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大變局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前景 作者：楊暉（北京），法學博士／副教授、外交學院政治學與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朱建琴（北京），法學碩士、普華永道助理審計
【摘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備受世界矚目。而近年來中美關係的波動、社會治理的問題和全球性的疫情，使其金融中心的地位遭到質疑和擔憂。根據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歷史梳理、當前變量和自身特點的分析，本文認為香港特區有著本身不可取代的優勢以及來自內地的強力支持，正穩步按照“一國兩制”的邏輯，從一個區域性的國際金融中心，邁向國家性的國際金融中心，衹要處理好這一轉變，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僅不會動搖，而且還會有質的提升。
一、問題提出
自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中美關係面臨著巨大轉向，相互的貿易摩擦和制裁手段，使得處於國際化程度較高的香港首當其衝，在自由貿易、關稅豁免、貨幣金融政策等方面都增添了變數；而香港在經歷了“占中”引發的社會動蕩之後，“修例”風波更是使香港多年積纍的社會矛盾摻雜著敵對勢力的影響，衝擊著香港的社會環境；大國關係的周期性、階段性變化也影響著國際金融對香港的信心。概括來說，政治環境、社會治理和突發性危機使得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質疑和挑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趨勢會將如何？要解答這一問題，首先以比較分析來評估這些變數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產生了什麼樣的威脅和衝擊，是否到了喪失國際金融中心的程度；其次，從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歷史來看，歸納是什麼成就了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之後通過要素權衡，作出香港能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條件和發展趨勢的論斷。
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面臨的挑戰
國際金融中心可被定義為跨國界或地區範圍內發揮金融資源聚集或輻射功能（即金融資源聚集以後帶來的經濟效益）的中心城市①。按照影響範圍不同，金融中心可以分為三類：國內金融中心、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以及世界性國際金融中心。任何能够促成國際性金融中介活動，使其發揮金融聚集或輻射功能的城市都有可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公認的金融中介渠道有三種，即銀行、債券及股票。而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需要確保這三種中介渠道均有能力吸引外地儲蓄和機構前來投資或在港集資。
從國際環境變化看，Z/Yen全球金融中心指數②顯示了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自2019年起到2023年的幾年時間內，香港的整體排名出現下行性的波動（見表1），得分③下滑明顯（見表2）。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香港國家安全法》使得批評人士進一步質疑香港的命運，大多數業界分析師將此視為香港全球經濟和金融地位終結的開始，并預測香港會與內地金融中心趨同。另外《香港國安法》的頒布使得外資心存疑慮，隨著外國資本和市場機構撤離香港，香港的全球金融聯繫功能將逐漸減弱④。
［表1］
［表2］
從國內看，1997年香港回歸時，香港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貢獻了近13%的份額，到2019年對中國GDP的貢獻僅為2.6%⑤。這樣看來，香港的經濟地位似乎在下降，尤其是在以上海、深圳為代表的中國內地金融中心競相爭奪國際領先的金融中心地位之後，香港似乎已成為可被內地隨時替換的資源。雪上加霜的是，從“占中風波”到“修例事件”，反復出現的社會政治危機與活動撕裂和撼動著香港社會。當挑戰了國家對香港主權的一系列暴力事件發生後，香港民生經濟遭到重創，旅游業收入大幅下降，恒生指數暴跌，加上暴力襲擊者打砸建築設施、阻礙交通，導致金融機構業務中斷，各界對香港產生信心危機，引起部分人才和資本的外流。因此，對於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是否動搖的辯論變得愈加激烈。
