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首都發展看人口高質量發展

　　中評社北京6月6日電／全球性的人口老齡化不可逆轉。“十四五”時期中國人口總量將轉向負增長，老齡化將由緩速增長期轉變為快速發展期，中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機遇與挑戰並存。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各方面工作具有代表性、指向性，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北京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必須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補齊養老托育服務體系的短板，實現人口高質量發展，譜寫中國式現代化的北京篇章。

　　首都發展對人口高質量發展提出新要求

　　進入本世紀以來，隨著老齡化的不斷加深，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領域擴散，影響作用增強，影響機制也更加複雜。與此同時，銀發需求開始催生康復輔具製造、老年旅遊、適老化改造等銀發經濟的發展。銀發服務概念開始向銀發經濟概念轉變，銀發及其相關產業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越發凸顯。進入新時代，北京進入“首都發展”的新征程，也跨向了中度老齡化社會。從某種意義上講，人口老齡化的挑戰並不完全來自老齡化本身，更源於老齡化的人口結構與現有社會結構不匹配所產生的矛盾，即目前的社會制度安排無法滿足老齡社會的發展需求。

　　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挑戰在於未來的人口結構必須是滿足首都發展戰略定位需要的，必須滿足“建設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首都、邁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國首都、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的目標要求。城市的現代化歸根結底是人的現代化，首都城市戰略定位的實現需要與之相適應的人口結構和社會結構。2022年北京市已經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目標時，北京將進入重度老齡化，這一人口轉變過程衹有短短不到15年的時間。而在這期間，基本建成符合首都特點的現代化經濟體系，基本建成現代化首都都市圈，環京地區通勤圈實現深度融合，形成同城化效應，首都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社會發展轉型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方略，保持首都人口總體規模穩定，促進生育率的回升，優化人口年齡結構和空間分布，強化人才引進和老年人力資源開發，全面提升人口整體素質，都是政策的優先選項。

　　人口高質量發展事關首都發展全局

　　黨的十八大以來，為實現解決老齡問題與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有機統一，北京市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進行了多項政策布局，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政策目標已經明確，重點任務正在穩步推進，一些領域已經取得了新的進展。然而，作為中國的首都和超大型城市，北京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面臨的階段性矛盾仍然存在。

　　一般來說，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私人消費的影響，二是對公共消費支出的影響，三是對個人儲蓄的影響，四是對投資需求的影響，五是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六是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十四五”時期，北京市已經進入人口總量相對穩定的長周期，主要矛盾已經不是人口總量控制，而是人口老齡化加速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全方位影響。最直接的體現是老年撫養比不斷提高，家庭贍養老年人的消費支出和負擔不斷增加；人口老齡化還將擴大勞動力供給缺口，特別是符合發展高精尖產業體系要求的人力資源供給缺口；人口老齡化還將直接影響社會消費支出規模和支出結構；人口老齡化也將直接影響到公共事業投資；銀發經濟也將不再局限於特定的產業領域，而是作為普通產品和服務來銷售，可將其稱為產業或商業的“銀發化”。

　　人口高質量發展必須與產業升級實現良性互動

　　從中度老齡化社會到重度老齡化社會，如何實現解決老齡問題與首都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有機統一，關鍵在於人口結構優化與產業升級間能否實現良性互動。

　　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是多重的，一方面，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調整對勞動力結構調整形成倒逼機制。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將催生對生活性服務業人才、養老服務人才、康復護理人才的需求，而這一需求增加並不能完全被技術進步所替代。從“十四五”時期到本世紀中葉，少子老齡化、家庭核心化、高齡化帶來的養老服務問題由隱形轉為顯性，對生活照料類服務業、康復護理等用工市場產生明顯的剛性需求。

　　區別於其他歷史時期，未來15年間，北京市人口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徵是，隨著老齡化加速，高齡化也在加速，必須抓住“十四五”窗口期未雨綢繆。從年齡結構看，“十四五”時期北京市老年人口絕大多數為60-69歲低齡段（占55%以上），由於20世紀50年代第一次出生高峰和20世紀60年代第二次出生高峰所形成的人口隊列相繼步入老年期帶來的“分母效應”，高齡老年人口在全部老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會略有降低，使得老年人口年齡結構顯示出“中段增大、兩端減小”的態勢。但“十四五”時期後（特別是2030年以後），由於20世紀50年代第一次出生高峰形成的人口隊列進入高齡期，高齡老年人口規模攀升勢頭愈加強勁。2035年前，北京市高齡人口將突破100萬人，叠加獨居、失能、失智等因素，由此帶來的對長期照護和對服務人才的影響是巨大的。

