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斷裂與異化，對台灣年輕一代的思想觀念影響很大。
中評社╱題：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斷裂與異化 作者：蕭衡鍾（台灣），台東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北京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博士
真正的本土化應該是以合作來取代對抗，以整體來取代個體，讓台灣的人民都能在一個生命共同體中彼此珍惜，相互感恩，共創和諧多元的社會。本土化應該是一股厚植本土力量、促進發展的動力泉源。因此，本土化的內涵絕不是要和任何區域或人群劃清界限，而是要在自信開放的基礎上，吸納文化精華。
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斷裂與異化，對台灣年輕一代的思想觀念影響很大。首先，在文教領域大力推行“去中國化”，在教科書、教材和基礎教育等層面，置入性行銷“同心圓史觀”、“東亞史觀”與“台灣地位未定論”。其次，在文化政策及文化產業領域較偏重於台灣本土文化，割裂中國傳統文化在台灣的地位，不利於兩岸文化的相互對接和交流往來。
再者，通過形塑“台灣主體意識”，以構建“多元文化”與“民主的”社會價值觀，標榜與歐美社會接軌，來區隔與對抗中國文化。民進黨與蔡英文政府的上述作為，讓人視之為“文化台獨”舉措，從而導致台灣青年普遍對於中國大陸及中國文化的不認同。
一、台灣的多元文化及其國族認同
“文化”是一種概念，文化是自然、也是人為，它的始發點出自天性，發展的過程深受環境影響，結果則是人們必須不斷適應環境、挑戰環境，成為塑造人類不同文化的主要因素，“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其各自在經濟面、文化面上屬性有別，最後發展出不同的文化體系。因此，文化是人類透過後天學習、經驗纍積而來的，在文化不斷進展的過程中由某一特定族群所共同擁有，非個人，也非自然性產物。
台灣長期以來是一個移民組成的社會，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外來族群移入。人口主體是漢人，漢人攜來大量漢文化，試圖與原有台灣社會族群融為一體。文化、族群衝突對整體社會性格的塑造與文化發展有莫大影響，重複的歷史經驗強化了宿命觀的夢魘。
移民浪潮來來往往於這個島嶼上，帶來語言、生活習慣、政治理念各方面的衝擊，原有的文化型態必面臨重新調適、學習和再出發，這過程往往是痛苦而混亂，相對要付出許多社會代價。而台灣人心理上的無根性、對鄉土情感的不夠根深蒂固，實肇因於以往的歷史宿命。
無庸置疑的是，台灣文化經歷每個時期政權的轉換，具備多元化與適應性強的特質。衍伸來說，像閩粵漢文化是台灣文化結構主體之一，它與原本中國中原文化亦有較大差異；國民黨政府到台灣後，各省漢文化隨之進入原有閩粵文化系統，遂而逐一匯集成一新型的台灣本土漢文化。而日據時期，日本人在台灣推動的日本化、皇民化，也深深地影響台人生活習性、思想行為和語言文字，直到今日都是如此，諸如日本文化呈現在台灣日系百貨公司、流行偶像日劇、居家飲食習慣、文化藝術鑑賞、政經理念等處。
另外，當年荷蘭傳教士曾以羅馬拼音字母撰寫平埔族西拉雅語，創“新港文書”，西班牙人在台灣北部留下許多具代表性的歷史建築；戰後歐美文化大量輸入台灣，西化蔚為風潮，台灣文化於是在此洪流中演進、蛻變，不斷吸收外來文化，豐富其多元化的內在精神。
故台灣近代文化生態的背景具有多元文化之性質，這也是台灣社會所呈現出來的多元文化現象，因著原住民運動與客家運動的發展，逐漸重視起來，在21世紀的開端，多元文化主義似乎已經成為台灣社會新的共識與價值。不過，“多元文化”這個名詞，對台灣現今很多人來說有著不同的意涵。
在台灣，多元文化社會是一個早已存在的事實，而多元文化的存在，就正面來說，可以是社會、文化發展的動力來源；而若就負面來看，卻也可能因彼此拉扯而成為向下沉淪的力量。有些人依賴它來建構台灣主體意識，也就是台灣的族群關係；有人依賴它來提倡鄉土文化與社區特殊文化意識，朝向“懷舊的本土化”路徑；也有人則依賴它來討論台灣的國際化以及全球化過程，朝向“世界村”、“國際公民”與世界其他文化連結的願景。