為此，2020年5月28日，全國人大高票通過《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制定相關法律。《香港國安法》頒布後，香港金融重新平穩發展。CDS⑥同樣維持在低風險水平，其數值為48⑦。由此可見，雖然香港經濟正在遭受各種因素的衝擊，但其金融業仍具較強韌性，基本呈現出正常發展態勢。也就是說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要素仍顯現固有的、堅韌的作用。
《香港國安法》雖然已經使得香港社會秩序得到恢復，但國際社會依舊擔憂香港能否回到先前依靠自由經濟創造的繁榮和穩定。近年已經有跡象表明，作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主要競爭對手之一的新加坡，正在從滑落至全球競爭力排行榜第七位的香港身上獲益⑧。
對於《香港國安法》的影響，僅從近期數據評判過於片面，需要總結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固有因素并結合《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的變化，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影響作長期判斷。
上述的變化表明，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性質、地位和趨勢，正經歷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從地區化、區域化、世界性的特徵轉化為具有國家屬性意義的國際金融中心。較以前所不同的是，這種國際金融中心具有國家安全的義務，也有了國家法律的保護。這種變化不僅僅衹是國家主權體現，也是先前開放、不設防的香港自我防護、應對外來政治、經濟投機的需要。不難看出，儘管《香港國安法》已經恢復了香港的社會秩序，正力圖使香港從一個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成為一個國家性的國際金融中心。所謂國家性國際金融中心是相對香港特殊的歷史而言，也就是說主權回歸後，主權的行使（《香港國安法》頒布）能否恢復香港先前依靠自由經濟創造的繁榮和穩定，《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的長期影響如何？《香港國安法》之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是應重建還是努力維持香港原先的金融結構和生態？在這一過渡時期，如何完全贏回各方對香港經濟的信心，實現香港國家性國際金融中心的轉變？
三、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之路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成就，是各種因素能在香港和諧并行的結果。不僅是代表了香港的經濟發展這樣簡單。香港是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繫的要地，也是瞭解西方的絕佳窗口，國際化的司法制度更是讓西方願意與中國交流和合作的一大重要原因。
在20世紀80年代，香港充其量衹是一個區域性金融中心，由於此後20年中國經濟崛起，使它的國際地位得到加強和提高⑨。2008年香港作為一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金融中心被《時代》雜志評選為世界上最重要的三個經濟城市之一，并與倫敦、紐約并稱為“紐倫港”，足以想見其世界性金融中心的地位。全球最具影響力且每年定期發布有關經濟競爭力報告的兩個主要機構是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⑩和世界經濟論壇（WEF）。在IMD2020年發布的《全球競爭力排名2020年》中香港排名跌落第五，而2017年香港是排名世界第一，之後連續兩年位居世界第二；自香港參與IMD評估以來排名一直維持在全球前十⑪，這與其作為全球領先的銀行和金融中心，實施簡單易行和較低的稅收，以及不限制資本流動來鼓勵創新等舉措密切相關。而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截至2019年香港排名世界第三，比2018年上升一位。在十二個評分標準中，香港的金融體系（91.4）、產品市場（94）和宏觀經濟穩定性（100）排名世界第一，基礎設施、咨詢及通訊科技應用排名第三，制度排名全球第五，這顯示了香港在這方面的競爭優勢⑫。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香港能够發展為國際性金融中心，是衆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作為競爭力的主要構成因素和表現，香港的經濟自由度指數、營商環境便利指數和互聯互通指數，是體現香港經濟對外競爭力的主要指標。經濟自由度主要體現在香港自由港的獨特地位，以資本、資訊、金融等要素的自由流動為主要內容。而香港的簡單稅制、低稅率、廉潔政府、法制和司法獨立、基礎設施、員工生產力等均顯示出香港的營商環境便利性。香港通過跨境的各類經濟要素大量流動，建構了互聯互通的全球供應鏈網絡，則反映出香港經濟十分國際化。由此，香港競爭力的具體內容體現在：經濟的國際化與跨國網絡、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和現代經濟體系的商業文明規範。
