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討會現場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楊伯江（中評社 海涵攝）
日本前外務副大臣山口壯（中評社 海涵攝）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高原明生（中評社 海涵攝）
中評社北京5月19日電（記者 海涵 實習記者 劉柯岑）由中國社科院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承辦的“全球變局下的中日關係：務實合作與前景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於日前在北京民族飯店舉行。在以“中日關係：以深化合作實現可持續發展”為主題的學術演講環節，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楊伯江，日本東京大學教授高原明生，日本前外務副大臣山口壯分別發表主題演講。
三位發言者一直認為，實現中日兩國關係的可持續發展很有必要，兩國應共同努力協調以實現中日關係的良好願景。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楊伯江圍繞“中日關係如何行穩致遠、實現可持續發展”進行了主題發言。
他回顧道，從2010年釣魚島海域非法抓扣事件開始，經過2012年的國有化釣魚島事件，中日關係一直在低谷徘徊。其中到2013年時，中日關係可謂是達到了自1972年兩國邦交正常化以來的最低點。最黑暗的時候往往亦是黎明的前夕，2014年11月份，在北京郊區懷柔開的APEC首腦會議上，中日雙方領導人實現了簡短的會晤，應該說從那個時候開始中日關係開始了轉圜、改善，兩國之間開始了恢復正常的努力。而從2017年5月份第一次“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到2018年中日兩國實現總理互訪，中日關係重返正常發展軌道。
之所以中日關係會有這一輪的轉圜、改善和深化合作？對此，楊伯江認為，中日兩國關係這一輪轉圜和改善的根本動力概括而言就是“利益驅動，政策導向”。在利益驅動政策導向背後，最根本性、本質性的就是中日兩國在各自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所持續不斷產生出來的相互合作的需要。而外部因素在此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則值得商榷。美國因素或者外部因素不是中日關係此輪改善的首要驅動力。
談及中日關係此輪改善和深化合作的路究竟能走多遠？楊伯江說，中日改善關係、深化合作對於雙方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有巨大潛力的。但是這樣一個改善關係和深化合作的前景需要我們在戰略上政策上人為創造條件，需要大力培育倍加呵護。首先，中日關係巨大潛力來自產業方面的巨大互補性。其次，二是中日關係的改善和合作要走得順利、走得遠，還要善於處理分歧、妥善管理敏捷問題。再次，加強戰略對話，擴大協調範圍。
最後，楊伯江還指出，為了實現中日關係的行穩致遠、實現可持續發展，一個基本的思路就是“改善存量，優化增量”，一是要圍繞改善存量方面，坦誠面對現實，妥善管理分歧，推動問題朝著未來妥善解決的方向發展，二是重點如何優化增量。具體要做到三點：一是要從時代潮流和文明高度來定位和思考中日關係。二是中日需要相互學習，深化研究。三是推動務實合作。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高原明生重點探討了日中關係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他向與會的學者們分享了日本和中國關於國民印象的輿論調查的結果，指出近年來對日本有較好印象的中國人占比在持續走高，而日本方面則沒有太多變化，仍然有很大占比的日本人對中國印象較差。關於這一現象的原因，高原明生認為主要和釣魚島問題有關，中國經常派艦船去釣魚島附近海域，使得一部分日本人認為中國不遵守國際法。除此之外還有歷史方面的原因，即日本國內覺得中國總是拿歷史問題“壓”日本。
他進一步提出，就日中關係而言，一個總方針應當是把雙方關係中強勁和堅韌的一面強化，同時加強對脆弱面的管理。
