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陸求學返回的台生，成為台灣社會又一個新的社會群體。
中評社╱題：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台灣社會群體結構演變與特殊群體現象〔1〕 作者：王建民（北京），閩南師範大學兩岸一家親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
【摘要】台灣是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移民社會。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台灣社會出現不同的族群或群體，還有不同歷史時期不受關注的不少特殊少數社會群體。不同族群或社會群體有著不同的社會心理特徵與複雜的兩岸情感。我們常常習慣性用所謂四大族群觀察台灣社會結構，其實是不完全準確的，需要從微觀層面瞭解與觀察台灣社會特殊群體現象，進而全面、歷史地認識台灣社會群體結構的特殊性與複雜性。
一、“原、閩、客、外”四大族群及人口變動
談到台灣社會結構尤其是社會群體結構問題，常常以本省人、外省人、客家人與原住民等四大族群來分類與描述。日本侵占與殖民統治台灣之前，台灣社會結構在清政府治理下主要由原住民與大陸移民即福建人與廣東人（閩粵人）構成，并無四大族群問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社會結構的族群構成，以台灣人（原住民與大陸移民）與日本人組成，但主體仍是以漢人與原住民為主體的中國人（台灣人）。台灣人開始分為閩南人、客家人與原住民。依據1928年“台灣總督官房調查課”公布的“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閩南人主要來源是漳州與泉州籍移台人口，分別占屏東平原總人口（包括原住民）的27.84%與15.35%，合計為43.19%，客家人口占21.2%以上。1944年，台灣人口總數為650萬人，78%是閩南人，客家人占15%；日本人37萬人，原住民（高山族）約15萬人〔2〕。抗戰勝利後，台灣光復，日本人幾乎全部被遣返，台灣族群結構發生新變化。1945年，閩南人占85%，客家人占13.5%，原住民占1.5%。到了1950年代，由於國民黨政府遷台及大陸軍民大量移入，台灣社會群體結構發生重大變化，逐漸形成所謂的本省人、外省人、客家人與原住民等四大族群。
經過幾十年發展，台灣族群結構有了新變化，現在又有了一個新的住民群體（陸配與外籍配偶及其子女），同時原四大族群結構比例也有了變化。目前閩南人占總人口的72%，外省人占13%，客家人占11%，原住民占3%，新住民占1%。
閩南人是指1945年前從大陸先後遷移到台灣的大陸人及其後代，是台灣社會族群的主體，目前估計約有1650萬人，在理論上也屬外省籍。另一估計閩南人口在1500萬人以上，占台灣總人口的63%以上，約為客家人的3.3倍。
客家人也是從大陸遷移台灣的大陸客家籍居民，較閩南人移台略晩，但有不同的統計與估計，差異較大。目前台灣客家人口應為250萬人左右，主要居住在北部縣市，南部人數相對較少。依據台灣“客家委員會”公布的“2016年度客家人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研究”報告，島內民衆自我單一認定的族群與人口統計有一定差距，自認為是福佬人（閩南人）占69%，推估人口為1620.1萬人；客家人占16.2%，推估人口為381.5萬人；“大陸各省市人口”占5.5%，推估為129.6萬人；原住民占2.7%，推估為63.5萬人〔3〕。據台灣媒體報道，目前台灣客家人口約480萬人，其中桃竹苗地區超過160萬人，苗栗與新竹縣客家人均超過六成，桃園市與新竹市超過三成〔4〕。湯錦台的文章認為，依據台灣“客委會”統計，到2016年12月，客家人口為453萬人，占台灣總人口的19%，其中能說客家語的不到半數，約為212萬人〔5〕。如果以2004年調查，自我認定為客家或有客家血緣或淵源的人口曾達608.4萬人，占當時2261.6萬人口的26.9%。