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學廣東產業發展與粵港澳台合作研究中心主任陳恩。（中評社 蘭忠偉攝）
中評社香港12月15日電（記者 蘭忠偉）暨南大學廣東產業發展與粵港澳台合作研究中心主任陳恩日前在“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論壇中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形成，是近四十年改革開放積累的結果，是中國社會由政策開放走向制度開放的自然選擇，是由外向型經濟走向開放經濟的必然路徑。他認為，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提出具有重要意義。
陳恩說到，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迫切需要挖掘經濟發展新動能。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有助於進一步優化區域經濟空間組織關係，促進開放式經濟發展，通過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把握和搶占國際經濟產業鏈的制高點。其次，我國正處在深化改革開放、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中，珠三角地區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港澳地區是“一國兩制”的試驗田，粵港澳區域有著雄厚的產業基礎、深刻的改革基因和活躍的創新文化。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可以進一步發揮區域的獨特優勢，提升粵港澳地區在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功能與作用。
再者，進入21世紀以來，粵港澳產業深度融合，已經進入到產業協同發展的新階段。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可以進一步深化港澳地區與大陸的社會經濟聯繫，推動香港、澳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發展。
究竟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有哪些的基礎與優勢？陳恩詳論到，粵港澳大灣區由珠三角9個城市、香港和澳門組成，地處在“廣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大經濟圈以及香港、澳門兩大對外窗口城市的深度融合區域，並且與海上絲綢之路沿海國家、沿線國家海上往來密切，地理和生態環境優勢明顯。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GDP總量已經達到1.36萬億美元，超過了美國舊金山灣區，未來發展勢頭強勁，有望成為超過東京灣區的亞洲經濟總量最大的灣區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以占全國土地面積不足1%，人口數量不足全國總人口的5%，卻創造了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3%，是全國經濟舉足輕重的重要增長極。
他指出，從地理上來看，幾條橫向大通道將珠江口兩岸的城市連成直線：港珠澳大橋直接聯繫香港、珠海和澳門，深中通道直接聯繫深圳和中山，虎門大橋、虎門二橋則連接東莞、南沙、番禺，隨著這些大通道的陸續建成，粵港澳地區城市間實現半小時生活圈指日可待。
第一，政策優勢。粵港澳大灣區地處中國深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最前沿，先後設立有深圳特區、珠海特區、南沙新區、前海深港合作區、橫琴粵港澳緊密合作示範區、廣東自貿區等一系列改革開放試驗區，擁有“一國兩制”、自貿區、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國家級新區、粵港澳合作示範區等改革創新先行先試的政策集成優勢。
第二，產業優勢。香港是著名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自由貿易港，澳門是知名的全球旅遊目的地，現代服務業高度發達；珠三角是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基地之一，具有發展先進製造業的堅實基礎。2015年，粵港澳大灣區的地區生產總值高達8.5萬億元，以占全國不足1%的國土面積，創造了全國12.3%的GDP。
第三，區位優勢。粵港澳大灣區背靠內陸，連接港澳，面向東盟。從灣區出發，往東是海峽西岸經濟區，往西是北部灣經濟區和東南亞，可通過南廣鐵路等陸路交通和海洋運輸快遞連接中國內陸與東盟各國，是國際物流運輸航線的重要節點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