當然，批評的人也不少，如認為“多元文化”是欠缺“階級衝突、族群壓迫的物質基礎分析”，衹創造一種膚淺的價值相對的嘉年華會，反而是一種“去政治化”的效果。
正因為促成“多元文化”論述等相關話語形成的政治環境複雜性，以及使用者的“政治目的”衝突對立，抑或是涉及如何建構台灣發展的系統性思維時，而有著“中華民族擴展與移墾社會的內地化”、“移民社會的土著化及外來政權的本土化”、“墾殖社會反殖民和建構獨立自主性”等明顯不同史觀見解的出現。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台灣社會目前面臨到一個兩難：一方面台灣需要一個共同的國族認同，而另一方面族群差異也需要被重視與強調。因此，這意味著台灣社會“多元文化”時代的來臨，並不代表過去爭議不休的問題的中止，而是促使我們必需正視關於當前台灣“多元文化社會”所需面對的困境與挑戰問題，1980年代的社會運動雖然開啟了台灣社會更多樣化的門，但“多元族群”的問題也隨著社會運動的發展而越形突顯，需要整合與構連不同的文化差異。
二、台灣多元文化的衝突與整體
就其大勢觀之，戰後台灣的思想與文化發展，呈現出諸多思想或文化質素之間的衝突，包含有三類型的對立與磨合過程：首先，以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的衝突與融合較具有本質性，因而牽動其他文化衝突的發展；其次，中原文化與台灣文化之間的對抗，基本上與過去百年來台灣從“傳統”邁向“現代”的過程中，政治結構與政策的變遷有其深刻的關係；再者，文化全球化與本土文化之間的抗衡與共融，則是受到戰後台灣經濟快速發展及其日趨國際化的直接或間接影響，經濟全球化正是影響台灣多元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重要發展。
而上述戰後台灣文化的三種類型衝突，卻又是在文化系統的“整體性”與“多層次性”中進行的。任何文化系統都有其“整體性”，所以上述台灣文化中的三種類型衝突常常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相互連帶影響的，其“整體性”具有下面幾個涵義。
從內容上看，任何一個文化系統中的範疇或要素都融合成一整體，通體相關，牽一髮而動全身；文化的各部門一方面固然各有其獨自的功能，另一方面卻又互相協調合作，互相適應，當然，也有互相衝突的可能。
從縱剖面看，文化與時俱進而因革損益，古今通貫而為不可分割的整體。而再從橫切面看，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融合與文化內容的傳播，使得不同空間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相互作用的整體。
最後從文化的負載者看，人在文化活動中各自扮演不同角色，如經濟活動中有生產者、商賈、消費者，家族生活中則有為人父、母、子、女、妻等不同角色，所有的角色合起來，才構成了文化活動的整體。
從歷史的角度看，台灣作為一個世界經濟與文化交流的中心，早自十六世紀開始即已成為近代史上西歐各國爭取之基地，且與西方文化之接觸甚早。在荷據時期，台灣便成為荷蘭人將中國之商品輸往巴達維亞、日本、荷蘭及東印度各地商館之貿易中心；明鄭時代鄭氏父子之興起，主要的憑藉力量就是當時的外洋通商貿易；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台灣以外貿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更是促使台灣與世界進行最密切的往來，使得台灣的經濟發展被視為東亞發展模式的亮點之一。上述各時期的多樣文化交織，確實帶給台灣於傳統及現代文化間的文化多元雜匯，並從而揉萃出新的文化色彩。
三、多元文化下的台灣文化主體性
台灣文化思潮的轉捩點以1987年的解除戒嚴為分界，1980年代文化、藝術領域的新生代知識分子返台風氣盛行。台灣的文化生態在政治解嚴、社會新興運動增加，還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自由風潮引進綻放、媒體傳播更加開放的前提下，走向多元開放的格局。文化思潮大量引進人文、社會科學各方面領域的元素，也開啟了“後現代”的發展歷程。
