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2021年8月以來香港社交媒體涉垃圾徵費議題輿情的聲量與關注度變化（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圖2 2018至2022年“綠在區區”計劃廢物回收總量變化（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圖3 2018至2022年香港固體廢物棄置總量和“綠在區區”計劃廢物回收總量變化對比（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圖4 近期香港社交媒體涉垃圾徵費議題討論的各主要關注點（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圖5 近期香港社交媒體對垃圾徵費政策各主要爭議點的關注度與消極情緒佔比對比（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圖6 2022年部分國家或地區的垃圾回收率對比（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圖7 2013至2022年香港都市固體廢物的人均棄置量變化（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中評社香港2月21日電／2024開年，醞釀許久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垃圾徵費）政策再度進入公眾視線，隨之而來的還有洶湧的社會輿論。面對市民與業界的滿腔疑問，香港特區政府宣佈再度押後垃圾徵費的生效日期，表示將原定於4月1日起實施的垃圾徵費推遲至8月1日，為求讓市民大眾有充分時間瞭解政策的執行與相關細節。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通過對香港社交媒體的輿情數據及各官方機構的統計數字進行分析後發現，垃圾徵費政策關乎全港市民的切身利益，但公眾至今未能就此形成基本共識，對於政策的執行細節仍存在較多疑慮，因此該議題一度在輿論場內引發激烈爭議。雖然在垃圾圍城迫在眉睫的當下，推動垃圾徵費具有一定的政策合理性，但香港特區政府仍需充分聆聽民情民意、並積極加強解說工作，才能讓減廢回收的良好初衷得以實現。長遠而言，特區政府更要注重對公眾環保教育的持續投入，推動香港建立全民環保的正向社會價值。
回顧垃圾徵費政策的漫漫長路，最早可追溯至2005年香港特區政府首次提出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經過多次公眾諮詢與試行，特區政府在2018年才將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條例草案提交至立法會。由於各方就垃圾徵費的具體實施難成共識，故該法案在審議過程中更曾險些胎死腹中，受惠於上屆立法會延任、以及政府的讓步折衷方案，才得以在2021年8月順利通過。不過，儘管垃圾徵費法案通過至今已逾兩年，但由於有關計劃攸關各界利益、且對日常民生影響重大，因此該法案在通過後並未立刻實施，而是設立了18個月的準備期；及後在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彈下，垃圾徵費的生效期更被兩度推遲，導致該計劃至今未能正式落實。
如圖1所示，在垃圾徵費法案通過後至去年12月，香港社交媒體涉該議題的輿情熱度皆在較低水平內徘徊；直至踏入2024年，隨著特區政府對該政策的宣傳力度明顯加大，市民才對不斷逼近的垃圾徵費焦慮感激增，引發該議題的社交媒體聲量與關注度迅猛攀升。故此，不少輿論認為，觀乎垃圾徵費過往幾年在輿論場中的低調存在，足見政府並未充分抓緊之前一年半的準備期，缺乏全面深入的宣傳工作，以引起廣泛市民對垃圾徵費的足夠重視；也正是因為社會目前對垃圾徵費的認知度與理解度仍遠遠不足，近期政府忽然下猛藥的強勁宣傳攻勢，才會導致大量市民對這項即將到來的新政感到措手不及。