他認為由於種種原因（包括施琅“抑粵揚閩”政策、台灣歸閩省管轄粵民有差別待遇、治台官紳對粵東客民先入為主的偏見與歧視、閩人發動的歷次民變或漳泉械鬥對客民的衝擊、閩人搶先入台取得土地的優勢、閩客海陸特性差異形成的不同經濟行為、從清代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按閩粵地域而非方言人群統計所形成的閩粵客民方言群認同的割裂，以及戰後造成的都市客家認同快速流失等），客家人尋求福佬人認同，出現“福佬化”現象，身份由“客變閩”，形成統計上客家人的長期流失，估計總計達200萬人被歸為閩南人〔6〕。
外省人主要是指1949年前後遷移台灣的大陸人，當時估計約100多萬人，經幾十年發展，目前約有300萬人。
原住民是指一直祖居台灣島的少數民族，曾稱高山族，後統一稱為原住民。儘管人口不多，但族群部落多，地位特殊，影響力不可忽視。總體上講，原住民人口一直呈現持續增加趨勢。依台灣方面統計，2017年，台灣原住民人數近56萬人，年增長1.1%，高於總人口增幅〔7〕，也較新世紀之初增加了10多萬人。其中，以阿美族人口最多，占37.3%；排灣族次之，占17.9%；泰雅族占16%，居第3位。上述三族合計占了原住民族人口總數的70%，其他14個族原住民人口合計占約30%。
原住民人口與目前台灣農業人口相當。在早期社會結構中，農業人口或農民占有較大比重，但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或農民人口大幅減少。1984年，台灣農業人口首次降到100萬以下，2005年首次降到60萬人以下，此後農業人口一直在55萬上下波動，2017年為55.7萬人〔8〕。
四大族群的政治理念與對藍綠的支持有所差別，一直處於變化之中。閩南人是所謂本土人，支持綠營的比較多，但因人口占絕對優勢，也是藍營主要支持力量。外省人被認為多數支持藍營，但二代、三代外省籍民衆支持綠營的比重持續增加。客家人多數傾向支持藍營，支持綠營者相對較少，但呈現上升態勢，這可從客家人集中縣市以藍營執政為主及藍綠得票數日益接近得到充分反映。原住民更傾向支持藍營，但原住民精英群體更傾向支持綠營。
二、本省人與外省人
從省籍分，台灣人口結構可分為本省人與外省人。本省人主要是指1949年之前到台灣發展、定居的大陸同胞及其後代，實際上也是外省人；外省人則是指1949年以後移居台灣的大陸同胞及其子女（後代）。因此，本省人與外省人衹是來台時間先後不同，但在特殊的台灣政治結構下被分成外省人與本省人。本省人當然是台灣社會的主體，占了人口的絕大多數。在本省人中，主要是閩粵人及其後代，客家人比例較低。依據1990年最後一次仍區分大陸籍貫的台灣人口普查資料，1990年，外省人口為270萬人，占當時總人口的13%。
今日台灣有本省人與外省人之分，揭示了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即台灣自近代以來在中國歷史上就是中國的一個省——台灣省。本省人就是指台灣省人。在沒有統一台灣之前，在沒有實現“一國兩制”之前，在沒有進行台灣省行政區劃之前，我們卻逐漸不再講台灣省，而用台灣或台灣地區或中國台灣或中國台灣地區代之，雖是政治現實需要，但并不科學與合理。我們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參與編寫中國省市地理叢書時就用《台灣省地理》，而不是《台灣地理》或《台灣地區地理》。
在台灣藍綠政治語境下，本省人被認為是本土人，是真正的台灣人，號稱“正港台灣人”，外省人則不被認為是“正港台灣人”。這是特殊政治環境下出現的政治身份認同差異。
三、外省老兵與不同的特殊外省人群體
一般意義上台灣的外省人主要是指1949年前後隨國民黨撤退台灣的軍政人員及其後代。當時隨國民黨政府到台灣的外省人有多少？說法不一，有的講135萬人，有的講200萬人，統計顯示為60多萬人。外省人成為台灣社會一個“小中國”縮影，包括了江蘇人、浙江人、山西人、陝西人、河南人、山東人等大陸各省市的人，因此台灣有了不同省市的風俗與飲食生活習慣。