在全球化與在地化並行的趨勢中，90年代台灣整體的大環境強調迎向世界、族群融合、性別平等、感官開放、生態關懷、文化觀光、網絡傳銷……等現代文化議題。文化活動的實務強化了振興經濟、發揮創意的元素，文化產業也成為兼具文化、政治、社會、經濟意義的跨世紀服務性的熱門產業。
今日的台灣文化是幾百年來融合多元異質的文化而成。學者許倬雲借用考古學文化層位的觀念，解析台灣文化為多層文化層的疊壓，這些多元性涵蓋原居民文化、閩粵地區的中國常民文化、日本近代文化、中國近代城市文化與近代西方文化。
有學者認為，所謂“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以及“傳統性”與“現代性”兩組範疇，於本質上並非完全一致，但在二十一世紀的知識分子心目中，兩者的重疊性是極高的，他們多半認為“中國的”即等於“傳統的”，而“西方的”就等於“現代的”。而台灣文化因為其特殊的歷史與地理背景，而呈現多元寬廣的包容性，在多元綜合的文化元素交互影響中，中國傳統文化是根基。
因此，台灣的文化基盤是滲透浸足了中國文化精粹的中國庶民文化，此文化基礎十分深厚，而且已經長久滲入人心。故台灣社會之基本性質同時兼具有“中國社會”、“後殖民社會”、“獨立社會”三層表徵。
就歷史發展而論，台灣社會之建立雖自始即為一殖民社會，歷數百年之久，其倫理之性質所以表現出明顯而頑固的“中國特色”，未於殖民之新環境與經驗中，建立足以改變其舊有特點之新的性質，中國社會之人文本位精神與家族倫理價值觀念之深植，固是主因，此與其他華人殖民社會相似。
雖然1949年後在台灣執政半個多世紀的中國國民黨提出“三民主義”、“復興中華文化”等政治文化與符號，但隨著威權轉型與本土意識的抬頭，晚近十餘年來，“去中國化”而強調台灣本土化的思想盛行，加上全球化浪潮侵襲，歐美文化影響台灣既深且廣，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在台灣的衝突與融合中成為台灣文化史的主題之一，台灣文化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而這些變化與刺激也進而直、間接地影響台灣文化的啟蒙、抬頭，助推了“台灣主體意識”的出現。
四、台灣文化的“主體”與“本土化”迷思
“台灣主體意識”指的是一種以台灣為“主體”的思考觀點，反映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所有住民對自我身分和所處實況的“認同”；它也是動態的、可變的、開放的，重視“住民自決”的過程及信念的一種文化表現。大約自蔣經國主政晚期開始茁壯，而“台灣主體意識”與“中國意識”的論戰更如火如荼地展開，“台獨意識”更是被大力提倡。在70年代末期，鄉土運動最後轉變為本土化運動，它以台灣取代中國成為本土或鄉土，由此展開全新的文化方向。
台灣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中國文化與台灣文化，以及西方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的斷裂，都因發生於戰後台灣特殊的政治經濟脈絡中而為之加強。歐美文化讓台灣的文化發生重大的變化，其中對台灣影響最大的無疑是美國文化，無論是學術、思想、教育、技術、生活方式、藝術、價值觀念、語言等方面，台灣文化四十年來“美化”的程度，至為明顯，不免有淪為美國的“文化殖民地”之譏。
在台灣談到“中國文化”，有人就會義憤填膺，導致有時一般的兩岸文化交流與展演活動被迫背上了“原罪”，新課綱的內容爭議自然不在話下。然而在推展台灣文化活動時，又會發現越是追尋本土(indigenous)，反而越是中國，包括歌仔戲文化，也難說與來自中國的傳統戲劇毫無關連。
即使現代的文學作品，也難全擺脫五四運動與白話文運動的影響。這些矛盾需要我們去反省思考。當我們在提倡台灣本土文化的同時，不能衹做井底之蛙而敝帚自珍，應在用心發掘、創造本土文化的同時，也要敞開心胸，瞭解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如此才能真正促進台灣族群與文化關係的和諧。
