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記者從爆炸地點附近的高層拍攝天津爆炸事故現場。圖為俯瞰天津濱海新區爆炸現場。
中評社香港8月14日電／8月12日23時20分左右，天津濱海新區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發生爆炸。由於已在深夜，淩晨雖然陸續傳出報道，真正引爆輿論的全面介入還是在13日清晨開始，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平台快速而裂變式地傳播爆炸意外的畫面、視頻、文字，國際媒體也都詳細跟進報道，或是派記者到達現場。
新加坡《聯合早報》8月13日載文《天津大爆炸再成政府大考》，文章說，在這場悲劇事件中，中國官方媒體以及官方媒體所承載的政府危機處理能力、應對表現、輿論管控手段等再次成為社交媒體討論、熱議、批判的對象。信息大量碎片化地傳播，撲救進展、傷亡消息、空氣危害等揪人心弦的消息在廣泛轉發的同時，對於相關新聞的巨大饑渴與權威部門的發布依然存在一個巨大的鴻溝。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事件所在地的天津官方媒體，就被放置在網絡聲音的放大鏡下被檢視，繼而自然地轉化為指責天津政府。
這在危機事件中是非常自然的現象。四年前的溫州動車意外，同樣是由網絡先行引爆，然後激起全民關注，官媒的表現被猛烈抨擊，最終倒逼政府部門的進步。2011年7月23日溫州動車事故發生在晚上8時30分，事件傳播的時間正是網民使用網絡的高峰期，微博用戶最早發布事故的消息，比官方媒體正式的發布還要早一個小時，社會力量也迅速通過微博進行動員，捐血、救助、因此溫州動車事故也見證了新媒體力量的形成、催生了微博圍觀再倒逼事件解決的傳播生態。
四年過去了，天津的這場大爆炸與溫州動車事故相比，天津的政府部門與浙江政府、天津的官方媒體與浙江的官方媒體相比，應對有沒有進步？
溫州動車意外中，政府高官中讓人印象深刻的是當時的浙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長蔡奇和浙江省副省長鄭繼偉通過自己的微博，傳遞救助最新信息、聯系相關部門施救。浙江省委常委的身份使蔡奇成為開設微博的行政級別最高的地方官員，這也使得他的微博在危機時刻，具有定海神針的作用，擁有極高的公信力。
而在天津大爆炸事件中，人們沒有看到天津的任何高官通過網絡平台或社交媒體對外發布信息，有的只是通稿式的新聞發布，無法提供接地氣和人性化的溝通信息。這也暴露了天津官員日常沒有積累起社交媒體的影響力，大難來臨時，自然也無法馬上發揮社交媒體的左右，來傳遞自己的聲音。
再看天津地方媒體。最為網民詬病的是天津電視台上午還在播放韓劇，而沒有中斷節目，進行新聞插播，甚至一度有傳出天津日報一直沒有頭版，是因為擔心不報道爆炸事故，會被讀者批判（其實不然）。公衆對於官方媒體的批評，其實反映了危機時刻對於官方媒體的饑渴需求，期待官方媒體提供政府方面的權威信息。這是一種矛盾的心理，折射的是民衆對於政府部門在危機事件中“沒有新聞會罵娘、有了新聞又懷疑”的複雜情結。
在重大危機事件中，中國的地方傳統媒體在管制和宣傳紀律的限制下，往往會自然地選擇自律和自我邊緣化。在這樣的背景下，撇開那些被民衆批得體無完膚的部分，就我的觀察，天津的一些媒體在這次的爆炸新聞處理上，還是有些進步的地方。
《天津日報》的頭版到了上午晚些時候，網站上已經可以看到，而且頭版是多則天津發生爆炸的新聞，包括習近平、李克強批示指示的標准作業，也包括對傷者、事故現場的一些采訪。很顯然，編輯記者們度過的同樣是一個不眠之夜和緊張的采訪衝綫過程。而在《天津日報》的微信賬號裡，列了事件時間表，做了滾動發布，最值得稱道的是，將各種“不靠譜的傳言”集中在一起，然後進行澄清。這一點在網絡碎片化和社交媒體大量傳播各類信息、泥沙俱下的背景下，顯得尤為清新，和新加坡兩年前處理危機的手法有相似之處。
2013年6月，新加坡受印尼燒芭影響，空氣質量惡劣，煙霾嚴重。在這種危機中，同樣在網絡上有不少謠言，比如口罩儲備不够、環境指數瞞報等。新加坡政府就設立了“緊急101網站”，一站式地主動收集“各類謠言”，然後有針對性地進行回複和解釋，這看似信息防衛，其實是主動地進攻，占據信息主導權，并排擠其他的不實信息。
天津大爆炸，救援人員傷亡慘重，事故肇因仍然不明，潛在危害還只能忐忑不安地揣測。預計危機還將持續一些時日，經歷過第一天的慌亂、緊張，和一些條件反射式的應對，天津應該汲取教訓、揚長避短，以開放透明的方式，應對這場危機，才能不讓這場災難制造另外一場形象的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