1949年前後跟隨蔣氏父子到台灣的一批軍人尤其是普通士兵，後來成為所謂的“外省老兵”，大多住在眷村，形成一個特殊社會群體，更是戰後兩岸離合發展的歷史見證，也是一曲歷史悲歌。這些老兵衹有少部分成家，大多一生未婚，孑然一身，生活凄苦。開放探親之後，不少老兵回家探親，但定居者甚少，多數回到台灣，終老台灣，埋骨台灣。這群人是今日島內“反獨”與支持統一的中堅力量。然而，70多年後的今天，他們逐漸老去，人數越來越少，一個特殊歷史背景下出現的一個特殊社會群體即將消失在兩岸歷史進程之中。
不過，在台灣的歷史進程中，在台灣還有多個特殊的外省人群體。一是1945年前後接收台灣的軍政人員與到台灣經商人員，許多未能重回祖國大陸，留在了台灣。“228事件”期間，就有外省人與本省人的矛盾，尤其是發生了本省人毆打外省人的一系列事件。二是朝鮮戰爭中被捕的志願軍士兵在美蔣策劃下“棄共投台”，形成一批特殊的外省人。據統計，大約有14235被捕人員在戰後沒有返回大陸，而是被迫選擇去了台灣，這批人被國民黨稱為“反共自由戰士”。他們不少人在台成家結婚生子，如今也是數萬人口的群體。他們在台灣沒有土地，加上身份特殊，生活在社會底層。據報道，1953年，這些人被挾持到台灣，大多安置在桃園虎頭山，2000人進駐新北市三峽區忠義山莊。三是金門戰鬥中解放軍有5000多人被捕，其中大多數（4889人）到了台灣。四是李彌率領的雲南“孤軍”“反共救國軍”193師，於1954年從緬北轉到台灣。這批敗兵殘軍總計550戶、1200多人。台灣當局建了忠貞新村安置，這也是台灣第一個眷村。五是50年代初大陳島戰爭中，國民黨失敗後撤退到台灣的軍人及居民後代，還在台灣成立了“大陳島同鄉促進會”，於2019年在台攻擊竄到台灣的“港獨”分子而引起關注。另外，在上世紀80年代兩岸開放交流交往後，在台灣出現一些新的外省人群體，主體是大陸配偶。兩岸大量通婚現象出現後，不少大陸新娘與新郎到台灣定居生活，逐步形成一個新的外省籍群體。同時，還有一些叛逃者與知名異議人士到台灣定居生活。
四、“半山人”
在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台灣還有“半山人”以及“舊半山人”與“新半山人”區分。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稱台灣人為本省人。台灣省人稱內地人為“阿山”，也就是後來所稱的外省人。而對出生在台灣、在內地長大者則稱為“半山”。不過，“阿山”有貶義之嫌，“帶有極度的憎恨與敵視”含義。半山人主要是日本統治台灣時期返回祖國大陸的台灣同胞，在戰後返台接收台灣或回到台灣。這是一批有祖國大陸經驗的台灣人，許多精英後來成為台灣國民黨當局的最重要幹部與管理者，連戰之父連震東是典型代表之一。
據汪毅夫先生“1946年台灣人的同鄉會和返鄉潮”一文介紹，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期間，先後有許多台灣人返回祖國大陸，或台籍日本兵因到大陸從事侵略戰爭而滯留大陸。日本戰敗投降後，在大陸的台灣人興起一波返鄉潮。當時行政院於1945年11月10日發布了《對台灣人處理辦法》，對在大陸不同情勢的台灣人返台規定了具體處理與返台規定。據台灣省平津同鄉會聯合會資料，“竊吾台民，前因不堪日本壓迫，多有逃回祖國者，平津兩地即2350名，唯生活頗感困難，現在勝利來臨，台灣重歸中國，平津台民之中，有1200名希望回台”。估計當時整個大陸返台的台灣人有數萬之多。留在大陸的成為日後的大陸台胞，在各地組成台灣同胞聯誼會。這些人基本上是“舊半山”。
其實，在歷史發展進程中，還有更早從台灣到大陸生活定居的一批人。清康熙六十年（公元721年），台灣爆發朱一貴民變事件，事平之後，57名死刑犯的直系親屬被連坐流放到黑龍江寧古塔（現寧安市）。2017年，一位黃氏後裔通過文獻與族譜找到原鄉台灣的屏東縣枋寮，然後赴台尋根。由此發現，在歷史上兩岸往來互動中，儘管以大陸同胞赴台者為主，但也不時有台灣同胞因種種原因到大陸謀生、生活與定居，形成不同特殊情況的台灣同胞。今日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與各省市台灣同胞聯誼會，就是大陸台灣同胞的聯誼組織。
五、台籍老兵與“新半山人”