雖然香港特區政府在垃圾徵費的政策宣傳層面有所欠缺，但值得一提的是，過去多年來，香港特區政府其實一直有積極推動源頭減廢的環保工作，以引導市民分類回收、減少棄置廢物。自2013年起，政府就透過向非牟利機構招標及提供資助，在全港5區設立促進廢物回收的“社區環保站”，及後這些環保站的覆蓋面更擴展至全港各區。而該回收計劃後來經內部整合後，於2015年正式命名為“綠在區區”社區回收網絡，目前在全港18區共設有11個“回收環保站”、33個“回收便利點”和約120個“回收流動點”，接收包括廢紙、金屬、塑膠、玻璃瓶等各類常見回收物。從圖2可見，“綠在區區”近年來的發展十分迅速，其廢物回收總量從2018年的2100公噸，至2022年已躍升近10倍至20300公噸。不同於近月鬧得沸沸揚揚的垃圾徵費政策，“綠在區區”採取獎勵而非懲罰機制去鼓勵市民踐行環保，透過利用“綠在區區”的設施網絡分類回收，市民可獲得並累積“綠綠賞”積分，這些積分可供換取米、食油、廁紙、毛巾等日用品，因此吸引很多市民積極響應和參與，不少基層市民更發自內心地對“綠在區區”表示讚好。
儘管在“綠在區區”計劃的幫助下，香港的分類回收工作有了明顯改善，但減廢速度始終跟不上排廢速度。由圖3可知，與香港社會每年動輒百萬公噸的固體廢物棄置量相比，通過“綠在區區”計劃回收的廢物量可謂杯水車薪。雖說環保事業重在集腋成裘，但即將被撐爆的垃圾堆填區，卻已等不及這細細涓流積成滄溟水的那天。官方資料顯示，香港目前有3個策略性堆填區，每年處理超過500萬公噸垃圾，雖然這3個堆填區的總容量達1.39億立方米，但依然難敵與日俱增的垃圾棄置量，預計至2030年3個堆填區都會達致飽和。正因面臨如此嚴峻的垃圾圍城形勢，政府才會明知即使反彈很大，還是堅持推動垃圾徵費的落實，希望能透過這一政策加快促進源頭減廢，令香港能長遠擺脫對垃圾堆填區的依賴，並帶動全民踐行可持續發展的生活理念。
垃圾徵費不僅牽涉到最基本的指定垃圾袋收費標準，更涉及執法、監管、配套回收等各個環節。據圖4可知，連日以來，香港社交媒體圍繞垃圾徵費的討論，大多著眼於這些操作細節之上。其中，垃圾徵費政策的執行監管方式引發最多網民關注（關注度佔比32%），有不少觀點認為，垃圾徵費政策一出，難保有人會選擇在深夜時分或僻靜地點違規棄置垃圾，甚至將部分體積較小的垃圾沖進馬桶，質疑政府屆時將較難對這類隱匿行為作出有效打擊。也有較多輿論表示，以往的普通膠袋如超市膠袋、外賣袋等能夠作為垃圾袋進行二次重用，但垃圾徵費後則必須使用指定袋才能丟垃圾，認為此舉反而造成浪費致垃圾量增加。此外，還有不少在私人樓宇居住的市民質疑，政府允許管理處用大指定膠袋對住戶棄置垃圾進行“執手尾”（善後）的做法並不合理，認為此舉不僅未能懲罰到個別違法棄置垃圾的住戶，還會產生購買大指定膠袋的額外成本致管理費上升，令其他依法棄置垃圾的住戶也被迫無奈買單。
其次，香港社交媒體對特區政府提供的回收設施與資源是否充足也表示高度關切（關注度佔比28%）。有調查數據顯示，62%的受訪者認為香港當前可供使用的回收設施並不足夠，更有多達72.5%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住所附近的“綠在區區”具體開放時間。雖然“綠在區區”近年來在全港的擴張速度非常迅猛，但不少市民表示要步行至最近的回收環保站或便利點仍需一段較長距離，希望我特區政府能在住宅區增設“綠在區區”的回收流動點並延長開放時間。
與此同時，垃圾徵費的延期（關注度佔比19%，排名第3）也讓不少市民表示鬆了一口氣。有觀點認為，垃圾徵費的執行設計當前仍存在諸多漏洞，而政府在18個月的準備期內仍沒能充分釋除公眾疑慮，社會對於垃圾徵費議題至今缺乏基本共識，反映政府和市民都需更多時間來消化與準備該政策，表示政府早前宣布將其押後才是對公眾真正負責的做法。而關注度佔比分別為13%與8%的罰則方式與指定袋收費詳情，也在社交媒體引發一定討論，不少輿論表示對於何為合理的罰款及收費標準，特區政府需更充分地進行公眾諮詢、聆聽各界意見，認為在此基礎上所訂定的執行標準，才能具備較高的社會接受度。
結合圖5可知，除了前述擔心指定袋可能變相增加垃圾、管理處可用大膠袋幫不用指定袋住戶善後等爭議點外，社交媒體還對垃圾徵費議題抱有其他疑問與憂慮。如關注度與消極情緒佔比皆最高的指定袋質量問題，相關討論主要由近期一段實測環保署指定袋的影片所引發，片段內容展示的指定袋不僅承重量低且極易破損，在社交媒體掀起一波針對指定袋質量的巨大質疑聲浪，直至環保署後來出面親測澄清才得以逐漸平息。
