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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2019-03-26 09:22:18
  中評社北京3月26日電/2018年,中國GDP超過9700美元,按照世行的分類標準屬於中等偏上,離人均1.26萬美元的高收入國家標準已經不遠;但要到中等發達的水平,還需要在現有水平上翻番,還比較遙遠。

  世界上其他經濟體的經驗顯示,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入高收入國家的數量很有限,轉型道路上風險挑戰很多。

  3月22日,主題為“深化改革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學術峰會”在北京舉行,國內外著名專家學者就“從中等收入階段到高收入階段的挑戰與戰略”、“與高質量發展相配套的改革開放”展開討論。

  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嗎?

  3月22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表示,從國際上來看,很多國家進入了工業化進程,但是進入不了高收入社會,都遇到了一些瓶頸問題,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

  哈佛大學教授(前校長)、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則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比較流行的概念,但並沒有實際數據支撐。從中等收入到高等收入的進程,每個國家的路徑並不相同。與其去追求這些流行的概念,還不如追隨國際上真正有效的經驗。

  勞倫斯•薩默斯指出有兩點有效的經驗:第一,如果一個國家持續保持健康的政策環境,他們就更加容易向上流動、更能夠繼續保持增長;第二,如同預測股市一般,很難預測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該國前十年和後十年的經濟表現沒有太大的相關性。

  雖然學界對於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一說持不同看法,但歷史數據顯示,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的限制變得更多。

  世界銀行研究發現,只有13個國家從中等收入變成高收入國家,其中包括亞洲的國家和地區,比如中國香港、韓國、中國台灣等。但是,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等國轉變的情況並不好,中東、拉美很多國家則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中。

  美國紐約大學教授、魯比尼宏觀研究公司主席魯裡埃爾•魯比尼指出,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發展途徑。如果一個國家有足夠的勞動力,保持一定生產力,多數都可以從低收入、農業國家變成中等收入的國家;隨著服務業的發展,居民收入的不斷提高,以及技術的發展,可能維持比較強勁的經濟增長,這會幫助一個國家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國家。但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之後,會產生一些限制,比如產業鏈要從低端變成中端,要跟別的國家競爭等,會面對更多挑戰。

  如何看待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目前處在什麼樣的增長階段,這個問題應該說困惑爭論了八年,到目前為止也沒有共識,有一些解釋,比如主要是外部性或者周期性的因素,但是我個人認為是很難解釋的”,劉世錦直言。

  中國經濟規模不斷壯大,取得了“中國式奇跡”,但大家似乎都需要時間來適應——維持了多年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要逐漸轉為中高速增長。

  正如之前勞倫斯•薩默斯對“健康政策環境”的強調,他認為,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展現了卓越的經驗和能力,他們可以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找出有效的政策,這已經被證明了很多年。

  但勞倫斯•薩默斯也引用日本、蘇聯的例子——回看下歷史,最危險的時候其實就是一個國家經歷了高速增長之後,很多人不斷警示這個高速增長會停止,但我們並沒有做出任何應對。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中國前財政部長樓繼偉回顧了最近20年中國發展歷程經歷的兩次外部衝擊,認為中國都採取了較好的政策加以應對,並促進了經濟社會較快的發展。對於當前穩中有變、變中有憂的局面,樓繼偉認為“不要陶醉”。

  哈佛大學教授肯尼斯•羅格夫指出,大家見過美國、德國的發展,中國在過去40年的發展是大家沒有見過的。中國的特殊性,也使得國際上大家存在疑問:中國現在是不是中等收入國家?畢竟中國不是一個人口只有500萬的國家,中國雖有上億人口生活處於高收入水平,但還有更多的人生活水平並沒有那麼高。

  他也表示,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但決策權的集中與經濟不斷的分散存在矛盾。他認為未來中國經濟會實現軟著陸,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中國可以做到,但這次經濟放緩面臨的問題,與1999年面臨的情形不一樣,這次可能會更困難。

  紐約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指出,中國電子商務和移動支付的普及,促進了經濟的普惠性增長。通過這些數字技術的創新,很多市場准入門檻降低了,並形成了鼓勵創業的生態系統,這是很多發展中國家可以借鑒的經驗,這些在之前是很難想象的。但數字技術其實也是一把雙刃劍。

  後續要面對哪些挑戰?

  勞倫斯•薩默斯指出,類似中國這樣經過高速增長的國家,後續要處理好一些問題。比如,過多財富積累形成較高儲蓄率,但經濟中沒有太多好的投資機會,利率不斷下行,需求整體疲軟——儲蓄沒有轉化成有效生產力,會帶來後續的問題,像巴西當年就出現資金外逃的現象,日本國內則出現了房地產資產泡沫的問題。

  勞倫斯•薩默斯還提醒,中國要注意人口結構的問題,中國新生兒出生率下降,是非常令人擔憂的變化,生育政策上可能需要做些調整。此外,很多經歷高增長的國家,後續不願意承受短痛來避免長痛,對創新、改變等比較拒絕,這也應該極力避免。

  樓繼偉則指出,當前是邁向高收入階段的跨越期,邁入高收入國家前後也是風險高發期。樓繼偉列舉了8個他觀察到的挑戰,包括高杠杆、中小企業融資難、絕對貧困和治理污染、信息複雜性對政府作用的挑戰、契約精神不足、反腐、泛福利化、逆全球化等。

  樓繼偉認為,無論是宏觀的杠杆率還是各分類杠杆率都偏高,必須有序地降杠杆,通過加強金融監管、嚴肅財政紀律,在降杠杆的同時建立長效機制。我國基本是國內杠杆,外債規模不高,國際收支保持平衡,與一些拉美國家不同,這有利於我們增加信心,增強降杠杆進度的自主性。

  “從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前後,特別是在中國發展的現階段,現代國家治理體系還未成型,極易造成腐敗蔓延的態勢,一些中等收入國家因此而缺失公平正義,缺乏增長動力,是落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樓繼偉說。

  不過,中國高度重視反腐敗工作,首先是反腐敗沒有禁區,所謂打虎拍蠅;另一方面是建立長效機制,解除管制,簡政放權,大幅度壓縮了尋租的機會。

  此外,泛福利化也是一些拉美國家、個別東南亞國家的經驗教訓。樓繼偉表示,泛福利化導致競爭力缺乏,經濟不可持續,最終造成嚴重通貨膨脹的挑戰。中國在這方面的政策是比較穩健,沒有實施大面積的價格補貼,隨著老齡化加快,現有社會保險體系的碎片化、不可持續性顯現。

  劉世錦指出,中國在創新這個指標上,國際比較上仍然是相對落後的,主要是中國原創性的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依然比較少。

  “一個重要的原因,我們以為主要是高水平的大學教育和基礎研究差距依然很大,而要縮小這方面的差距,尤為重要的是要形成有利於自由探索的環境。這個短板如果補不上,中國的創新很可能是缺乏後勁的”,劉世錦表示。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周瀟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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