“新半山人”是指在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台灣開放探親後，在大陸居住或居留的一批台灣同胞返回台灣定居，一般是一家三代人全部到台灣定居。其中，筆者昔日一位好友，原在全國台聯工作，父母家在青島，上世紀90年代初全家返台定居。據瞭解，福建漳州等地返台的台籍家庭比較普遍。其中，2016年台灣發生的大陸旅客巴士焚車重大傷亡事件的縱火嫌疑人就是大陸台胞返台定居者。這個群體是經歷新中國建設發展與有大陸生活經驗的台灣社會新群體。儘管台灣是故鄉，有親屬，但在大陸的不同經歷，他們要融入一個與過去完全不同的社會，并在台灣重新工作或生活并不容易，是很難真正融入台灣社會的。那麼，他們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并不好定義，因此稱為“新半山”。
在“新半山”群體中，有一大批是台籍老兵。台籍老兵是指1947年國共內戰期間，國民黨從台灣徵兵到大陸的台灣人。他們大多被派到大陸作戰，國民黨戰敗退守台灣之後，則有大量台籍國軍滯留在大陸。直到1987年底蔣經國開放民衆赴大陸探親後，台灣開始有人推動讓這些台籍老兵返台落葉歸根。1989年，台灣當局發出第一張“返台定居”的入境證給滯留大陸的台籍老兵。依據大陸“台灣老兵返鄉協進會”調查，在大陸的台籍老兵大約有1000多人，已有近900人返台定居（其返台定居的家屬則有4000多人），留在大陸的台籍老兵大約100多人。
台籍老兵後代（第三代）游智彬在台灣《旺報》發表“離合兩岸，被遺忘的台籍老兵”一文，講述了他家及整體台籍老兵返台定居的一段歷史。1990-1994年，他家及親戚在大陸的4個家庭28人陸續返回台灣定居。由於台籍老兵在大陸娶妻生子，返台的不衹是台籍老兵本人，還有子女與親戚，親戚則是大陸人。他們在台子女均有成功發展，其中還有重新西進大陸發展的。這些案例進一步揭示，在兩岸大歷史進程中，兩岸家庭與個體的命運轉折與變化。
六、日本御用士紳階層與台籍日本兵
由於複雜的歷史原因，台灣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先後出現不少不同特殊群體，并對台灣社會政治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1941年，日本殖民統治者為配合加強台灣人對日本帝國的認同，積極推動“皇民化運動”，進行徹底的思想改造，“皇民奉公會”是最大改造組織，全島600萬人全部納入這個系統〔9〕。可以說那個時代，台灣民衆的部分群體即日本御用士紳等較為親近日本，形成一個特殊的日本御用士紳群體，也是日後台灣社會皇民化群體的代表。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簡朗山等士紳，結合在台日軍要求日本駐台總督安藤利吉不要投降，宣布台灣獨立（陳儀到台灣後，曾將辜、許等人逮捕判刑）。儘管後來其中不少人不再從事“台獨”活動，但從這一事件可以看出，“台獨”的起源與日本殖民統治及“皇民化運動”確實有直接關係。
在本省人中還有一些特殊的群體，即台籍日本兵與日本人後裔。日本統治台灣長達51年，日本戰敗後日本僑民大量被遣返日本，但仍有部分日本人居住台灣，沒有返回日本，這又構成台灣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
二戰後期，由於戰爭持續造成兵源與後勤服務人員不足，日本開始從台灣徵用，并派到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等戰爭前綫服務，於是有了台籍日本兵的出現。依據1973年日本厚生省公布的統計數字，台籍日本兵為80433人，軍屬（包括軍夫）為126750人，共計207183人，其中死亡30304人，復員176879人〔10〕。這些人大部分遣返回台，其中，1946年5月，台灣長官公署公布的數據顯示，“查本省旅外台胞現已回歸者計59255人”，尚未歸回台胞繼續辦理。台灣光復後，行政院頒布《恢復台灣同胞國籍令》，從中國大陸與海外其他地區遣返的台籍日本兵恢復中華民國國籍。據報道，1945年12月到1946年底，近20萬台胞分批分期先後被輸運返台。陳儀送走了20萬日俘，也有20萬台籍日軍退伍回到了台灣。
