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願意為“台獨”付出這種戰爭代價嗎?
中評社╱題：“中美戰略競爭：台灣的認知與對策” 作者：趙春山（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
作者指出，為了台灣的生存和發展，台灣任何執政者都不應以“台獨”來挑動中共的敏感神經；從過去陳水扁執政的經驗看，“台獨”只會使台灣成為腹背受敵的“麻煩製造者”。美國視台灣為其區域安全政策的籌碼，但不會為“台獨”付出任何戰爭的代價。
一、前言
根據一般國際關係理論，國與國的關係大致可以概括為“合作”（collaboration）和“衝突”（conflict）兩大類型，但兩者之間並非存在相互對立的關係。從辯證的觀點看，它們是一種“既聯合又鬥爭”的關係，也就是所謂的“鬥而不破”。中共建政以後，中美關係雖歷經了多次的“衝突”與“合作”的起起伏伏，但目前似乎又出現“鬥而不破”的狀態，就是沿著上述的辯證邏輯發展。
台灣四面環海，無論從地緣政治或地緣經濟的角度看，制定內外政策都難以避免受到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其中以中美關係最具關鍵作用。例如，在中美衝突對抗時期，台灣以“軍事反攻”充當美國圍堵中共勢力的棋子；在中美展開接觸合作後，台灣則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來配合美國的政策，成為推動中國大陸“和平演變”的“前沿基地”。至於對內政策方面，台灣選擇走議會民主和市場經濟的道路，也是受到美國價值觀和制度的影響。
中美關係不是一帆風順，影響所及，台灣的處境也就顯得顛顛簸簸。對台灣而言，最重要的課題是如何區隔中美關係的實質和表象，找到立身其中的最佳位置。
二、戰略競爭源於戰略互疑
2017年12月18日，美國總統川普推出他任內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這份報告被視為是美國對中政策的轉折點，因為報告將中共與俄羅斯一起定性為“修正主義國家”，是美國的“競爭對手”；報告並指控中共採取技術、宣傳和脅迫等方式，企圖塑造一個和美國利益和價值觀對立的世界。其後，在美國國防部發佈的《國防戰略報告》中，則直指中共為“戰略競爭對手”。川普對中共這項戰略定位和其前任有顯著不同，因歐巴馬在2015年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強調美國要和中共發展一個“對雙方人民、地區和全球有利的建設性關係”。
為什麼川普上台後，對於中共的戰略定位和中美關係的看法，會出現如此顯著的變化？2018年1月30日，在川普發表的年度《國情咨文》中，找出了這樣的答案，那就是川普政府認為，“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已受到來自中共的挑戰”。引用大陸學者王緝思和美國學者李侃如（Ken Lieberthal）的共同研究指出，這是因為中美雙方不斷增長的“戰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所造成。
王緝思和李侃如把“戰略互疑”歸納為三個主要來源：一是不同的政治傳統、價值體系和文化；二是對彼此的決策過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實體之間關係的理解和認識不夠；三是對中美之間實力差距日益縮小的認識。兩位學者認為，第一個來源強調的是中美之間結構性和深層次的因素，這些因素不大可能發生重大變化。因此建議中美雙方應解析和處理產生“戰略互疑”的上述第二個和第三個來源，如透過改善彼此對對方國家國內形勢的認識，以及更加有效開展雙邊和與其他國家的國際合作來建立“戰略互信”。
川普在競選期間發表許多敵視中共的言論，這與他“反建制”的選戰策略有關，目的是以操弄民粹來爭取白人中下階層的支持。因此，川普抗拒全球化，認為美國並沒有從“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巴黎氣候協定”等多邊協議獲利；他也質疑傳統聯盟體系能夠發揮的作用，故主張以單邊主義和雙邊談判來達成“美國優先”的目標。
但川普的商人性格使他在就任後很快就改變了立場。例如，“川蔡通話”雖導致中共的疑慮，但他上任後經過與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多次會晤，雙方反而建立了層次更高、協商議題更廣的溝通管道，即從戰略及經濟對話，擴至包括外交安全、全面經濟、執法及網路安全，以及社會和人文等四項領域。尤其針對敏感的軍事安全部分，兩國提出了建立“聯合參謀本部對話機制”的構想，以避免危機升高。但畢竟這只是曇花一現的美景，中美關係還是呈現嚴重的戰略互疑，而根本的問題就是美國對於“中國崛起”的認知。
首先，美國認為過去對中共採取的“圍堵”（containment）、“接觸”（engagement）、或“圍堵加接觸”（congagement）戰略，並未成功促進中國大陸的和平演變；換言之，中共並未接受美國眼中的普世價值，也沒有採用美國引以自傲的政經發展模式，就已走上了富國強兵的道路，並且成為世界舞台的要角。
