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羽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中評社 張爽攝）
儲殷 國際關係學院台灣研究中心教授 （中評社 張爽攝）
馮霞 中國政法大學台灣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評社 張爽攝）
海澤龍 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兩岸關係與青年發展研究院院長（中評社 張爽攝）
李勇 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中評社 張爽攝）
論壇現場（中評社 張爽攝）
中評社北京5月5日電（記者 張爽）“首屆高校台灣研究學術年會暨第四屆高校涉台研究機構協同工作會”5月4日上午進行主題發言，與會學者橫跨文學、政治、法學、經濟等領域，從不同角度分析當下台灣問題面臨的問題，並提出建議與解決方案。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張羽表示，2018年，台灣文化領域在人才培養、圖書展覽、獎項頒發和藝文外譯等領域，有意接軌台當局的“新南向”政策。台灣藝文資料整理匯編與報刊複刻取得新進展。台灣經典文學的跨界推廣重在影像化與戲曲再現。台灣藝文獎項在活化藝文環境，推介文壇新人新作，推動文藝作品出版，分享創作經驗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一些台灣出版社和文學展館經過多年在地深耕，在資料整理與文學傳播等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
國際關係學院台灣研究中心教授儲殷認為，以前的政治動員靠大眾報紙完成，大眾報紙要求選民能夠識字；接著是靠發推特，比如美國總統特朗普，再往下就是抖音、快手。
儲殷說，真正信息的主流受眾是初中以下學歷，連字都不會打的人。抖音、快手的受眾就是這樣的人。今天的政治動員更加廣泛了，決定政治成敗的力量擴大了，儲殷問，今天對台的宣傳能夠完成這樣一個轉變嗎？他指出，目前基本上還是以對台商優惠為主，這種力度是根本打不進當地的民心。
儲殷提出，互聯網一代習慣於發一百字的推特，那麼陽春白雪還適合今天的年輕人嗎？給他們講祖國的歷史、民族血脈，他們能記住多少？儲殷說，最好的東西不見得是最有人欣賞的，做青年人的工作，尺度要往下放。但兩岸傳播中精英化的傾向非常明顯，這會導致受眾極其偏狹。“以前的政治動員模式是把素質低的人排除在外的，但在今天，原先政治精英已經變成了標準小眾，這是一個在消亡的群體。”
中國政法大學台灣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馮霞認為，國內外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法理研究還比較薄弱。她指出，依法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實踐路徑有三個：第一，134個職業資格考試要落到實處；第二，借鑒“港人港稅”、推進“台人台稅”的落實；第三，推進兩岸共同市場頂層設計和實施進程中落實兩制台灣方案可操作性的實踐路徑。
馮霞將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底線和內涵概括為“12333”，即：
“1個目標”：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
“2個協商基礎”：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
“3個前提”：確保國家主權、國家安全、發展利益。
“3個充分”：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情感。
“3個底線一”：一個中國、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林江表示，新南向政策推出後，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大概有七成台商已經進入東盟國家獲得利益。另一方面，新南向政策的實施對台商在大陸的投資將會產生一定影響。自從2013年以來，台商在大陸投資已經轉向以服務業為主的形態。新南向政策恰恰是以金融、管理、咨詢為主導，如果新南向政策吸引更多現代服務業的台商轉向東盟、南亞進行投資，對在大陸投資的台商無疑會帶來一定的衝擊。
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兩岸關係與青年發展研究院院長海澤龍表示，作為新時代黨和國家三大歷史任務之一，隨著海峽兩岸實力的進一步此消彼長，中國再次邁向統一已經成為不可阻遏的時代潮流。在此時代背景下，二戰後德國通過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的再度統一，成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重要歷史鏡鑒。作為二戰後國家和平統一的典範，德國模式的主要特點包括：大國干涉下先分後統的風險型統一，遵循法治的“以接觸求轉變”的和平統一，以發達經濟為後盾的“一國一制”吸納型，強大內部民意支持輔之外交的“以內促外”統一。較之“一國一制”和平統一的德國模式，“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統一方略更為優厚和寬鬆。
海澤龍表示，雖然德國模式和兩岸統一存在本質區別，包括德國模式的成因與兩岸分離性質存在本質區別、國外干預勢力的情況和性質有根本差別、兩岸實力及影響差異較之德國模式中的雙方更大。台灣方面部分人士曾期望在兩岸關係採用德國模式，但其作為“先分後統”的風險型統一模式對兩岸關係有消極作用，甚至重大隱患。
海澤龍認為，即使如此，作為一種實現國家和平統一的成功模式和典型案例，德國模式可為海峽兩岸統一及“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提供若干啟示及借鑒。這主要包括：堅定不移地堅持一個中國；積極創造條件，化解兩岸敵意；積極探索國家統一的可行模式；深化兩岸交流，進一步爭取島內民心；鞏固“積極區域”，捍衛共同利益；抓住戰略機遇期，發展強大的綜合實力。
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李勇表示，尉天驄、劉大任、陳映真是戰後台灣重要的知識分子，早年他們因共同的左翼理想而結下生死友誼，但理想幻滅後，不同的人生價值和態度選擇使他們走向了殊途異路。他們生命晚景中的表現和文字，讓我們見識了理想主義時代終結對左翼知識分子心靈的衝撞。
李勇認為，在台灣戰後以來的歷史中，尉天驄、劉大任和陳映真三人，都是生逢動亂又親歷和見證了中國從落後到發展的一代台灣知識分子。在風雨如磐的五十多年前的台灣，他們因為壓抑，更因為壓抑之下的理想，而走到了一起——在陳映真生死交關的1968年，尉天驄、劉大任都曾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然而，這種由青春理想、生死考驗結下的友誼，後來卻在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風煙中淡化、風散。這一切，始於與世界性共產主義運動受挫有關的他們理想的幻滅——當早年的理想遭遇挫折後，他們開始尋求新的、不同的自處之道：轉向、仿徨，抑或堅守。這形成了他們此後不同精神趨向的人生與寫作，這是他們理想幻滅後不同心路歷程的照影。它們顯現著精神的交叉、衝突、往複，彰顯著“傷痕”以及對“傷痕”的抗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