也就是說，香港巨大且成熟的市場環境、監管制度與法制體系、自由開放的金融政策和較少的政府干預是使其成為國際性金融中心的內部因素。外部因素則包括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時差優勢，世界金融業的擴展和銀行業的全球化，中國的騰飛對香港的促進作用。相較而言，外因是使香港成為全球金融中心的重要條件，而內因則是決定性條件。從這個角度看，香港成為全球金融中心的比較優勢體現在內外因的制度保障：尤其以完備的法治環境、高度自由和相對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為基礎，以便利自由的信息和發達的基礎設施以及市場環境、銀行體系和監管體系優勢為保障。
（一）高度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
香港自回歸後50年內保持資本主義體制，從屬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這個體系在經濟上呈現多等級且不均衡的地理分布，由資本主義的核心—半邊緣構成⑬。香港自1842年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後就從屬於這個體系的邊緣地帶，即殖民地版本的資本主義。香港被割讓給英國後，開始實行全球最自由開放的自由港政策，其本質原因是香港依附型的經濟及特殊區位，這是香港自由經濟制度和政策中最鮮明的特徵。
1980年以後，資本進入全球流動，市場擴張踏入高度全球化的階段。而自由港的政策利於企業降低成本，促使貿易興盛，帶動對外開放政策的推行，從而吸引大量外資聚集，帶動了香港的航運、造船、酒店、飲食、銀行、商貿的發展，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市場和銷售渠道，從而推動香港實現從轉口貿易向加工貿易的轉變，為香港成為世界金融中心打下堅實基礎。
香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順應了1980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的推進，以及由美國主導的新一輪資本主義全球化浪潮。與此同時，中國推動市場化改革開放，讓其成為新自由化資本主義國家投資的新興市場。香港因其地緣優勢和市場經濟制度的便利，從資本主義體系的半邊緣地區，提升為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中介，但香港仍不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核心主流。資本主義體系核心的歐美國家，利用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市場經濟的資本和商品自由流動的便利作為政治對衝，進入龐大的中國市場獲利；而內地則利用香港的市場經濟，學習引進世界市場的游戲規則，并進入全球市場網絡和生產體系。隨內地經濟的迅速崛起，且從世界經濟的邊緣進入核心，香港的全球城市地位也開始隨之上升，并進入發達經濟體的行列。可以說香港的崛起，內地的因素至關重要。
高度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亦體現在貨幣自由上。20世紀70年代，香港正式結束英鎊匯兌本位制，解除外匯管制，使得銀行可以用各種貨幣調動其海外資產，宣布港元與美元脫鈎，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從此，港元成為世界上可自由兌換的貨幣之一，匯價由市場供求關係自由決定，香港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發達外匯交易市場。投資者在香港就可以直接買賣全球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資金可以自由進出，貨幣可以自由兌換，貨物可以自由往來，這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必要條件。