　　一方面，北京市建設全球數字經濟標杆城市，無疑將帶動新一代信息技術和智能硬件產品的應用，對全社會的勞動力供給產生一定的人工替代效應，轉而對勞動力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的發展作為輔助技術，也會對養老服務人才需求產生一定的替代效應，並進一步提升養老服務行業的勞動效率，這對於緩解養老人才不足是有利的。但根據相關研究報告，養老護理員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概率較低，這也可理解為與人類感情交互越多的職業工種，被替代的可能性越低。

　　解決人口結構與產業結構不匹配的矛盾，推動人口結構優化與產業升級之間實現良性互動，要求必須實行更加靈活、韌性、富於彈性和包容的人力資源政策。實施“產業升級+人口優化”的發展路徑勢在必行，即通過科技創新帶動產業轉型，通過產業轉型吸引人才落戶，優化人才結構；同時通過養老托育政策和服務體系的完善，促進人才在地化融入，讓勞動年齡人口和各種人才留得住、引得來，讓老年人才繼續發揮作用、活力迸發；多措並舉減緩人口老齡化進程，進一步支撐產業升級，從而形成“產業升級——人口優化”的良性循環。

　　人口高質量發展必須與科技創新有機統一

　　現有研究和既有實踐證實老齡化對科技創新的影響是雙向的。一方面，“消極論”認為老齡化會阻礙科技進步。老齡化令整個社會人口年齡的中位數上移，老年人的創新精神和生產率呈下降趨勢，老年人的學習能力、風險承擔能力和學習動機都將減弱，不利於新興技術的使用與擴散，抑制具有創新與創業的企業家精神的湧現，並會導致技術溢出效應下降。另一方面，“積極論”則認為老齡化有利於科技創新。根據人口數量和質量替代理論，雖然家庭生育率存在下降趨勢，但子女受教育程度將獲得提升，因而會促進人力資本的積累。隨著老齡化程度加深，人均預期壽命不斷提升，這將提升人力資本投資回報，居民將由此加強對家庭和自身的人力資本投資。年齡的上升會通過“幹中學”來增加個體的工作經驗等，進而可提升其生產率。人口老齡化會為儲蓄和資本積累提供強激勵，而隨著物質資本積累上升，人口老齡化將引致“第二次人口紅利”。人口老齡化會導致勞動力成本上漲，也會誘導企業加大技術創新投入，使用資本與技術替代勞動，進而會促進偏向型技術進步。

　　無論如何，人力資本質量和生產要素禀賦結構是最為重要的中間變量和作用機制，也是關係到是否能將技術創新作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第一動力與戰略支撐的關鍵。如何削弱和化解人口老齡化對科技創新的負向效應，發揮和強化人口老齡化對科技創新的正向效應，是北京從中度老齡化社會過渡到重度老齡化社會進程中必須解決的重要議題。應探索如何進一步加強人力資本投資、研發投入和技術應用，提升自主創新能力，鼓勵包括企業在內的各經濟主體對市場信號做出最優回應，並通過社會全方位的體制機制調整以引發社會資源重新配置，從而增強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科技創新能力。全球科技創新中心是全球創新要素的聚集地和全球創新網絡的樞紐型節點，當一個城市的科技創新活動的影響波及全球才能成為全球科技創新中心，而人口老齡化的全球化背景也為此提供了一定的機遇，應緊緊抓住全球人口老齡化發展的時機，積極廣泛參與國際社會健康老齡化的全球行動計劃，加強政策交流、項目對接、技術合作、產業投資，促進國際交往中心優勢和功能的發揮，拓展老齡領域科技創新的全球影響力和輻射力，服務首都北京打造全球科技創新中心戰略目標的實現。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黃石鬆（中國人民大學首都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