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博洲在三聯韜奮書店三裡屯分店講座現場
藍博洲與他的偶像魯迅
《幌馬車之歌》主人公鐘浩東
鐘浩東遭槍決後，虛歲三十的蔣碧玉在歸綏街風化區巷口擺攤營生，撫養兩個幼兒
中評社專訪藍博洲
蓝博洲
中評社北京6月19日電（記者 張爽）台灣作家藍博洲呈現在照片里的形象都如出一轍：直視前方，雙唇緊閉，嘴角沒有一絲笑意。《幌馬車之歌》的主人公鐘浩東、蔣碧玉留在照片上的也是這樣的神情。藍博洲筆下所寫的台灣共產黨人，是郭琇琮這樣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對老百姓種空心菜有幫助”的理想主義者，是鐘浩東這樣九死一生赴大陸抗日，卻在抗戰勝利回到台灣後，在“白色恐怖”中被槍決的知識精英。
藍博洲說自己的太太和女兒都不讀他的書，因為“她們說不需要讀，看我就可以了”。藍博洲也坦陳筆下的人物對自己的影響：“這些人都是台灣的精英，都是地主階級、中產階級的小孩，他們背叛了自己的階級。因為他們有社會良心，看到還有那麼多人是被迫害的，希望追求一個更公平、正義的社會。像郭琇琮這樣的，連骨灰都要對老百姓種空心菜有一點幫助。你說能不受到影響嗎？”
藍博洲在北京三聯韜奮書店三里屯分店開分享會的周六下午，不少讀者專程趕來，座位在分享會開始前二十分鐘就被一搶而空，還有來逛書店的讀者被講座內容吸引，駐足聆聽，不大的空間里黑壓壓站滿了人，擠在走廊兩側、書店二樓的聽眾站著聽完了這場分享會。
平時寡言的藍博洲，把這場講座講得十分生動有趣，他向聽眾描述了自己上小學時從家到學校的那條路：離他家最近的第一個電線杆上有一個標語“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另一個電線杆上的標語是“檢舉匪諜，人人有責”，稍微粗一點的電線杆上還有圖畫：“匪諜”戴著帽子，鬼鬼祟祟地躲在電線杆後面，終於走到了校門口，遠遠地看到操場的大圍牆裡面有八個大字“殺朱拔毛 反共抗俄”，進了校門，上了台階，看到的又是標語：“做一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 當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藍博洲上小學的時候是1967年，兩岸都在經歷著一場與“文化”有關的運動：大陸正在進行“文革”，台灣則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鋪天蓋地的“反共”宣傳中長大的藍博洲，那時還不會想到自己長大後會以顛覆台灣人“反共”的價值觀作為自己的寫作目標。進入中學後，藍博洲開始反思自己所接受的教育，思索人生的意義。他閱讀了陳鼓應的書，知道了“存在主義”，後來又讀到台灣愛國作家楊逵、左翼作家陳映真的作品，意識到應該關注現實，理解台灣的歷史。後來因為機緣巧合，藍博洲在《人間》雜誌當記者的時候，偶然聽說了中共地下黨員、台灣醫生郭琇琮的故事。郭琇琮在被處決前留下遺言：“請把我的屍身用火燒了，撒在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藍博洲深深地被震撼了，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標，決心用一生來尋找這段被湮滅的歷史，把郭琇琮們的故事講給更多的人聽。
但選擇寫台共黨人的歷史，藍博洲遇到了許多棘手的問題——最困難的部分是尋找採訪對象，並說服他們願意開口講述這段十分敏感、充滿委屈、傷痛的故事。藍博洲曾經找到一位已經被槍決的地下黨員的通訊地址，知道他的遺孀就住在那裡。他在人家的家門口徘徊了三天，不敢按門鈴，擔心對方不接受他的採訪，或者即便讓他進了家門，也只是應付應付。剛巧隔壁是一家舞廳，到了第三天，舞廳拉客的人便招呼他：“小夥子，你來了三天，要進來就進來嘛。”
因為需要搜集大量資料、做大量採訪工作，藍博洲的書寫得很慢，“每一篇文章都要花十幾年”。但是他又十分堅定地不肯放棄非虛構的寫作方式，因為他需要用這些真實的故事來顛覆台灣人的價值觀，一面反“反共”、 一面對抗“台獨”，“我寫的是共產黨人，這些共產黨人是台灣最優秀的一群人。台灣是一個‘反共’的社會，我要講的是在台灣真實存在的歷史。不管怎麼樣，這段歷史是繞不過去的。”
藍博洲說自己是統一派，去“反共”、顛覆台灣人的價值觀，是他為兩岸問題的解決做的一點貢獻，“因為就我對台灣的認識來說，如果不顛覆‘反共’的價值觀，沒有人會認同共和國。共和國是共產黨的中國，藍的、綠的都不會認同，我要爭取的是台灣的民眾，我要讓他們理解這個東西。我要讓反共社會知道，台灣也有共產黨，這些共產黨都是台灣最優秀的人。這是另外一種顛覆。”