第四，交通物流優勢。粵港澳大灣區擁有5個國際機場，年客流量達到1.74億人次；擁有香港、廣州、深圳、珠海、中山、南沙等優良港群。區域港口集裝箱吞吐量達到世界三大灣區總和的5倍以上。其中，深圳港、香港港、廣州港都是世界集裝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國際性大港。區域內鐵路網、公路網密布，城際交通發達，特別是港珠澳大橋的建設更將使珠江口東西兩岸形成完整的交通閉環，極大促進珠江兩岸的經濟交流合作，提升粵港澳三地的互補功能。四通八達的海陸空立體交通網絡使粵港澳大灣區具有交通便捷、物流成本相對較低的突出優勢。形成了開放、兼容、務實、創新的嶺南文化。而港澳的特殊歷 史以及江門、中山等著名僑鄉，又使粵港澳大灣區兼具華僑、 英語和葡語三大文化基因，成為連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重要紐帶。
第五，人才優勢。粵港澳大灣區各類高校和專業機構雲集，擁有香港大學、澳門大學、中山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等眾多名校。據不完全統計，該區域僅在校大學生和研究生就超過180萬人，平均每30多人中，就有一名在校大學生或研究生，人力據統計，2015年粵港澳大灣區的地區生產總值達到8.5萬億元，約合1.3萬億美元，是舊金山灣區的2倍；進出口貿易額約1.5萬億美元，是東京灣區的3倍以上；總經濟體量接近紐約灣區的水平。從目前看，粵港澳大灣區在經濟體量、人口規模、人才資源等方面都已具備了打造世界級灣區的堅實基礎。資源儲備非常豐富，是著名的智力密集區和人才高地。
陳恩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將來是中國對外開放世界級平台。借助大灣區建設的發展，能夠更好地融入國際經濟。“因為中國將會成為世界主要經濟的引領者。通過自貿區和大灣區的建設能夠創新國際政治經濟交往的新規則，並成為這個規則的制定者和引領者。”
不過，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中，亦面臨著不小的瓶頸與障礙。陳恩指出，粵港澳區域的“兩制”差異，既是突出特點和顯著優勢，但如果處理不好，首先會成為進一步深化合作的屏障和阻礙。
第二“一國兩制”下粵港澳三地合作開始進入深水區，港澳發展中諸多深層次問題需要通過區域“深度合作”來解決，但同時由於區域協調上的不暢通，粵港澳在某種程度上又較難擺脫各自打算、各謀發展的單打獨鬥的格局。
第三，香港增長動能與其在國際化分工中的功能地位密切關聯。香港正處於與國際、國家及區域多重融合過程中，香港未來發展動能的構建，關鍵環節是要強化在國家分工中的節點功能與優勢地位，其中香港融入全球和融入國家這兩個方向是相輔相成的。在大灣區架構下，港澳進一步融入內地和更好地保持國際化品格將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第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發展面臨的另一瓶頸因素是產業布局的重構和產業發展的失衡。目前灣區裡面各個城市的產業發展程度不一樣，珠江兩岸城市的產業發展差異也很大，主導產業不突出。對標世界上幾個著名灣區，灣區經濟都有主導產業也有特色，紐約灣區是金融創新灣區，舊金山灣區是科創灣區，東京灣區是產業灣區，但是反觀粵港澳大灣區現在製造業、高科技產業、金融業等都有，但是又都不是太突出。“怎麼樣做到製造業和服務業聯動起來，怎麼樣做到高科技和傳統產業平衡和良性互動，我們覺得這是下一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挑戰。”
第五，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條件下，如何協調和處理好自貿區與大灣區、CEPA與舊經貿協議和珠三角規劃綱要、粵港澳合作框架協議與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的制度對接、規劃協調等相互關係。
面對綜上所提到的瓶頸與障礙，陳恩給出了自己的建議。他首先指出，以國際一流灣區為對標，進行高標準規劃。做好粵港澳世界級大灣區和城市群的“頂層設計”。不但要以國際一流灣區，如美國的紐約灣區、日本的東京灣區等為標準，借鑒和吸收它們的成功經驗和城市群產業布局與功能結構，來確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定位、方向、目標和城市群布局與結構，而且要以世界一流灣區為模板來研究制定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大灣區產業體系、城市群功能結構和綠色生態優質生活圈等方向的分規劃。
第二，構建以負面清單管理和准入前、後國民待遇為特色的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機制，探路習近平新時代下中國式開放升級版。第三，增強科技投入，整合全球高端資源，打造粵港澳“創新之灣”和穗港深“創新走廊”。第四，將廣東自貿試驗區升級轉型為自有貿易港區，以點帶面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和泛珠合作區域的發展，在廣東自貿試驗區和大灣區建設的聯動發展上，自貿區是引爆點，是核心，大灣區是承載區域，泛珠三角是輻射範圍。第五，制定“灣區人才計劃”，通過自身培養和引進、積累全球高端人才資源、構建人才灣區。
同時，陳恩還強調要大力發展灣區海洋經濟，建立由中央政府主導形成跨境、跨域和跨產業領域的協調機制和治理模式。
他說到，粵港澳大灣區面臨的最大的特殊性，是涉及“一國兩制”下的跨境治理，存在如何完善協調機制的艱巨任務，存在“兩制磨合”。建議進一步由中央有關領導（如前總理或常務前總理）主導、粵港澳相關省、（港澳特區政府）和主要區域城市等形成跨境（粵港澳）、跨地域（深港、珠澳）和跨產業領域（類似於廣東與港澳專業領域）的變層級協調機制和治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