當時，台籍日本兵有到日本的，有在大陸服役的，也有在東南亞等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其中，有大陸經歷的台籍日本兵有一種複雜的經歷與感受。他們是台灣本省人，但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充當了日本兵，為日本服務，充當日本人的幫凶，屠殺大陸同胞。戰後其中有些人成為戰犯，受到處罰；有些被遣返台灣，少數留在大陸。遣返台灣的有多少人，并不易統計，但估計上萬人是有的。他們及他們的後代對兩岸關係是何種態度與立場，則無法確認，但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存在是不可否認的。
這批返回台灣的台籍日本兵是“228事件”初期毆打外省人的主力。據“228事件”早期研究報告資料，參與“228”暴動的是台灣少數人，“這些少數人是日本隊統治期的御用士紳，海南島、南洋等地遣送回台的台籍日軍，以及學生、浪人、流氓等”〔11〕。文章指出，台籍日軍受日軍嚴格訓練，皇民化程度也最深，“對祖國觀念極為薄弱”〔12〕。
日本殖民統治與“皇民化運動”對日後台灣親日情緒與島內分離主義影響重大。曾任“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的李金莖講，日本交流協會在台北舉行天皇生日酒會，後遺症之嚴重是所料不及的。“某些台灣士紳、政要一旦收到日本天皇生日慶祝會請帖，就珍視為日本政府發予的獎狀，非但準時穿大禮服恭恭敬敬慶祝大會，回家後一定將請帖端端正正供在佛壇中央，每日頂禮膜拜。可見，李登輝以當日本皇民為榮，是有其社會基礎的，（是）不足不奇的”〔13〕。
七、戰後海外返台的台灣人
台籍日本人與戰後返台的台灣人。據估計，二次大戰後，旅居海外的台灣同胞人數超過30萬人，其中在日本有10多萬人，南洋5-6萬人，中國大陸7.5萬人〔14〕，其中海南返台的台灣人有3萬人。“1932年2月10日，日本以台灣混成旅與海軍第五艦隊協同作戰，攻占海南島北部，——為經營海南島，台灣總督部從島內徵調人力多且廣，——性質均為軍屬，人數約3萬餘人。二戰期間台灣人軍屬約有十萬六千餘名，海南島就占了近四分之一”〔15〕。吳振武在“日軍投降後，他被推舉為‘海南島三亞地區台灣兵遣送部長’，帶領3萬人回台灣”〔16〕。不過，有些台灣同胞并沒有在戰後返台，還有部分台灣同胞在“228事件”後離開台灣，到大陸等地發展。目前，在大陸定居的台灣同胞有4.4萬人〔17〕。
在日據時代與戰後，均有大批台灣留日學生，成為一個知日的知識群體。其中許多先後返台，許多成為台灣的精英階層。戰後，台灣政壇精英主要包括了兩部分，一部分是大陸籍的精英與領袖，一部分是有留日背景的台籍精英。這批留日學生是知日派，其中包括了不少親日派或皇民化思想者，李登輝是典型，對日後台灣政治影響重大。
另外，還有在戰時赴日本工作生活的台灣人戰後重返台灣，成為一個有“日本經歷”的台灣人。台灣文史工作者林景淵出版《望鄉三千里：台灣少年工奮鬥史》一書，介紹二戰末期8400多名小學畢業的台灣少年被送日本東京近郊的“高座海事工廠”參加飛機製造，他們歷經戰火，有人慘死在日本，不少戰後回到台灣，在台日糾結的夾縫中生活〔18〕。
八、日本人在台後裔
在當今台灣，有多少日本人後裔？似成一個懸案。由於島內“台獨”勢力日益龐大，而且“媚日現象”日益嚴重，大陸部分學者專家及台灣島內人士在分析“台獨”問題時，不斷強調戰後日本人或日本人後裔達數十萬甚至上百萬人，是“台獨”的起源之一或是“台獨”主力。一位台灣導游在中正紀念堂講解時表示，日本人在台後裔有200萬人。這些日本人後裔數據與判定是“台獨”支持者，并不確切，有擴張之處，是一種主觀感知與認識，缺乏客觀的調研與說服力。