高度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還體現在香港的信息流動上。投資者可以在香港獲取世界各地的信息而不用擔心信息壁壘導致效率低下，蒙受損失。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於《華爾街日報》發表的“2018經濟自由度指數”中，香港不但再次榮登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寶座，還成為唯一總分超過90分的經濟體，遠高於全球平均分60.8，這也是香港連續25年蟬聯這一世界級的殊榮⑭。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香港的經濟自由與親資本的營商環境繼續推動香港實現經濟增長和對外競爭力的提高。對於一個高度依賴外部市場和資源的經濟體，吸納全球資本流入的能力、參與國際市場的深度，關係整個經濟體的生死興衰。因此，便利化的營商環境和自由開放的經濟制度必然是形成對外競爭力的主要原因。
（二）完備的法治環境
公正獨立的法院、專業開放的法律業界、為政府依法施政把關的律政司、優良的法律建設、尊重法治的市民大衆是維持香港法治的重要支柱，香港的法治建設也因此獲得了國際認可。香港回歸後所遵循的“一國兩制”下的憲制安排，賦予了香港高度的自治權，司法相對獨立而且對行政機關有事實上的制衡關係。此外，香港回歸之後，無論中央政府還是香港特區政府都嚴格秉持法治精神，處處尊重并維護香港地區的法治。
金融對誠信和法治要求極高，法院是投資者解決糾紛、保障自身權益的最後渠道。司法獨立給了國際投資者信心，也是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一大必備條件。同時香港是全球最受歡迎的仲裁地之一，世界級國際仲裁機構集中落戶於此。香港的仲裁裁決可以在超過150個《紐約公約》締約國執行。香港擁有強大的國際法律團隊，世界知名律師雲集：超過9700名執業律師，1500名來自超過30個司法管轄區的注册外地律師，1500名執業大律師。這些律師提供廣泛的法律服務。
香港能够25年蟬聯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的殊榮，最主要的原因是香港有廉潔的行政機構和企業文化。在這中間，廉政公署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香港廉政公署是一個與所有政府機關相分離的獨立反貪機構，於1974年組建，職員不隸屬於政府公務員架構。廉政公署反腐敗靠的是四大獨立：機構獨立、人事獨立、財政獨立和辦案獨立。
廉政公署不但管轄政府官員腐敗，也參與管理私營機構和企業腐敗。一是因為私企的腐敗也是侵犯公共利益的一環。例如，上市公司貪污、商業回扣，最後都直接或間接地損害了消費者和投資者權益。二是因為私營企業的腐敗如不被遏制，全體社會清廉將成為一句空話，受其影響政府也難獨善其身。除了廉政公署，香港法院也享有極高國際聲譽，受國際投資者認可。
（三）獨特的基礎設施
香港的基礎設施優勢具體表現為香港在全球市場并非做產品交易，而是進行帶有中間投入性的服務貿易，尤其是高端產品的生產服務。香港是全球少數幾個能够在服務貿易上保持順差的經濟體，排名僅次於美國和英國。而這種軟實力與香港本土的基礎設施相關。
香港高度成熟的市場體制、法律與法治（包括金融、專業服務、產權及專利的立法與法治），是形成其特殊優勢的制度性基礎設施。而中西合流的文化和商業傳統，經營習慣和長期形成的職業操守則構成香港金融軟實力。這種軟實力是通過在香港160年的歷史沉澱而成，并非一蹴而就。其在互聯互通指數和物流效率方面排在全球前列，在全球價值鏈和供應鏈中仍占高端地位，正是由於其軟實力。
香港經濟軟實力的產業體現為高端服務業，又稱全球先進的生產性服務業和國際金融中心。也就是說，香港的最大優勢不是經濟體量，而是經濟功能。其高端服務業提供完善、高效率、低交易成本的服務，并非其它經濟體可以媲美。而高端服務業的貿易順差來源地是美國、英國與西歐國家。香港對歐美貿易順差的產業依次是金融、商業服務和運輸業⑮。香港能够對美國這個全球第一大服務貿易體取得順差地位，是香港專業服務業、金融業和物流業世界競爭力的表現，更反映出香港在全球城市中資源和要素配置中心的地位。最為關鍵的是，香港對內地的特殊優勢，是內地在長時間以內也無法替代的。這并非與經濟體量相關，而是與香港本土因素和經濟功能密切相關。
（四）市場環境優勢、銀行體系和監管體系
從市場環境看，作為西方進入中國、中國走向西方的成功平台，香港市場的獨特性即在於其所構成的中西融合的跨國貿易網絡。自1842年英國通過強制性不平等條約使香港成為英國的遠東貿易港後，英國資本開始逐步在此地建構從海外進入中國的跨國貿易網絡。因此，香港作為自由港起步之初，它的貿易和商業網絡就具有跨國性質。97年回歸後，儘管英國資本不再壟斷香港市場，但是海外資本和中資仍持續流入香港，香港的基本市場結構仍舊是由跨國資本和跨國網絡構成的，并通過CEPA機制進入內地的服務業市場，通過華人和華資游資形成東西方的連結。
另一方面，香港資本市場的優勢體現在其IPO（首次公開募股）的過程和效果上。港交所采用客觀明晰的上市標準及更有保證的上市時間表，公司一般6-12個月左右就能完成上市的過程，不僅能節省上市審批的時間成本，更有助於企業把握上市時機。對於一些擁有品牌和國際業務的公司，香港上市能給予公司一個藉助上市過程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宣傳和推廣公司業務的機會。