其次，中共雖強調不做霸權，但中國在和平崛起的過程中，就已對美國的霸權地位形成挑戰。例如，在安全領域方面，習近平雖強調“太平洋夠大，應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但美國仍擔心“一帶一路”建設將使中共走向海洋，進而挑戰美國傳統的海上強權地位。在經濟領域方面，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國製造業在市場的競爭力，已對美國的傳統優勢形成挑戰；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規模的擴大，人民幣的國際化趨勢日益明顯，也將動搖美元享有的金融霸權地位。
再次，中共對外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推進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這些主張被視為中共改造世界的蓝圖，將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形成挑戰。
最後，習近平上任後強調“文化自信”，讓美國主導的西方文明也受到挑戰。根據美國學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世界各個文明之間的“平衡”正在轉變，西方在衰弱，亞洲在上升，而中國對西方已構成挑戰。杭廷頓認為，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同一文明之間的合作遠比非同一文明之間的合作成功。這種論調使“銳實力”（sharp power）的說法甚囂塵上。來自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2017年12月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和俄羅斯花費數十億美元鉅款，運用各種手段，如人文交流、各類文化活動、教育項目以及傳媒和信息項目，在世界各地營造公共輿論和觀念。這種影響既不像硬實力那樣具有強制性，也不是軟實力那樣的“魅力攻勢”，因此他們稱之為“銳實力”。
“銳實力”的說法在美國和西方愈來愈被接受。2017年12月13日，美國國會還以“中國之長臂”為題召開聽證會，討論中國如何滲透到其他國家施加影響力，並悄悄輸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威權主義。據說川普也下令調查中國在美國的影響力。
三、美國因應中國崛起的兩手策略
面對中國的崛起，川普政府決定透過軍事、經濟和聯盟體系的運用，來進行反制。首先，川普已加強美國軍力以及在大陸周邊地區的軍事部署。為了應對其眼中的中俄威脅，川普在《國情咨文》中呼籲國會廢除2012年通過的自動減支措施，為美軍提供充足軍費。2018年美國軍費增至7,000億美元，係2005年後最高金額，提出包括新武器採購、美國核力量更新及美軍官兵待遇改善等計畫。其中，人工智慧運用於軍事領域尤受關注。2018年2月10日《華爾街日報》引述美軍匿名人士表示，為應對中共軍力迅速崛起，美國國防部考慮於東亞部署美國海軍陸戰隊遠征隊（MEU）。當美國2018年1月公布《國防戰略報告》後，加強美軍在亞洲駐軍，立即成為美國國防部的首要工作。美國海軍作戰部長李察遜（John Richardson）2017年12月聲稱，可調遣東太平洋的艦艇增援美在亞洲的海軍力量。李察遜表示，美國為應對中共在南海與亞洲地區日增的軍力行動，已加重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任務負擔。如與歐巴馬時期比較，川普自2017年5月迄今，已明顯增加美軍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動頻率。2018年3月，美國航母“卡爾文森號”（USS Carl Vinson）訪問越南峴港；4月10日，航母“羅斯福號”（USS Theodore Roosevelt）航經南海爭議水域抵達菲律賓訪問；2018年至4月為止，美驅逐艦已兩度執行航行自由行動，航經中共占領的黄岩島和美濟礁。
針對美中長期存在的貿易逆差及智慧產權爭議，川普也決定對中共實施貿易制裁。2018年4月4日，“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宣佈，基於“301調查”結果，擬對大陸進口總值約500億美元的1,300多項商品，加徵25%關稅，並鎖定“中國製造2025”。英國《金融時報》指出，這是1970年代尼克森開啓美中關係正常化以來，美國對大陸所採取最具攻擊性的貿易回應。
川普在2017年11月的亞洲之行中，一改華府過去慣例，以“印太”來取代“亞太”的用語。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麥馬斯特（H. R.McMaster）曾表示，自川普就任以來，已和印太地區的領導人通過45次電話，顯示川普對此一地區的重視程度。其實，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早於2016年8月，在肯亞舉辦的“非洲發展會議”發表演講時，就已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這個概念。新加坡學者穆赫吉（Rohan Mukherjee）分析，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有三個目標：第一，確保區域秩序由國際法規而非國家力量決定；第二，確保自由貿易與自由航海權；第三，支持東亞與東南亞的小國，以維持前兩項原則。
簡言之，“印太”一詞象徵川普政府欲以新的亞洲戰略，來和過去的“亞太再平衡”做出區隔。川普強調以美、日、印、澳作為體系的核心成員，“印太”戰略既有制衡中國的用意，也意味印度的區域戰略價值將被提升。