如何強化堅韌的一面呢？高原明生教授指出，應當使中方所提倡的“一帶一路”構想和日本自由開放的印太政策之間形成共存共榮的關係。“不管是哪一個構想都存在兩方面的因素，一個是戰略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是要增加經濟的收益。”他表示，從經濟角度的考慮，日本自由開放的印太政策是安倍首相2016年在肯尼亞舉行的非洲開發會議（TICAD）上提出來的，旨在將亞洲和非洲連接起來，進行經濟開發，這一構想更加側重經濟層面，和美方所提出來的印太戰略是不一樣的。而中方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也是側重於經濟建設，所以日方提出了四個條件，即中方只要實現開放性、透明性、確保經濟性，同時不增加對象國的財務負擔，日本就可以考慮在此平台上進行合作。教授認為，從共存的經濟共建而非對立的地緣政治角度理解日中關係，互相站在對方立場上思考問題，日本的印太構想和中國的“一帶一路”就能為日中雙方合作提供共同的平台。
談到日中兩國的交流活動，高原教授說，“日本今年是令和元年，也是青少年兩國交往促進年，安倍首相第一次組閣就提出日本每年要招待3千名來自中國的青年人。我聽說中方也會有同等乃至更大規模的招待日本年輕人到訪中國的計劃，我認為這是非常偉大的計劃。”他認為，只有兩國青年人實地到對方國家走一走，接觸到對方社會，和對方國家的人們實際交談，才可以對對方國家形成有實際感受的正確的理解。不僅如此，他還提議兩國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接觸彼此高層的機會，給青年人們留下更為深刻的回憶。但同時他也對中方是否能做好這樣規模猛增的人員接待表達了善意的擔憂。他指出，日方的交流活動已經推進了十幾年，經驗豐富，且其核心機構就是日中友好會館，但中方因為規模擴大了，很多部門都要參與進來，就需要做好各部門之間的橫向協調。他建議中方扎實地，盡早開始活動，做好協調工作。
日本前外務副大臣山口壯則圍繞日中雙方深化合作分享了他的觀點。他認為，戰後建立的國際秩序現在正處於失靈的狀態。二戰之後為防止戰爭成立了聯合國，但並未真正起到防止戰爭的作用，以WTO為核心的自由貿易體系也遇到了阻礙，在這種情況之下，如何構築新秩序並開展合作就成為了一個重要的課題。
山口先生指出，日俄戰爭和一戰的勝利使得日本的民族情緒一度高漲，當時孫中山先生說，不應該以武力去制服武力，而應該通過仁義，道德，政治，即所謂王道的手法來解決問題。但日本並沒有很好地理解孫中山的建議，從而引發了日中之間的戰爭。反思過去的歷史，如今的中國和日本應當共享孫中山先生當初的主張，防止戰爭，保持和平，使可持續發展成為現實。這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互聯互通，為了實現和平和繁榮，在亞太地區將TPP，東盟，RCEP等經貿機構和經濟合作構想聯繫在一起，就能夠形成一個經濟整體，拓寬日中在該方面合作的空間。
山口壯認為實現這一願景需要日中雙方更好地協調。他表示，日本曾經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包括環境治理、傳染病問題等各方面）提供了很多的援助，而現在，中國在“一帶一路”的框架下提出了新的設想，就需要雙方做好協調工作，這樣日本才能提供更多的協助。而在協調過程中，如何在文明衝突的情況下實現共存將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此，山口先生認為人與人的交流十分重要，他對當下日中之間相繼啟動的3萬青少年交流、年輕外交官培養、植樹造林國際合作等項目表示支持，“中國的朋友們到日本去看，發現日本跟之前的印象不一樣，日本人是非常好的，我想這種人員交流對今後推動合作是十分重要的。”
提到釣魚島問題，身為時任外務副大臣的山口先生也與學者們分享了他的看法。他對日本作出國有化決策而引發的日中關係的低谷表示遺憾。他說，“當時記者會見的時候我提到，這個項目我們會作為外務省的課題來去解決，絕對不讓防衛省參與進來，並希望把我的聲音傳播給北京方面，我想中方可能也聽到了這一點，所以中方沒有派海軍而是派了海警艦船去海域，日本也是沒有派軍艦，而是派了海上保安廳船只，當時我和二階先生一起工作，2015年二階先生提到了我們能夠想辦法見到習主席，最終習主席接見了我們日方3000人，大家都特別激動。我認為通過習主席的這樣一個舉措，兩國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而如果政府能夠實現日中首腦會晤就再好不過了。”
在演講的最後，山口壯進一步總結道，去年安倍首相成功訪華，兩國關係完全實現了正常化，為了進一步發展兩國關係，兩國之間絕對不能出現戰爭，而應通過王道的方法，以外交的方式來解決一些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