香港上市後的再融資也十分便利，通常是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不需要進行額外的行政審批，除個別年份以外，上市公司的再融資的規模都超過了首次公開發行的規模。在香港可以使用的融資手段衆多，包括：配售、供股、可轉債、認股證、高息債、杠杆融資等。
最後，是兼并收購的便利。香港上市公司運用股票作為并購工具的做法比較普遍，并且是市場化運作，無需行政審批。如果利用香港上市公司的平台進行國際并購，其便利性也優於涉及跨境審批的A股公司平台。
同時從銀行體系看，香港是國際銀行中心。銀行扮演著重要的金融中介作用，提供存款、貸款、投資、保險等服務，銀行穩定是金融穩定的基礎。世界領先的100大銀行中，有超過70家在香港營業，逾29家跨國銀行在港設置地區總部。香港銀行體系的資產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約9.5倍，并且是多間具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盈利及總資產的主要來源地。香港作為全球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於2019年的管理資產額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10倍，同時擁有全球最大股票交易所之一，市值達6.1萬億美元。
從監管體系看，香港金融管理制度的最大特點是以法治為中心，即以法律為根本手段，致力於為金融業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香港政府對金融運作的監管，主要通過銀行、證券、期貨和保險方面的專門法律條例和監管機構進行。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監管框架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以港交所為例，港交所受一套符合國際標準且明確、完善的監管架構監管。這為企業在香港募集資金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也有助增強投資者對香港證券市場的信心。
此外，港交所重視發揮行業自律組織的作用。香港的證券業、保險業、銀行業均采取的是政府監管及行業自律的兩級監管模式。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的行業自律機構分別是香港銀行公會、香港交易所和香港保險業聯會。政府在監管中充當著“管理者”和“協調者”的角色；而行業自律協會的工作重點是內部風險的控制和審查。這些行業自律機構與政府監管部門合理分工，各司其職，形成了香港自律與他律相結合、多形式、多層次的金融監管體系。
在治理方面香港也具有獨特性，香港成為條約港之初就被定位為經濟城市，而締造經濟城市的關鍵在於親商、親資本的環境。為維護自由市場規則，港英政府除了實施自由港和簡單低稅制的政策外，還大力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教育機構建設，為資本運營提供必備的軟硬設施；同時設定各種保護資本和限制勞工成本的規定，比如不徵收資本稅和長期不制定法定低工資保障。政府致力於吸納商界和專業精英合理製造有利於商業發展的環境，減少公衆干預社會經濟事務的能力，以維護自由市場經濟。因而政商聯盟成為香港城市治理的主要框架，并延續至今。政府的重大經濟決策中，商界精英都享有自己的主權。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親商環境等同於經濟競爭力的趨向下，香港在各種世界經濟機構的競爭力評估中，一直位居前列。
同時，香港也是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與其他人民幣離岸市場相比，香港具有明顯優勢。首先香港背靠大陸，與內地金融交易密切，人民幣存量大，政策優惠傾向明顯。其次，人民幣雙向流通途徑已經打通，銀行間債券市場、人民幣貸款、人民幣直接投資等渠道已經基本打通，香港人民幣發行量每年保持30%的高增長。并且，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已經基本形成完整金融生態，人民幣價格發現功能已經顯現，期貨市場趨於成熟并提升其吸引力，并對倫敦、新加坡等市場人民幣價格產生引導作用。最後，香港的機構、市場、法律、政策等與國際接軌，接納與認可度高。
通過以上分析，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不論從歷史還是趨勢上看，表面上是去國家化或國家缺位，實際上都有來自國家主權的作用和內地的各種支持。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成就歸功於香港自身的言論，實際上是不全面的。
四、迎接變化與挑戰