知名台灣史學家、中國統一聯盟黨主席戚家林在“日裔600萬謊言：慎防日本藉口保護日裔出兵台灣”一文〔19〕，用大量史料說明台灣的日本後裔問題。他在文中指出，1943年，台灣本省人共計613.4萬人，103.5萬戶。如果認為戰後有30萬日本後裔，相當於本省人中平均20.4人中就有1名日本後裔，每3.5戶就有1戶日本後裔家庭。這與現實不符。據戰後“台灣省日僑管理委員會”於1946年1月4至2月23日舉辦的日僑復查結果，當時在台日（琉）僑總數322149人（其中日僑為308232人，琉僑為13917人）。戰後，優先遣返在台日軍，再遣返在台日僑。據統計，中美合作運送遣返在台日軍共計165701，另有2255人後由“國民政府”單獨遣返，非軍人的在台日本平民分三期遣返，共遣返323246人。這一數據與日本厚生省的“終戰”資料統計的1946年2月21日至1949年8月14日，自台灣引揚（遣返）的日本人共計322000人（不包括軍人）相當。“228事件”後，再遣返在台日本人3300餘人。日本厚生省“援護局”出版的資料顯示，1946-1949年自台灣引揚者（被遣返的日本隊人）共有479304人；與國民政府統計遣返的在台日本軍民人數491202人相當。
台灣丘智賢先生（軍事研究者）在《聯合報》發表“30萬灣生在台灣？別讓想象製造敵人”〔20〕一文指出，戰後，日僑日俘遣返由中美盟國共同完成。為掌握日僑情況，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訓令原台灣總督府進行調查，當時統計日俘日僑共有32萬餘名，同時調查留台意願，因頗多在台灣已有產業，有14萬餘名盼能續留台灣。經多次討論，中國戰區參謀長美籍人魏德邁建議，日俘日僑應迅速給予遣返，經議定台灣留用日籍人員及其眷屬最多不超過2800人。1946年4月前，共遣返16.5萬餘名日軍戰俘以及29.2萬餘名日僑，而且由於日據時期台灣戶口管制嚴密，不可能發生大量遣返留遺漏情況。另外，“228事件”後，因少數日本人被懷疑參與事件，在形勢穩定後，將留用部分日本人再次遣返，到1947年4月底，衹有700餘名日本人及其眷屬續留台灣，當時發給身份證件作為管制。
就是說，戰後有30多萬在台日本人與日本人後裔（非軍人），但戰後基本上全部遣返，衹有極少數留下來。這些極少數日本人後裔是否認同與支持“台獨”，沒有證據，僅僅是部分人的一種主觀推論。今日台灣許多堅定支持統一的不是外省籍，而是本省籍。也有不少外省人很早就成立了支持“台獨”的“外省人台獨會”，如今許多外省籍二代、三代精英成為民進黨政治精英，成為支持“台獨”的主力。因此，不能以出身論政治立場，更不能主觀臆斷。
九、“灣生”
不過，台灣確實存在一批與台灣密切相關的特殊人群“灣生”。近年來，“灣生”一詞在台灣頻繁出現，始於《灣生回家》一書。此書在台灣一度成為最知名暢銷書，獲得多個大獎。不料，媒體爆料，此書作者陳姓女子是”假灣生”，衹有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後裔、又回到日本的日本人才叫灣生。
一般將日本殖民統治期間日本人在台生下的第二代及後代稱為“灣生”（Wansei）。戰後部分留在台灣的這群人可能就是有“皇民意識”的一群人，其中不少人參與了“228事件”的暴力活動并宣揚“台獨”。有學者認為“灣生”及“灣生後代”是“台獨”的基本群衆或忠誠的支持者。
2019年5月，一批日本的灣生返台參加台北建成小學100周年大會。台北市的建成小學，畢業校友共有24屆，二次大戰結束後，所有日籍學生被遣返日本，後來組成同窗會，自2001年開始先後返回台灣參訪。2019年5月23日，由現任會長新井基率領的16人赴台參加建成小學建校100周年活動，并參觀基隆港〔21〕。
台灣自由作家、也是知日派的黎建南先生在“和魂台魄，灣生人的忍道”〔22〕一文寫到，“台灣光復後，有30萬左右的灣生。知道戰後日本生存不易，他們已在台生根，但留在台灣要被支那人統治心有不甘，有人以‘灣忍’自勉。灣忍是指忍耐在台灣活下去，還是志在成為維護大和魂的俠忍，甚至於草根忍者呢？頗堪尋味”。他同時寫到，“當年30萬灣忍，如今花開枝葉茂盛，他們經濟條件文化素質均高於一般台灣人，也熱愛台灣，但不願做中國人，不認同中華民族，可以理解，但歪曲歷史，給單純台灣人洗腦，則必須嚴密防範”。
可以說，當今在日本有一個灣生群體存在，但主體不在台灣島內，與台灣有著特殊的關係與情感，理論上與島內“台獨”分裂勢力關係較為密切。那麼，在日本的一大批親台勢力，甚至支持“台獨”運動，他們是不是“灣生”或“灣生”後代，就需要認真調查研究了。
十、新住民與外勞
