帶一路”倡議的“陸地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交叉處，極具戰略價值，是新加坡參與到中國“一帶一路”計劃中的最佳跳板。希望與中國合作將重慶建設成為航運、物流、信息科技、金融的中心，並以此為契機，將中國經濟發展大戰略與新加坡長期提倡和主導的東盟經濟發展項目進行有機整合。不僅是基建項目，還可以推廣到數字商務、電子商務以及智能城市等領域。而這些項目也是今年新加坡“雄心勃勃計劃推進”的地區經濟整合工作重點。作為東盟的“大腦”，新加坡希望發揮自身智力、理念、管理能力和經驗長期積累起來的優勢，及其獨特的全球性、多元化和前瞻性的視角，得天獨厚的地理坐標，並加之務實和具有憂患意識的思維特征，在“規劃制定（framing）和整合（grouping）項目”方面，起到整合地區經濟和連接中國－東盟關係的關鍵作用。
四、對“開放和自由的印太地區”的態度反映了新加坡對大國博弈的思考及其生存之道
中國的崛起，是近年來地區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發展變化的最重要原因。因此，新加坡和東盟的整體外交政策所需解決的一個最重要問題就是：如何通過自我調整以容納和適應中國影響力的發展和新面貌。新加坡作為美國在東南亞地區一貫的最堅定“盟友”，一直以來最為積極地呼喚美國重視和介入地區事務。可是現在，卻不得不在“開放和自由的印太地區”問題上，拿出了被稱為“如果不是冷漠也起碼是相當模糊和有距離感”的態度。
在與新加坡學者和官員的多次接觸中，常常會聽到這樣的表述：新加坡應對“開放和自由的印太地區”概念秉持謹慎原則，即全力研究和觀察，不急於表態，小心謹慎，積極參與四國談論。
首先，視“印太概念”為重大議題，進行全力研究。“印太”雖說前兩年即從日本、澳洲等國學者甚至領導人口中提及，但第一次在新加坡落地，則是2017年11月特朗普在東亞峰會上正式提出。那時起，新加坡就紛紛派官員和學者前往華盛頓、東京、堪培拉和新德里，與當地政治家、官員、學者舉行各種類型的“一軌、二軌、1.5軌”會議，希望探清四國政府的真實想法，了解四國（特別是美國）對所謂“四國聯盟”的定位，包括對四國軍事合作未來的職能設定、可能的組織結構以及運作方式等重要議題。新加坡急於知道印太地區概念的地理範圍界定究竟何指。過去在亞太概念中，東南亞處於坐標的絕對中心位置，因此在地區外大國（特別是中、美、日、歐盟、印）各自的亞太戰略中，享有特殊的戰略價值。東南亞地區各國也因此獲益，成為各方軍事援助、經濟原則、資本投入和戰略關注的對象。而在新的印太版圖中，隨著印度和印度洋地區的加入，地理邊界甚至可以自然延伸到非洲，東南亞地理位置依舊，中心地位卻出現了偏移。最為現實的是，可能會有更多國家來與東南亞國家一道爭奪大國的援助和投資。
然而，經過四個多月的研究，新加坡認為大家的理解都十分有限，除了日本方面給出了具體的計劃和解釋外，其餘三國尚未對此概念的核心部分給出明確答案，更別說進一步的具體組織和行動細化方案了。
其次，要避免倉促表態。今年的1月和3月，東盟在新德里和堪培拉舉行的高規格“東盟與印度”以及“東盟與澳洲”峰會中，東盟各國領導人都沒有就印太概念做出正式表態，甚至有意避免公開正式提及。這就反映了東盟國家的某種共識：擔憂參與此組合（grouping）會付出的巨大成本代價。莫說參與其中，就算是公開表態，也有選邊站隊的嫌疑。“印太”，作為一個明確將中國排斥在外的地緣政治概念，以及QUAD四國可能形成類似“鬆散的北約”軍事同盟組織的現實，表態必會激怒中國，並為此付出政治和經濟成本，這無疑是自掘陷阱。新加坡對此十分清醒。作為一個小國，草率加入任何具有排他性的組織（特別是帶有軍事色彩），都可能給自己帶來災難。去年裝甲車事件對新加坡民眾所帶來的心理影響是持久的，多數民眾認為政府應該吸取教訓，在中美之間持更為謹慎的態度，尤其是公開表態，不應該草率。
但是，也有新加坡學者提出這不代表地區國家就只能採取完全回避的消極態度。例如，新加坡可以發揮自己的優勢，在“印太地區”概念的發展、演變過程中注入一些自己的影響力。近期美、日、印、澳洲紛紛加大對東南亞地區的各種資源投入和關注，除了明面上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外，也暗含拉攏的意圖。因此新加坡應以“敏感、敏銳”的觸覺和領悟力，以低調和非正式的方式參與其中，發揮自己的影響和塑造能力。小國肯定無法改變大國的戰略規劃，但還是可以力爭讓大國戰略盡可能地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最起碼做到救急減災。
目前，東南亞對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是否會履行其一貫對地區承諾的信心，出現了大幅度回落。這就促使新加坡不得不以更加中立的方式，來處理敏感的區域地緣政治問題，並且對中國地緣經濟政策進行更為務實的評估。
（作者周舟為政治時事評論員、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