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自2020年6月30日以來香港社交媒體涉國安處執法行動及國安案件審判的輿情聲量與關注度變化
（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圖2 自2019年5月以來黃營網民含敏感輿情貼文所引發的平均關注度及敏感輿情在黃營所有輿情中的關注度佔比
（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圖3 香港社交媒體對本次國安處通緝8人的嘲諷與憤怒情緒佔比及其與自國安法生效以來幾個主要國安案件的對比
（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圖7 香港社交媒體黃營網民對4種主要軟對抗手段的關注度大小及因涉該手段討論而產生的嘲諷與憤怒情緒在涉相關討論所有情緒中的佔比
（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佔比）
圖4 自2019年香港社交媒體反對派網民涉各主要對抗形式的關注度佔比變化
（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圖6 自2019年以來海外港人反對勢力涉政治討論中的負面輿情佔比以及海外反對勢力涉政治討論關注度在黃營整體政治輿情中的佔比變化
（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
圖5 自2019年香港社交媒體反對派網民的政治光譜軌跡圖
（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中評社香港7月12日電/香港特區政府日前首次發布懸紅涉違國安法人士的通緝令，引發社會輿論的關注。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經過分析認為：香港市民對涉及國安元素的執法與司法程序皆形成常態認知，因此通緝令的輿情風險大為降低，借相關議題進行煽動性群眾動員的言論已趨式微。
7月3日，香港警方國安處對8名海外港人發出通緝令，分別為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前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前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我要攬炒”團隊發起人劉祖迪、全球登報眾籌發起人郭鳳儀、前法政匯思召集人任建峰、前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以及時事評論員袁弓夷。兩日後（7月5日），警方國安處再拘捕林朗彥等4名前香港眾志骨幹成員，其涉嫌透過一間顧問公司於背後運營“懲罰Mee”平台，藉此為上述提到的通緝人士羅冠聰提供金援。這是香港特區政府首次發布懸紅涉違國安法人士的通緝令，故在香港社會引起較大的關注與討論。
如圖1所示，本次警方國安處通緝8人的執法行動，並沒有在香港社會引起重大震盪，香港社交媒體涉相關議題的聲量與關注度雖有上升，但遠不及過往的國安案件所形成的輿情熱度峰值。由於自2020年中以來香港警方已展開多起國安行動，且很多涉國安的案件也在審訊中或已結案，因此多數香港市民對此類議題並不驚訝。香港社會雖仍會關注涉國安案件的動向，但對於警方的國安執法行動、以及進一步的司法程序已習以為常，相關議題再難在輿論場掀起驚濤駭浪，涉國安議題的輿情風險也相應降低。
結合圖2可知，自國安法生效以後，黃營網民含敏感輿情貼文所引發的平均關注度明顯降低，大致收縮至修例風波期間的三到四分之一左右，而且有關敏感輿情在黃營網民所有輿情中的關注度佔比也持續下滑，從修例風波期間逾20%的水平降至目前僅約6%左右。在國安法的震懾效應下，香港警方的國安執法行動以及國安案件的審理，縱使仍會在黃營網民間引起反彈情緒，但相關敏感輿情已較難形成大範圍的騷動，黃營輿論場對國安議題的處理也日趨傾向低調，修例風波期間借相關議題進行煽動性群眾動員的言論已基本式微。
由圖3可知，在國安法實施初期，香港社會對涉國安案件的憤怒情緒佔比雖然較大，但自黎智英及蘋果日報案達至頂峰後，香港社交媒體對此類案件的看法開始轉趨淡然，憤怒情緒佔比日益下降，在本次國安處通緝8人的執法行動中更跌至歷史新低。可見，隨著香港社會逐漸熟悉國安法的具體落實情況，對於國安法的誤解與疑慮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被淡化，整體輿論環境對國安法的抗拒與抵觸也慢慢消減，為香港特區政府日後的國安執法工作累積了更堅實的民意基礎。
在本次國安執法行動中，國安處主要瞄準了兩類違法形式，分別是反對派自國安法生效後加大力度鼓吹的“國際戰線”、以及基於規避刑事風險而進行的軟對抗。據圖4可知，自國安法生效後，伴隨違法成本較高的“街頭戰線”與“議會戰線”的輿情熱度消退，反對派網民涉“國際戰線”與軟對抗的關注度在各主要對抗形式輿情中的佔比皆有顯著提升，目前更已佔據約9成的份額。結合圖5可知，這也與反對派網民的政治光譜軌跡走勢基本相符。自國安法實施以來，反對派網民在派別傾向與立場取態上的表現，持續往相對溫和的泛民主派與和理非方向移動。當然，這種看似溫和化的取態，並不代表香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已徹底消失。
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反對派人士移民海外，海外港人反對勢力的規模與影響力皆有所擴大。這股勢力雖然不在香港本地，但仍對香港本地的輿論場發揮重大影響。如圖6所示，海外港人反對勢力涉政治討論的關注度，在黃營中的佔比近年來逐漸跃升，而且其引發的負面輿情佔比持續居高不下。這些人雖然不在香港本地，但仍然對香港本地輿論場產生一定影響。很多政治議題在香港的發酵，都有這些海外港人勢力煽風點火。
圖7展示了4種軟對抗手段的關注度大小及其在反對派網民間引發的嘲諷與憤怒情緒佔比大小。可見，雖然黃色經濟圈在黃營網民間的關注度仍相對較大，是很多黃營民眾重要的軟對抗手段之一，不過其對黃營網民憤怒或嘲諷情緒的激化作用則相對較弱，主要起到的是凝聚及團結黃營群體本身的功能。相比之下，黃營網民的煽動性言論則更值得警惕，相關議題的關注度雖僅居於第二位，但其在黃營網民間所引發的憤怒情緒佔比卻最高，反映其仍具有刺激黃營網民情緒的高度敏感性。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像九龍城潑水節趁機襲警、以及不尋常取消器官捐贈登記等處於灰色地帶的對抗行為，其關注度與憤怒情緒佔比皆並非最高，但嘲諷情緒佔比卻遠遠領先位列第一。這反映了此類軟對抗手段，雖然未必會在反對派網民間引發強烈的反噬效應，但仍會以介於合法與非法的地帶，挑動市民的負面觀感。這種情況恰恰反映了特區政府在“由亂入治”的新常態下，更須重視對付這類打擦邊球的軟對抗行為，避免反對派借此漏洞繼續危害國安、損害特區政府的形象。
中評智庫認為，近3年來，香港主流民意已普遍認識與認同國安法，反對勢力過去輕而易舉地利用具體事件煽動民意、衝擊社會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自“由亂入治”之後，在香港“由治及興”的過程中，更需要有一個穩定、祥和的社會環境，才能幫助香港更快地實現復常與重振，而落實國安法不動搖則至關重要！
（記者：陳日嘉，分析師：楊力聰，工程師：吳悅檸，研究員：林東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