儘管川普是從中美經濟和安全兩條陣線反制中國的崛起，但還是避免不要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川普理解經貿關係不是一場“零和賽局”，不會出現一方所得即它方所失的結果。貿易制裁會導致兩敗俱傷，甚至使盟友也遭到池魚之殃；另一方面，追求安全利益，不可能用絕對安全取代相對安全概念。以當前中美的經濟力量對比，雙方都沒有長期進行軍備競賽的本錢。尤其是，中國大陸雖強調強國必須強軍，但也應避免軍力擴張而投入太多的經濟資源，從而影響到民族復興的進程。總之，衡量利弊得失之後，中美都會選擇維持“鬥而不破”的關係。
四、台灣應思考“趨吉避凶”之道
中共一向視“台灣問題”為中國內政事務，屬中共的核心利益，故不容外力干預；但中共也瞭解“台灣問題”的形成有其客觀的歷史背景，無法對美國居中扮演的角色視而不見，故不斷強調必須做好對美工作。
台灣與美國享有共同的價值觀、經濟和安全利益。在經貿關係上，美國是台灣重要的貿易伙伴，提供台灣產品出口的廣大市場；在安全議題上，美國提供台灣防衛性武器，維持台灣最低程度的安全需求。因此，台灣更須做好對美工作，維繫好與美國的密切關係。
長期以來，美國是以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台灣關係法》，作為實施其“一中政策”的基礎；但川普就任前與蔡英文的一席“川蔡通話”，被認為脫離了這一政策傳統，除導致國內“建制派”的反彈外，也引發對岸的不滿。不可否認，民進黨內確實有人對川普的舉動存有若干不切實際的幻想；但執政當局並未將一通電話視為“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因為重要的是“觀其行”，而非“聽其言”。事實顯示，川普就任後立刻出現政策急轉彎。2017年4月的“川習會”緩和了外界的疑慮，美國似乎又回到“一中政策”的軌道；儘管如此，川普基於本身的利益考量，還是以連串外交行動證明，美國重視與台灣的實質關係。
2017年12月13日，川普簽署國會通過的《2018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FY2018NDAA），其中有條款論及重啓台美軍艦互泊，邀請台灣參加美軍演等建議。雖然川普事後表明，此條款不具法律約束，是否落實屬憲法賦予總統之專屬權力；但中共對川普持續對台軍售及加強台美軍事交流的舉動，仍公開表達不滿和抗議。
川普於2018年3月16日簽署了《台灣旅行法》，為台美各層級官員互訪打開了一道門。美國單方採取的這項行動，當然是基於美國戰略利益的考量。對於美國政府這項舉動，蔡政府從內外形勢衡量，沒有不表歡迎的道理，而大陸方面的強烈反應也是可以預期的；但在中共關閉两岸協商大門後，台灣希望向美國爭取更多的精神和物質支持應該不難理解。台灣沒有能力促使美國立法改變其兩岸政策，只能被動地順勢而為，沒有主動逆勢操作的本錢。
馬政府過去所採取“不統、不獨、不武”以維持台海現狀的戰略，以及在中美之間維持平衡關係的策略，已受到當前內外形勢變化的挑戰；首先，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受制於“台獨黨綱”和黨內基本教義派的脅迫，大陸政策難有主動作為；其次，對岸領導人不但以“六個任何”（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為“台獨”劃下一道“紅線”，並把解決台灣問題納入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習近平2018年4月10日在博鰲論壇上對與會的蕭萬長強調，中共將持續兩岸和平發展及和平統一的政策，但他並未排除對台用武的可能性；而川普政策的不確定性有可能讓台灣因錯估和誤判情勢，而成為美中關係急遽轉變下的犧牲品。蔡政府如欲維持現狀，恐怕必須想出更好的辦法。擺在眼前的一個辦法就是主動改善與對岸的關係。民共和解要先從建立互信開始，而互信的基礎就在於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問題上，讓對岸有同文同種、兩岸一家親的感覺。
因應中美競合關係的轉變，美國的傳統盟友和潛在的敵人，都紛紛調整他們的對外政策，希望採取更加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以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為例，他一反常態對中共、美國和南韓展開的高層穿梭外交，其短程目標是為北韓的生存和發展拓展對外活動空間，長程目標則是為朝鮮半島的最終統一爭取主導權和發言權。台灣似乎也應思考如何走出一條有利於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道路。
我們認為，為了台灣的生存和發展，台灣任何執政者都不應以“台獨”來挑動中共的敏感神經；從過去陳水扁執政的經驗看，“台獨”只會使台灣成為腹背受敵的“麻煩製造者”。美國視台灣為其區域安全政策的籌碼，但不會為“台獨”付出任何戰爭的代價。
台灣若像蔡英文所說“我們自己也是一名棋手”，她就應知道如何“趨吉避凶”，在錯綜複雜的國際棋盤中，審慎地走出每一步。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5月號，總第24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