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自2020年以來香港社交媒體涉垃圾屋議題的輿情聲量與關注度變化（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圖2 香港社交媒體對本屆特區政府解決環境衛生問題的信心指數變化（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圖3 自2020年以來被傳媒廣泛曝光的30間“垃圾屋”的住戶概況統計（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圖4 近10年來香港65歲或以上人口總數及其在總人口中的佔比變化（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圖5 按年齡組別劃分的香港人口結構統計圖（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圖6 2011至2020年香港三大主要年齡組別的貧窮率變化（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圖7 自2019年以來香港社交媒體的抑鬱情緒指數變化（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圖8自2019年以來香港市民對公屋、居屋與私人住宅居住環境的滿意度變化對比（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圖9 社交媒體對幾個主要處理或積極介入“垃圾屋”議題涉事方的關注度及相關輿情的正面情緒佔比（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中評社香港9月7日電/7月12日，香港立法會三讀通過《2023年罰款及定額罰款(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條例草案》，上調對亂拋垃圾、店舖阻街等破壞環境衛生行為的罰款。而面對另一被視為“老大難”的環境衛生問題——垃圾屋，政府則計劃在第二階段透過進一步修例予以改善，相關建議包括授權食環人員進入處所扔走垃圾屋內的“物品”，而非僅《消防法例》以往所涵蓋的“廢棄品”等。隨著新冠疫情結束，香港市民對公共衛生議題的敏感度有所下降，但不時被曝光的垃圾屋新聞仍能引起較高的話題度。
如圖1所示，香港社交媒體對垃圾屋議題的輿情熱度，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開始不斷發酵。社會整體公共衛生意識的提升，令過去相對隱匿的衛生問題更引人注目，其中被視作曱甴（蟑螂）老鼠溫床、由囤積雜物所引發的垃圾屋現象無疑是焦點之一。在第五波疫情爆發前後，香港社交媒體有關垃圾屋的討論聲量與關注度皆急遽飆升，新聞媒體對散落全港各地垃圾屋的持續報導，令該議題的能見度在近年來有明顯攀升。雖然香港目前已告別新冠疫情，市民不用再每天提心吊膽地與病毒周旋，對於公共衛生隱患的警惕心理也有所減退，但垃圾屋在公共環境衛生問題的表象之下，作為一個牽涉老年貧困、精神健康、政府治理等多層面的複雜社會議題，至今對於社交媒體仍維持一定的討論度。立法會在月前雖通過了涉及公共環境衛生範疇的相關修例，對亂拋垃圾與店舖阻街等違法行為增加罰則，但對於作為“老大難”問題之一的垃圾屋卻並無著墨。社會輿論關注特區政府接下來將如何處理垃圾屋這塊頑疾，不少觀點更將此視作彰顯特區政府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標。
由圖2可知，雖然上月通過的修例，並沒有把矛頭直接對準垃圾屋，不過政府也表示在第二階段的建議中，將通過修訂多項法例對政府工作人員擴權（如允許食環人員進入私人住所清理物品），從而更有效地處理垃圾屋與冷氣機滴水等環境衛生問題，這一消息拉動社交媒體對特區政府解決相關問題的信心指數在近兩個月以來連續竄升。整體而言，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以來，隨著專責處理衛生黑點、阻街黑點等地區事項的地區事務統籌工作組（下稱“地區工作組”）成立，全港在地區工作組的領導下先後展開打擊衛生黑點、美化市容的全港清潔運動，再加上特區政府近期就亂拋垃圾、店舖阻街等行為的罰則提出修例，這些都讓香港市民看到了特區政府改善環境衛生的決心與實際行動。接下來，特區政府能否統籌協調好各部門的力量、將垃圾屋這塊硬骨頭啃下來，可能影響社交媒體對其在環境衛生範疇表現的信心能否持續上揚，也是對香港特區政府治理水平的一項重要考驗。
為什麼說垃圾屋能夠較全面地考驗特區政府的治理水平？這得穿透垃圾屋這一現象的外衣，對其背後的成因與社會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圖3統計了近三年半以來各大傳媒報導的主要垃圾屋個案的住戶基本概況，可見這類住戶存在一個相對明顯的群體指向性——長者（住戶中有一名或以上長者的佔比為67%）、精神狀態欠佳（43%的住戶有明顯精神問題）、無業（全部住戶皆無業的佔比為57%）、獨居（住戶人數為1人的佔比為83%）、公屋住戶（住宅屬性為公屋的佔比為53%）等。換言之，垃圾屋住戶通常是處於社會較底層的邊緣群體——下流老人，在當前人口老齡化嚴重、退休福利制度未臻完善的現實條件下，這些低收入長者對於能否安享晚年存在很大的不安全感，而這種精神壓力最後則演變為過度收集物品的囤積症，慢慢就形成了我們眼中一個個匪夷所思、居住條件極度惡劣的垃圾屋。