隨著台灣社會外籍與大陸配偶的增加，在台灣社會結構中又形成一個新的群體，即新住民群體，開始有媒體與學者稱為“第五族群”。新住民主要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在台外配與陸配及所生子女。這個群體的規模在持續增加之中。依台灣“移民署”資料，1987年至2019年4月，外籍配偶與陸配總計有54萬人。其中，大陸及港澳地區359742人，占65%；越南（106567人）、印尼（30121人）、菲律賓（9770人）、泰國（8965人）、日本、韓國等合計近18萬人，占35%〔23〕。這些外籍配偶與陸配第二代超過42萬人（1998年開始統計，到2019年4月，尚不包括1997年以前出生者以及海外出生再返回台灣的新住民子女），其中生母為外籍配偶與陸配的二代人口為406674人，占了97%；生父為外籍配偶與陸配的衹有13937人，約占3%〔24〕。外籍配偶與陸配及其第二代兩者相加超過100萬人。另據台“內政部”資料，到2019年9月，台灣新住民人口超過55萬人，其中取得“歸化權”的外籍人士約12萬人，大陸地區取得定居證者有13萬人，港澳地區有1萬多人〔25〕。
其中，兩岸婚配有30多萬對，在台灣生活的有20多萬對。依台灣“內政部”統計，1991年到2018年11月，共有21.5萬大陸、港澳地區居民取得台灣定居許可。如果以每戶5口人計算，就涉及上百萬人。另外依據台灣“內政部”資料〔26〕，1987年到2018年11月，有12.4萬外裔、外籍配偶歸化成為台灣籍，其中以印度尼亞西與越南籍為多。
台灣還有一群外籍勞工。1989年10月，台灣從東南亞首次引進第一批3000名東南亞勞工，開始了台灣引進外勞的歷史。到2018年10月，台灣外勞人數突破70萬人，包括產業外勞與社會福利外勞，分別為446779人與256383人。在地區來源分布上，以印尼外勞最多，有25.6萬人，占37.8%；其次是越南外勞22.2萬人，占31.5%；菲律賓外勞15.4萬人，占22%〔27〕。到2019年，引進外勞時間正好30年，到2019年初纍計在台外籍勞工達70.5萬人。
外籍配偶與陸配及其子女等新住民合計超過100萬人，加上在台外籍勞工，這個群體總數超過 175萬人〔28〕。他們在台灣的身份、權利與地位有所不同，但長期在台灣居住與生活，是值得關注的社會群體，他們應有的權益與尊嚴應得到尊重與保障。
新住民群體人數的增加，逐漸成為島內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成為近年來台灣選舉的一個重要議題。新住民代表紛紛投入議會與地方選舉，主要政黨在選舉中也不時推選新住民代表參與。在大選中，藍綠候選人也非常重視新住民群體的票源，提出改善新住民權益與待遇的政策。在2019年大選中，蔡英文表示當局已在推動新住民的五大政策，包括擴大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開設“新住民子女產學專班”、增設新住民語文教學等，并成立地方新住民姐妹會等。國民黨也格外重視新住民權益，上屆“立委”選舉中就有一席安全名單之內的新住民代表林麗蟬。韓國瑜在2020年選舉中提出九項新住（移）民政策，包括在“行政院”下設新住民委員會、放寬健保納保規定、成立新移民技職學分專班等，以協助新移民融入台灣勞動市場。不過，台灣新住民的政治觀也與台灣整體社會的藍綠分野一樣，已經分化為藍綠兩大陣營。
十一、新的兩岸族
台灣新的兩岸群體，包括了台商、台幹、台師、台生與在大陸的台灣文化、文藝工作者等，也稱兩岸族。其中，台商是台灣工商界的一部分，但部分台商在大陸經商或與大陸有密切的經貿往來，是一個特殊的利益群體。儘管台商有藍綠之分，但總體上多數是理性、溫和的，對兩岸關係發展持正面看法。台商規模有多大，并沒有正式的統計，大多是學界與台商機構的估計，認為在大陸長期居住的台商從100萬、200萬甚至300萬不等。依筆者觀察，長期在大陸居住的台商沒有想象的那麼多，加上台商家屬應不會超過100萬人，但與大陸有密切經貿往來或商業關係的社會群體應當更大一些，應有數百萬人。另外，近年到大陸尋求發展、工作的台灣同胞在持續增加之中，但無從統計，估計應有數萬人之衆。
在大陸求學返回的台生，成為台灣社會又一個新的社會群體。他們還成立了大陸台生聯誼會。過去20多年來，先後有一批台灣學生在大陸求學、讀書，完成學業後大多返台工作。儘管他們有藍有綠，但以非綠為主，對大陸、對兩岸關係有更多瞭解與認識，相對客觀理性，是兩岸關係友善發展的重要力量與橋梁。