其次，有較多輿論表示雖然垃圾徵費帶來的每月數十元額外支出，對於中產收入或以上的家庭影響不大，但對很多低收入家庭而言卻是百上加斤，相關憂慮底層群體負擔因此加重的爭議點關注度排名第2。此外，也有不少市民關心垃圾徵費將導致清潔工工作量倍增（關注度第3），有觀點批評環保署將自身的監管責任推卸至前線的清潔工身上，認為其要求清潔工檢查所有住戶是否皆使用指定袋的做法不切實際，更擔心此舉或引發大批清潔工的離職潮。
最後，也有網民質疑特區政府推行垃圾徵費的時間點不當，表示當前正處於經濟低迷週期，若再以垃圾徵費的新名目向市民增收罰款，將進一步打擊香港市民已然不振的消費意欲，削弱政府各項搞旺經濟政策的成效。
雖然垃圾徵費在香港遇到的阻力相當之大，但事實上其在全球多國均有推行先例，特區政府也可從這些經驗中以往鑒來、拾遺補過。如圖6所示，2022年，多個實施垃圾徵費已久的國家或地區，如韓國、台灣和澳洲等均在廢物回收方面表現不俗，回收率基本達到五成或以上。其中，同為亞洲四小龍的韓國，在九十年代也曾經歷過廢物棄置量急升、垃圾圍城的困境。但韓國政府反應迅速，自1995年起，就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行垃圾徵費，先根據垃圾袋數量收費，繼而拓展至回收廚餘等，後來又加裝監測器以防範非法棄置行為。在垃圾徵費實施後的幾年內，韓國的整體廢物棄置量即迅速銳減四成，首爾的人均垃圾棄置量更是降至0.32公斤。2022年，韓國以高達67.1%的垃圾回收率位居世界首位，真正做到從源頭最大程度減廢。
反觀香港，綜合圖6、7可知，本地垃圾回收率雖已達32%，但人均都市固體廢物棄置量近十年來卻屢創新高，2018和2021年的人均棄置量都直衝1.53公斤，倘再無明顯改善垃圾量只會越積越多。因此，特區政府實施垃圾徵費的意義非常重大，是推動香港過渡至全民環保型社會的重要轉折點。不過，這絕非一日之功，需要特區政府拿出恆心與耐心，深耕培養公眾的環保意識。以德國為例，當地早自1904年起就開始推行垃圾分類政策，分類回收目前已成為每個德國人的日常。德國政府非常重視對公眾進行環保教育，從學齡前兒童階段起就向公民灌輸環保理念，規定幼兒園的小朋友必須參與垃圾分類操作課程，大學校園內也設有專門的垃圾處理課程與專業，通過多年以來的潛移默化影響，才能成功把垃圾分類刻進德國人的DNA。
而且，德國的政策也注重透過提供誘因，以鼓勵市民積極參與分類回收，如在超市設有自助瓶子回收機，若市民願意分類或將瓶子回收，便可獲得現金——可重復使用的啤酒瓶0.08歐元一個，一次性塑料瓶和易拉罐都是0.25歐元一個。這種建立在獎勵而非懲罰機制上的政策設計思維，也值得香港特區政府參考借鑒。例如，可否每月向市民派發一定數量的指定袋，當市民使用的指定袋超出該額度時才需額外自費購買，而不是一上來就要求市民必須自掏腰包；此外，能否用出售指定袋所產生的額外政府收入，以現金回饋的形式獎勵一年內使用指定袋數量低於某個額度的市民，上述這類網民的建言獻策也值得政府聆聽。
中評智庫認為，究其根本，垃圾徵費的政策原意，是要培養公民的環保意識，從而推動全民自覺主動踐行環保。垃圾徵費之所以在香港遇到如此大的阻力，最根本的原因是社會缺乏足夠的環保素養，對於分類回收並未達成基本共識。這需要特區政府與社會各界進一步積極溝通，並著眼長遠的公眾教育令環保理念根植下一代。其次，特區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也應更多從獎勵而非懲罰的角度出發，減少市民對垃圾徵費產生的剝削感，避免好心做壞事。最後，特區政府應趁垃圾徵費生效前的最後幾個月，加快完善以“綠在區區”為主的回收配套硬件設施，以確保垃圾徵費政策屆時能順利落地。垃圾徵費的開局或許伴有很多爭議，但這也是香港朝全民環保社會轉型的重要契機，期許特區政府能有更大的智慧與決心推動政策，讓市民能真正做到熱愛環保、樂在其中。
（記者：林昊，分析師：方來牟，工程師：吳悦檸，研究員：林東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