受“冷戰”思維的影響，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把香港作為一個“民主的橱窗”，而台灣則是“自由的燈塔”。在民粹主義抬頭的歐美社會和香港回歸後“一國兩制”取得新融合、新發展的當前時刻，以美國為首的“五眼聯盟”藉口香港社會的矛盾，通過了所謂的“香港民主人權法案”，并實施針對個人和企業所謂的“制裁”，一再威脅香港自由關稅的地位，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蒙上陰影。香港內部在經歷自由市場和積極不干預的小政府制度下，其弊端也逐漸顯現：香港經濟長期缺乏政府導向，地產財團壟斷資本，不但造成世界罕見的房地產壟斷獨大，難以控制資本的無限擴張，而且限制政府對社會和民衆的公共供給。資本壟斷扼殺香港經濟活力，抑制新產業、新技術進入香港市場。經濟利益集中流向壟斷集團，導致香港內部經濟增長偏低，缺乏創新，新企業和產業無法進入，社會結構僵化。對於發展高科技、創新與創業的活動被香港商界精英視為不具經濟合理性，香港的資本投資力求短平快，商業模式和經營鎖定在短期回報或廉價成本的基礎上。因此對比房地產和旅游業，創新、創業以及高科技領域的吸引力是極低的。此外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後，金融業能够提供的就業崗位非常少，衹有極少數受過比較好的教育的人群才能匹配，無法惠及普羅大衆。香港逐漸發展成為全球經濟體中經濟較不平等地區，中底層民衆與上層社會精英差距越來越大，無法享受香港繁榮帶來的成果，年輕人看不到希望。
讓人不願意看到的是，這些因素竟然演變成了外界挑戰中國政府對香港的主權的藉口和時機。因此香港面臨的問題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國際化問題，而是國家化後的國際化問題。也就是說國際金融中心也要承擔起國家安全的責任和義務。這意味著香港要從一個地域化、區域化的國際金融中心轉變為具有國家屬性的國際金融中心。
這種國家屬性的國際金融中心具體體現為：隨著中國與全球市場的融合，香港需要擔負起中央政府融合全球金融市場和維護國內金融安全的雙重戰略目標，并支撑中國政府在全球金融和貨幣體系中日益增強的影響力。其次，發揮自身的專業金融和監管知識，成為促進資本在中國與世界雙向流通的重要門戶，最後保持投射其市場影響力的渠道，成為保護政策自主權和國內金融安全的“貨幣長城前哨”。
所以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保持及持續發展的最佳路徑，是通過調整金融結構和生態，完善香港法制，消除國際社會和外資企業對香港的顧慮，結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使香港從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躍升為國際性金融中心。維持現如今香港的金融生態會促成香港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短期看香港可以依靠內地作為依托保持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但長期看原先的經濟模式給香港帶來的不僅是國際性金融中心地位的動搖，更重要的是加劇香港社會的不平等和科技創新的停滯，因此融入國家，加強政府引導才是解決國際國內問題的可行思路。
首先《香港國安法》之後，香港可以憑藉其國際司法管轄區的特殊地位，使中央政府有能力更好地管理政策和金融風險，有利於國家擴大國際市場資源的准入，推出新的舉措和政策。
其次，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GAB），并努力成為大灣區金融中心的先驅。中央政府正在推動這個超級地區的金融發展，香港應自覺融入，并在開發離岸人民幣和大宗商品市場風險管理工具方面發揮創新作用。繼續發揮在“一帶一路”倡議（BRI）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中的作用。通過發行債券、管理亞投行項目的資本、安排貨幣互換、提供便利融資以及利用其市場網絡提高亞投行進入全球資本市場的機會。
再次，中國在全球的金融影響力決定了將有更大的政策空間和作為，一方面要對國內資本市場保持嚴格控制，另一方面要與國際上的資本流通相適應，這使得香港成為一個獨特的金融中心，幫助本國管理和實現這些多個、有時會有一定張力的政策目標。衹要中國決定沿著金融全球化的道路，藉助國家權威的精心指導，采用可控的、有選擇性的和實驗性的方式，香港將繼續作為中國獨特的金融中心，因為沒有任何可靠的替代香港的地方。
最後就是制度優勢和中央的政策支持。中央一再表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是香港的驕傲和優勢，不能削弱，衹能加強。在2023年2月，中央發布了《關於全面支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意見》，進一步加強港深金融市場的對接和高水平合作。這其實就是國家屬性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具體化體現。