註释：
〔1〕本人非歷史學者，也沒有專門研究台灣族群問題。衹是在當代台灣研究過程中發現，在台灣特殊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先後有許多不同的族群或群體，值得關注，但少有系統研究分析。本文就將看到與收集的有關資料歸類分析，形成一篇文字紀錄。其中，一些族群的數據，因時間不一與來源不同，存在差異。
〔2〕李躍乾，《日據時期台灣留日學生與戰後台灣政治》，九州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第29頁。
〔3〕鄭育禮，“南台灣社會結構”，《台灣周刊》，2018年，第48期。
〔4〕王駿傑等，“蔡扮演客家妹搶票”，台灣《聯合報》，2019年12月2日。
〔5〕湯錦台，“面臨無聲消失命運的台灣客家人群”，“兩岸舟同”公衆號，2019年3月13日。
〔6〕湯錦台，“面臨無聲消失命運的台灣客家人群”，“兩岸舟同”公衆號，2019年3月13日。
〔7〕尤天鳴，“原住民生育較多，人口政策該調整”，台灣《聯合報》，2018年1月24日。
〔8〕張語羚，“翻轉農業缺工補工”，台灣《工商時報》，2018年3月1日。
〔9〕胡佛，“認同危機與二二八——《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意見書”，《遠望》雜志（台北），2017年第2期。
〔10〕褚靜濤，《二二八事件實錄》（上卷），台灣海峽出版社，2007年6月，第194頁。最初來源：黃昭堂著（黃英哲譯）：《台灣總督府》，台北自由出版社，1989年，第253頁。
〔11〕胡佛，“認同危機與二二八——《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意見書”，《遠望》（台北），2017年第2期。
〔12〕楊亮功、何漢文，“台灣善後辦法建議案”，台灣《自立早報》，1991年2月28日。
〔13〕陶萃權，《我在戰場官場商場跟日本人打交道》，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55頁。
〔14〕何鳳嬌，“戰後海外台灣人的救援行動”，《台灣學通訊》（台北），第102期，2017年11月，第20頁。
〔15〕鄭麗玲，“戰後海南島台人的返鄉路”，《台灣學通訊》（台北），第16頁。
〔16〕李躍乾，《日據時期台灣留日學生與戰後台灣政治》，九州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第92頁。
〔17〕汪毅夫，《台聯工作的學術風2016》，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17年1月初版，第62頁。
〔18〕陳宛西，“赴日造飛機，戰火下的台灣少年”，台灣《聯合報》，2017年3月26日。
〔19〕《祖國文摘》（台北），2017年，第2期。
〔20〕台灣《聯合報》，2017年3月8日。
〔21〕吳淑君，“時隔73年，灣生重回基港，激動憶往”，台灣《聯合報》，2019年5月24日。
〔22〕台灣《聯合報》，2017年3月5日。
〔23〕伍芬婕，“新二代，新人才”，台灣《天下》雜志，2019年7.17-7.30日，第677期。
〔24〕伍芬婕，“新二代，新人才”，台灣《天下》雜志，2019年7.17-7.30日，第677期。
〔25〕丘采薇、鄭媁，“新住民百萬票，撼動選戰力量”，台灣《聯合報》，2109年10月28日。
〔26〕《環球時報》，2019年1月21日。
〔27〕邱琮皓，“外勞人數破70萬大關”，台灣《工商時報》，2018年11月21日。
〔28〕澎杏珠，“不要叫我瑪利亞，請叫我的名字——重新認識移、新住民系列報道”，台灣《遠見》雜志，2019年6月，第396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4月號，總第3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