結合圖4、5可知，香港的老齡化問題目前已相當嚴峻，65歲或以上的人口數量近10年來持續呈上升趨勢，2021年底該年齡組別在整體中的佔比已突破五分之一（20.3%），達到了聯合國對超老齡化社會的最低門檻（20%）。而今年中，65歲及以上人口的數目再創新高，在所有年齡組別中的佔比持續穩居第一（21.9%）；再加上香港生育率長期徘徊在1%左右低位的不利因素，可以預期香港未來數十年將在老齡化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與老齡化問題相伴而生的，是不斷惡化的長者貧窮現象。圖6對比了18歲以下、18至64歲、以及65歲或以上三個年齡組別的貧窮率，可見近10年來65歲或以上長者的貧窮率，長期大幅領先其餘兩個年齡組別，在約20%的水平線上下浮動。香港對老年人的基本退休生活欠缺健全保障，長者綜援或長者生活津貼皆設有資產及入息審查，且數額有限難以應付日常生活開支；此外，強積金制度無法覆蓋長期無業者或家庭照顧者等人士，而且低收入者從中受惠也不多；另受少子化及社會文化改變影響，子女供養已不是長者能理所當然獲得的依靠，獨居老人日益增多。上述種種因素都強化了“老”與“窮”之間的相關性，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垃圾屋住戶中長者的比例如此之高，出於對無法維持日常生計的恐懼，低收入老人們具有極度節儉的生活習慣，即便是一些無用、殘舊乃至廢棄的雜物也不肯捨棄，。
除了年老與貧困的相互交織外，前幾年的社會動盪、疫情肆虐等消極因素，也透過影響香港市民整體的心理健康素質，令垃圾屋這一與精神疾病緊密關聯的環境衛生現象日趨惡化。如圖7所示，2019年的修例風波、以及緊隨其後的新冠疫情爆發，導致觀察期內的香港社交媒體抑鬱情緒指數接連出現峰值。雖然香港社會早於今年初已實現全面復常，但經濟民生的復甦卻非一蹴而就，而是具有一定的延時性，再加上環球經濟大環境目前尚不明朗，香港的整體經濟狀況與疫情前水平仍有相當一段距離，部分人過去長期積壓的心理鬱結不僅沒有得到紓解甚至進一步加深。這與垃圾屋的個案存在也有一些關聯，今年6月在深水埗福華街華貴樓涉事單位除了被揭發屋內滿布雜物凌亂不堪外，還涉及約20隻貓被殘酷對待的虐畜情節。
儘管上面有提到長者貧困是垃圾屋現象的成因之一，但圖3中53%的垃圾屋住戶居於公屋的統計數字，除了因為這個群體多數由中低收入階層組成以外，公屋整體欠佳的管理水平也與此脫不了干係。據圖8可知，近4年半以來，香港市民對居屋與私人住宅居住環境的滿意度在多數時候都較公屋高。作為為公屋住戶提供管理服務的主要部門——房委會的執行機構房署，早於2003年起已在公共屋邨推行“屋邨清潔扣分制”（2006年後易名為“屋邨管理扣分制”），會對囤積雜物垃圾的公屋住戶進行扣分，屢次警告後仍不糾正的甚至會被收回單位，但這項制度實際操作起來卻成效甚微。房署在接到其他住戶投訴“垃圾屋”的情況後，雖然會跟進事件，對涉事“垃圾屋”住戶進行警告；但如果該住戶仍不肯改變囤物的生活習慣，房署通常也只是放任不管。儘管在一些住戶的強烈投訴下，房署也會派員強行入屋進行清理，但不久之後雜物往往便再次堆積。此外，有部分垃圾屋個案雖位於公共屋邨，卻在“租者置其屋”計劃下被住戶購買，因此其管理方式實質上與私人住宅無異，增加了垃圾屋問題的治理難度。
在處理垃圾屋問題上，涉及的政府部門不限於房署。如圖9所示，對比7個主要處理或積極介入垃圾屋的涉事方的社交媒體輿情可知，除房署外，其餘兩個經常被捲入垃圾屋爭議的機構——直接負責環境清潔衛生的食環署、以及後續為垃圾屋住戶提供協助與輔導的社會福利署，在社交媒體涉該議題討論的正面輿情佔比皆相對較低。垃圾屋並非單一的環境衛生問題，光靠哪一個政府部門的力量都難以將其徹底根除。食環署的清理行動只是一時的，接下來如果沒有社工的跟進輔導，令垃圾屋住戶的心理鬱結與經濟壓力得以紓解，最終也只是治標不治本，垃圾屋的重現不過是時間問題。
面對這樣一個錯綜複雜的社會問題，過去各相關政府機構之間往往缺乏必要的溝通合作與協調，經常以“超出職權範圍”為由消極執法，這也是地區工作組未來需加強督導、重點改善的方面。垃圾屋這一棘手難題，需要地區工作組這類統領全局的機構，加強協調、調配各部門的人手與資源，既在物理上恢復環境的清潔衛生，又在心理上緩解囤積症住戶的焦慮情緒，從根本上徹底解決問題。
中評智庫認為，垃圾屋問題由來已久、成因複雜、影響深遠，值得高度重視。對垃圾屋問題的處理手法與成效，也是香港市民觀察特區政府治理水平的重要切面；從根源上解決垃圾屋等社會問題，切實為民排解憂難，改善生活環境，提高生活水平，也香港“由治及興”過程中需要逐步實現的重要政策目標。
（記者：陳日嘉，分析師：楊力聰，工程師：吳悅檸，研究員：林東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