五、台灣文化的本土化沙文主義取向
本土化(localization)的意涵，以台灣而言應該包括三點特質。首先，本土化是價值取向的觀念，而不是僵硬的意識形態。其次，本土化是強調台灣優先，台灣第一的價值取向，進而締造生命共同體的共識過程及其成果，如果將本土化視為僵硬的意識形態，採取排他性的價值取向，排斥接受其他觀念與行為，勢必造成更大的摩擦與衝突，不利台灣社會的融和與發展。再者，本土化應該是一股促進族群融和、深耕並激發民間的潛力和團結的力量，不應該成為狹隘對立的分化工具。
但台灣的本土化運動則強調台灣族群的優越性、台灣意識與台灣文化的主體性，並企圖從大中華的影響中分離出來，形成台灣的主體性與自主性，故台灣戰後至今文化變遷的另一個面向就是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抗衡。“本土”與“國際”的抗衡幾乎表現在戰後台灣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例如繪畫有國畫與西畫之爭、文學創作則有鄉土派與現代派之爭、宗教信仰則有本土宗教（如道教）與西方宗教之爭等，比比皆是。
台灣文化中潛藏大量而異質的文化質素，構成台灣文化中“多元主體性”並立之狀態，而與傳統中國文化中的“單一主體性”（指政治主體性）支配其他主體性（指政治以外之主體性）之狀態，構成鮮明對比。近年來，在“政治主體”以外、各種以前處於沉睡狀態中的“社會主體”與“經濟主體”等紛紛甦醒，甚至在“社會主體”中的各種不同族群、利益、階級都在甦醒之後，企圖具體落實於公共領域之中，而使近年來的台灣文化處於多元主體並立而互相衝突之狀態。
由於台灣隨著民主化釋放出來的社會力，讓各種的不同利益、權力取向和價值觀，變得更加多元化、個人化。另一方面，全球化帶來趨同的世界生活方式，衝擊著台灣“獨特性”與“特殊性”的文化特色，這種危機，燃起本土化特色的地方意識的覺醒。
也由於台灣的地理位置、地形、地勢、氣候、風土等等自然的條件，決定了台灣文化發展的獨特性。台灣的人種與文化傳承極為複雜，由於是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交會之地，因而呈現豐富而且多元的文化景觀，因此對於倡導台灣文化者而言，台灣文化是生活在台灣島上的人與自然環境長期調適過程中，所形成而創造出來的在地文化。
對於台灣文化呈現出的“台灣經驗”特殊性，學者黃俊傑指出，台灣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本土化”有兩種不同的脈絡：第一是在“本土”相對於“西方”的脈絡中，以“本土化”作為“去西方化”的手段；第二是在“台灣”相對於“中國大陸”的脈絡中，以“本土化”作為“去中國化”的手段。
真正的本土化應該是以合作來取代對抗，以整體來取代個體，讓台灣的人民都能在一個生命共同體中彼此珍惜，相互感恩，共創和諧多元的社會。本土化應該是一股厚植本土力量、促進發展的動力泉源。因此，本土化的內涵絕不是要和任何區域或人群劃清界限，而是要在自信開放的基礎上，吸納文化精華。
文化研究是一個跨學科的學門，它是可以提供給我們一個理論的工具，來探討台灣的當代文化問題，同時，文化研究並非周密、有條理的運動，而是由眾多議論、潮流和問題組成的概念群。因此，文化研究的顯著特性是：第一，文化研究是跨界研究；第二，文化研究所要分析的不衹是“文化”本身，還要注意研究文化的“媒介”，因為文化也是可以“被製造”出來的。
“共同的文化”可說是近代民族主義的基本屬性，一個地方的人民基於分享了同一文化，從而能通過相當的語言溝通而無礙，此外，文化民族主義也包含了文學、教育，以及有時也包含了宗教。所以，當一個人認可了某種民族文化，那麼可以說，他便屬於這個民族、同時也擁有了其民族性(nationality)；因此，人們並不是一出生就是個民族主義者，而是經過後天的模塑而形成的，對於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斷裂與異化來說，不可不慎。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1月號，總第27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