所以香港憑藉著國家的支持、自身的積纍和“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從區域性的國際金融中心，成為具有國家屬性的國際金融中心，將會擁有令人期待的前景。
注釋：
①余秀榮：《國際金融中心：歷史變遷與功能演進研究》，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2頁。
②Z/Yen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 是全球最具權威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指標指數，由英國智庫Z/Yen集團和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共同編制。該指數著重關注各金融中心的市場靈活度、適應性以及發展潛力等方面。
③GFCI 將構成金融中心競爭力的諸多因素分為五個核心指標：人才指標，包括人才的匹配、勞動力市場的靈活度、商業教育和人力資本的發展等。商業環境指標，包括市場監管水准、稅率、貪腐程度、經濟自由度和商業交易的便利程度等。市場發展程度指標，包括證券化水平、可交易股票和債券的交易量與市場價值、衆多金融機構聚集產生的聚集效應等。基礎設施指標，包括建築與基礎設施的成本和實用性。總體競爭力指標是指基於“總體大於部分之和”的理念的城市總體競爭力水平，以及城市宜居程度指標。
④Isabed Hilton, “Beijing’s HK Takeover Is a Masterdass in creating Fear,” Financial Times, July 2020, pp.20-21.
⑤Li, Y. V., “The Irreplaceable Outpost? Whither Hong Kong in China’s Financial Future,” China Review, XX(April 2020), PP.261–278.
⑥CDS(Credit Default Swap, CDS)，即信用違約互換，是一種價格浮動的可交易的保單，該保單對貸款風險予以擔保。CDS買家所獲得的保險承諾包括：倘若債權違約，或有債權評級下調等各種不利的“信用事件”發生，收入仍不受影響（視具體條款而定）。一般的債權人起碼仍可收回所持債券的面值。如此這般，CDS買家所獲得的保護，等於說它們在信用事件的條件下（債權產品違約率上升時），仍可獲得預期的收入甚至利潤。因為此時CDS賣家將對它們支付與所擔保債券面值相當的現金。而在沒有信用事件的條件下，如所擔保的債券按期履約，CDS賣家將從買家獲得定期的保險費收入，也能由此獲取利潤。
⑦馬岱煊、郭百里：《雙重危機下香港金融市場發展展望》，《企業改革與管理》2021年第1期，第99-100頁。
⑧截至2021年4月，新加坡金管局（MAS）新數據顯示，當地銀行4月來自非居民存款按年增加44%至621.4億新元，連升4個月并創紀錄新高；另外，當地4月外幣存款較去年同期增加近4倍達到創紀錄的270億新元，今年首4個月亦增長近兩倍，設立在新加坡的單一家族辦公室數量近幾個月也翻倍達400間。不僅如此，部分知名企業也在考慮縮減或退出香港。如索尼互動娛樂和Mo.t表示，部分員工已經遷往新加坡。而韓國互聯網搜索公司Naver Corp也表示將删除位於香港的備份服務器，并將其轉移到新加坡，以保護用戶數據。
⑨Jones and Geoffrey,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s in Asia, the Middle East and Australia: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405–428.
⑩從1990年開始，IMD會每年分析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的競爭力，以及該國家和地區內企業的競爭力，并為其排名。評估以四大標準為核心：經濟表現、政府效率、商業效率和基礎設施，專注於創造有利商業發展的規則和基礎設施。
⑪瑞士洛桑國際發展學院，《全球競爭力排名2020》，www.imd.org/wcc
⑫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2019》，www.weforum.org
⑬[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世界經濟體系》第三卷，郭方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4頁。
⑭《2018經濟自由度指數》，《華爾街日報》2018年2月4日。
⑮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20年香港服務貿易統計》，https://www.censtatd.gov.hk/sc/scode230.html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3月號，總第315期，P81-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