與“台獨”爭鬥了三十年，藍博洲本來打算轉型去寫“審美層次更高”的小說，用他對台灣歷史的理解完成個人的歷史創作，但不承認“九二共識”、擁有“台獨”黨綱的民進黨政府上台後在島內大舉“去中國化”、大搞轉型正義，藍博洲覺得現在還不是停下來的時候，他還需要非虛構寫作這把利器，與民進黨爭奪歷史的解釋權。“因為台灣的形勢在變化，民進黨在搞轉型正義，我就必須跟他們糾纏，如果我不寫，歷史就變成他們寫的那回事。本來我可以擺脫了，去寫小說，但是因為他們在搶這個歷史解釋權，所以我還要繼續把這個事情做完，跟他們針鋒相對，不然他們搞人海戰術，把我蓋住了，一般人以為歷史就是這樣了。”
藍博洲將自己比作一塊石頭，用一人之力對抗掌握了全台灣資源的一個政黨，“我這個石頭你越不過去，‘台獨’論述就站不住腳。”
與“台獨”的糾鬥險象環生，“台獨”分子通過寫論文的方式“地毯式”抓藍博洲書中的毛病，想把他“鬥臭鬥垮”。藍博洲應對的方式就是繼續一篇一篇寫自己的作品，“只要我寫下來，他們就沒有辦法了，他們就要花更多氣力去否定我。”“如果在理論上他們不能批判我，他們就要找出更多的事證，證明當時的台灣人不是我寫的那樣，而是他們講的那樣：台灣人在‘二二八’之後就開始搞‘台獨’。但事實上‘二二八’之後台灣人是認同共產黨的。”
“人活著就是有社會責任的”
與其他“走紅”大陸的台灣當紅作家瓊瑤、龍應台、蔣勛、九把刀等人相比，藍博洲相當“不紅”，但這並不代表他的文學造詣和在大陸的認可度不高。《幌馬車之歌》在大陸圖書評分網站“豆瓣”上的評分是8.5分，《台共黨人的悲歌》評分是7.8分，而瓊瑤得分最高的一部作品是《窗外》，分數是7.2分，大部分作品得分在7分以下。蔣勛的《孤獨六講》分數是8.1分。一向“毒舌”的“豆瓣”網友也看出了藍博洲的用心：“《幌馬車之歌》是藍博洲筆下的歷史。文字的平靜和節制是他的風格，是一個知識分子敘寫的歷史和政黨文宣中敘寫的歷史的不同之處。平靜和節制是在避免製造悲情、利用悲情，也正好化解了悲情。”
當聽到自己的“豆瓣”得分時，藍博洲有一點意外，他問記者，“（分數）是侯導電影的得分嗎？”藍博洲曾經也有過“走紅”的機會，台灣著名導演侯孝賢的兩部作品《悲情城市》、《好男好女》都選用了《幌馬車之歌》的很多素材。但非虛構的歷史寫作畢竟與通俗小說不同，藍博洲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作品“不可能”有朝一日變成大眾作品。同樣也是講述台共黨人故事的電視劇《潛伏》走紅的時候，藍博洲也想過把作品拍電視劇，但除了題材敏感和現實因素的限制之外，在島內寫作與在大陸寫作還有一個最大的不同：“在大陸可以虛構，但是在台灣虛構誰理你？”藍博洲說，因為這段歷史在台灣是被壓制的，台灣又是一個“反共”的社會，只有講最真實的歷史才能被關注，才能成為“反反共”的利刃，這是他“鬥爭與寫作的一個策略”。
沒有其他台灣作家紅，藍博洲並沒有失落感。他說他自己也是從瓊瑤開始閱讀的，只是越往上走就會高處不勝寒。“大眾文化可以反映一定的社會現實，我們可以從這個現象做分析，看看這個社會怎麼樣。”藍博洲說，如果大陸流行的都是瓊瑤、三毛、余光中的作品，那麼台灣問題的解決遙遙無期，如果哪一天陳映真在大陸變成顯學，那時候台灣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瓊瑤、三毛式作品，在藍博洲看來是一劑精神鴉片，並不是真正的台灣。而要了解真正的台灣，就要閱讀他和陳映真的作品，“（我們的作品）告訴你們台灣是怎麼回事，台灣的社會矛盾是怎麼回事，台灣的歷史是怎麼回事。”
但藍博洲並不贊成用強制的力量讓讀者閱讀他的書，他擔心如果政治的力量、官方的力量介入，讀者又會逆反。藍博洲覺得表現台灣題材的影視、文字、出版物是幫助台灣和大陸民眾認識台灣歷史的好方式，一部影視作品哪怕先在大陸火起來，也會通過網絡傳到島內，這種“出口轉內銷”的方式比任何說教都有用。
藍博洲的壓力主要是經濟壓力，因為寫作題材的限制，他只能選擇自由寫作，“到體制內沒有人會讓你做這個題目。沒有報社、雜誌社給我固定的薪水讓我去做這個，也沒有黨讓我去做這個。”但他也並沒有打算以賺錢為目的寫作，“只要不缺錢，不跟人借錢就好。”
藍博洲說自己的寫作以及與“台獨”的鬥爭，更多地是出於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責任，“你活著不是光為自己，你還有一個社會責任。我每寫一本書，對他們就是一個挑戰。活著就是有一定社會責任的，是希望這個社會更進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