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杭州超市內的澳大利亞紅酒。（法新社）
中評社香港2月24日電／2022年6月，澳大利亞對華貨物出口占總出口額的比重降至27%，遠遠低於一年前的46%。雖然有評論稱贊說，這說明澳大利亞成功實現了貿易多元化，擺脫了對中國的依賴，但更准確的分析是，這僅僅代表了貿易流動的轉向。
澳大利亞東亞論壇網站2月22日刊載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系研究院院長詹姆斯•勞倫斯森的文章《澳大利亞依賴對華出口是一個經濟現實》，文章說，澳大利亞如願以償實現“多元化”的另一些所謂證據是，澳大利亞與那些戰略關系更親密的地區夥伴的貿易額增加了。在同一時期，澳大利亞對日本出口的比重從11.6%躍升至17.8%，對印度出口的比重從3%增加到6%。
然而，這樣的叙事其實并不能解釋近來貿易比重的變化。事實上，對華貿易比重的變化可以用全球鐵礦石價格的變動來解釋。鐵礦石始終占據澳大利亞對華貨物出口總額的60%以上。從2020年到2021年上半年，鐵礦石價格經歷了空前上漲。貿易數據顯示，鐵礦石漲價導致對華貿易在總貿易中的比重增加了12個百分點。即使在澳大利亞對華出口受到幹擾之後，對華貿易比重仍然增加了6個百分點。
不過，鐵礦石價格從2021年7月開始回落。到2022年12月，對華貿易比重符合鐵礦石價格維持在2020年1月水平時的情形。
有人宣稱貿易比重的變化源於澳大利亞出口商實施“多元化”策略，選擇遠離中國和親近其他市場。這種說法具有誤導性。多元化屬於企業級戰略，需要將大量資金投入營銷和物流工作，逐步培育新的市場，而且企業一般會同時努力保住現有市場。
相比之下，許多遭受2020年北京貿易政策衝擊的澳大利亞出口商只是以較低的投入改變了產品方向，進軍開放、競爭的全球市場。煤炭產業的轉向尤其意義重大，這是因為受到北京新政策衝擊的200億澳元（1澳元約合4.7元人民幣——本網注）出口當中，煤炭占到70%。
但是，轉向不等於多元化。
假如幹擾性因素取消，澳大利亞出口很可能重新轉移回中國。事實上，隨著澳中煤炭貿易在今年1月恢複，這樣的進程似乎已經開始了。
另一個影響是，事實證明參與中國市場的地緣政治風險是有限的，所以許多企業推動多元化的商業動機遠不如分析師們嘴上說的那麼強烈。
此外，一些受中國政策影響的澳大利亞出口商沒能在開放、競爭的全球市場那裡得到保護，尤其是那些銷售差異化產品的企業，比如葡萄酒行業出口商。
這些公司被迫逐步開始代價高昂的多元化進程。2019年底，除中國以外的澳大利亞葡萄酒市場價值17億澳元。到2022年底，這一數字只是增加到19億澳元。
然而與之對應的是，澳大利亞葡萄酒對中國的銷售額從11億澳元驟降至1200萬澳元，大批澳大利亞出口商在這一過程中出局。中小型出口商尤其遭受重創，它們沒有足够的資源，無力探索多個市場。2019年，對華出口不足5萬箱葡萄酒的澳大利亞出口商有1457家。到2023年，這一數字僅為45家。
就澳大利亞的出口目的地情況來說，變化要比人們想要看到的少很多。幾乎沒有跡象表明中國的份額會在近期發生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