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李力庸，研究專長領域，是台灣農業發展史研究、台灣社會經濟史，從小小一粒米，可以窺見整個台灣史。（中評社 黃文杰攝）
台灣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李力庸。（中評社 黃文杰攝）
日本殖民台灣，楊肇嘉為了台灣米被選派赴日向帝國議會請願，台灣光復後，擔任台灣民政廳長等職務。（中評社 黃文杰攝）
反日本米穀統制，成為1930年代台灣最後一波社會運動。（中評社 黃文杰攝）
台灣地方仕紳林獻堂、楊肇嘉等人，在日本殖民台灣時期，曾經為了台灣米輸日被拒絕，進而赴日請願。（中評社 黃文杰攝）
中評社桃園6月11日電（記者 黃文杰專訪）台灣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李力庸接受中評社訪問表示，如果研究日本殖民台灣，會看到一個日本帝國主義下的異例，也就是台灣地方仕紳林獻堂、楊肇嘉等人，為了台灣米輸日被拒絕，進而赴日請願，這股台灣反日本米穀統制，成為日治最後一波社會運動。
李力庸，台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碩士、博士，台灣中央大學歷史所教授，去年八月接任中大歷史所所長，她的研究專長領域，是台灣農業發展史研究、台灣社會經濟史，從小小一粒米，可以窺見整個台灣史，她的《米穀流通與台灣社會（1895-1945）》著作，更是精彩。
台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與台灣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共同策畫“時空旅行‧遙看桃仔園”特展，有一個主題令人印象深刻，就是曾任台灣民政廳長楊肇嘉，1936年台中市舉行台灣米擁護大會，選派他赴日向帝國議會請願，這是第二次赴（東）京請願，不過日本已經正式頒佈法令，運動最後以失敗收場。
單純看這段歷史，或許不會有特別衝擊，但還原歷史會知道，日本殖民台灣，怎麼會有地主仕紳跑去日本帝國議會請願陳情，“主角”還是台灣米，追根究柢是米穀統制對米穀商的打擊，這當中又牽扯同樣被日本殖民的朝鮮。
李力庸解釋，清朝統治台灣留下米、糖、茶葉、樟腦四項產業，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以殖民角度，選定“本小速效”的糖業為首要發展，當時台灣米是在來米，品種不好又難吃，日本人根本看不起，只是萬萬沒想到，台灣進行大規模品種改良，1910年到1925年是在來米改良期；1925年以後為蓬萊米推廣期。
蓬萊米的改良，被喻為台灣的農業革命，其改革技術，可以說是超越在來米的改良技術，邁向更科學化的道路，這在日本殖民台灣期間達到，某種程度說明，當時世界幾個帝國主義相互競爭，日本在殖民台灣觀念上運用現代知識。
李力庸說，總督府專注於糖業，讓米業成為台灣人的產業，許多人因為米穀交易有了尊榮地位，台灣米身價大漲，米價除了影響糖業成本，造成“米糖相剋”，台灣米穀流通方向，也從兩岸變成台灣與日本的交易。日本基於殖民立場，不能拒絕台灣米，但台灣米大量傾銷，拖垮日本本地米價，穀賤傷農，初期以“平準法”收購化解反彈，但也無法支撐太久。
1932年日本農林省擬提出限制台灣及朝鮮米輸日的議案，加上1936年日本臨時帝國議會通過“米穀自治管理法”，這種米穀統制政策，台灣並未坐以待斃，反倒是藉由反對米穀統制運動，成為日治時代台灣最後一波的社會運動，歷時八年之久。
李力庸教授的研究，不光是台灣米穀，也把同樣日本殖民的朝鮮放入一起觀察，她提到，日本其實更在意的是朝鮮米，主要是緯度比較近，米價向來也是日本、朝鮮最後才是台灣。
台灣米雖然產量少於朝鮮，不過台灣米的穩定性，加上一年兩熟，在生產不穩的日本米市有其價值，日本總督府對於流通結構的控制，因為太晚的介入，米商的活躍自主，增加總督府的監控難度。
仔細看李力庸教授的台灣農業發展史研究，很多問題都是環環相扣，米，不只是吃飽肚子的食糧，還有米庫組合、產業組合、農業倉庫，到米穀自治管理條例的實施，顯示日本總督府，以勸誘補助獎勵到法令。
米，看似不起眼，但台灣米商自主性，台日商人在米界競逐，戰爭期間還為此赴日請命，米的生產流通，不僅是經濟，也是政治甚至社會問題，至於日本在台灣殖民統治許多發展經驗，也拿到滿州國去推動，曾任第三屆桃園縣長的張芳燮，台灣光復之前，曾在東北大連經商，在長春籌組麵粉及鋼鐵公司。
米穀限制反對運動，從1932年開始，日本開始提案限制台灣米與朝鮮米輸入日本，必然造成台灣米界震撼，各地召開米穀大會，座談會，向總督府陳情，甚至赴日本國會請願取消米穀移入限制案，這在日本帝國殖民時期，沒有刻意瓦解地主，保留生產資產是水稻，還可以議會請願，只能說台灣是“異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