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後疫情時代之中日關係——兩岸三地之視野”研討會在線上舉行，此為視頻會議截圖。其中，第一排左圖為日本明治學院大學經濟學部教授宋立水、中圖為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教授湯紹成、右圖為日本創價大學世界語言中心教授汪鴻祥；第二排左圖為中評智庫董事長助理郭至君、中圖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陳多友、右圖為清華大學國際关系研究院教授劉江永；第三排左圖為台灣輔仁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何思慎、中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鍵、右圖為外文局《人民中國》副總編輯陳言。（中評社圖片）
中評社北京7月13日電（中評社報道組）7月10日，由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主辦，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東方學研究中心暨中日韓合作研究中心協辦的“展望後疫情時代之中日關係——兩岸三地之視野”研討會在線上舉行。會議邀請了八位兩岸三地的重量級專家學者，從政治、安全、經濟、文化等方面對未來一段時間的中日關係進行了把脈。與會學者有：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劉江永、外文局《人民中國》副總編輯陳言、日本明治學院大學經濟學部教授宋立水、日本創價大學世界語言中心教授汪鴻祥、台灣輔仁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何思慎、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教授湯紹成、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陳多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鍵。中評智庫董事長助理，研究員郭至君主持了是次會議。
清華大學國際关系研究院教授劉江永表示，新形勢下的中日關係不容樂觀。日本在“後安倍時代”面臨的戰略選擇：第一，日本是修改憲法，成為西方“能戰國家”的一員，參與暴力強權的多邊主義，還是繼續在《日本國憲法》下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和平的多邊主義？第二，是搞排他性經濟集團，遠交近攻，以中國為競爭對手，還是堅持開放的地區主義與國際協調，加強中日區域合作？第三，是利用中美對立從中漁利，還是促進中美協調，避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第四，是重走歷史老路或與“台獨”勢力為伍，還是從中日兩國關係大局和長遠利益出發，妥善處理台灣問題和圍繞釣魚島歸屬認知的爭議？第五，是囿於冷戰思維和傳統權力政治、地緣政治的現實主義決策邏輯，同中國搞戰略對抗，還是樹立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的新安全觀，與中國合作建立具有建設性的安全關係？
劉江永建議，中日作為和平國家推進可持續安全合作，是面向未來的正確選擇。嘗試在非傳統安全領域開展合作，有利於中日兩國及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
日本創價大學世界語言中心教授汪鴻祥表示，疫情下，中日關係和日本對華政策動態喜憂參半，中國疫情初期，日本各界積極支持中國抗疫，隨著日本疫情日益嚴重，中國也向日本提供了支援，中日合作抗疫，促進了兩國的民意改善，客觀上起到為中日關係賦能的效果。但是日本疫情加劇後，日本對華出現一系列負面的舉動，包括產業鏈條問題、病毒源頭問題、520日本政要向台灣表示祝賀，沖繩縣關於釣魚島改名的問題，還有香港問題，以及自民黨要求政府終止中國元首訪日的問題，這些都為中日關係帶來不和諧的聲音。
汪鴻祥認為，中日雙方缺乏互信，所以許多問題浮現。中美戰略競爭加劇和中國實力增長都影響了中日關係。儘管新冠疫情導致習主席訪日延期，但2019年中日兩國領導人達成的共識依然存在。日本對華的態勢還是競爭中的協調，合作中的博弈。在涉華問題上，日本還是會和美歐一起表態，但會比以往更謹慎，日本謀求在中美之間左右逢源。後疫情時代，中日關係將走向競合併存的新常態。
明治學院大學經濟學部教授宋立水表示，在世界大格局的框架下把握並處理好中日關係，對中國在世界格局中大變動的博弈處於不敗之地至關重要。中日關係是在世界大格局博弈中的存在，把握中日關係需要注意的有六幾個層面：國家主權關係層面、經濟關係的層面、安全保障關係的層面、文化關係的層面、歷史關係的層面以及國民感情關係的層面。與此同時，如何判斷日本的對中戰略也很重要。日本目前已經形成傾向於美國的安保和經濟靠美國，同時經濟也需要依靠中國的雙軌外交路線。按照日本的國民性，在中美博弈之間，日本會機會主義的判斷選擇。中國持續穩定的發展壯大自己，對中日關係也具有十分積極的影響。
他認為，在中美博弈的大格局中，日本是美國的一個棋子。在對日關係上的把控上，我們需要了解日本的心態和基本外交戰略的思路。中日間主權摩擦的問題要相信政府的對應。民間要專注於經濟關係的發展，科技學術、文化、國民交流，特別是要重視與日本民間友好團體的交流。政府和企業和民間都應攜手促進中日青少的往來和交流。我們也需要在中美博弈中把控日中關係為我所用。
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教授湯紹成從中日關係發展的角度分析了此次釣魚台更名的事件。湯紹成表示，從奧巴馬時期到特朗普時期，美日緊密關係發生動搖，相應的中日關係也由對峙逐漸改善。最近新冠疫情肆虐，日方原本積極援助大陸，雙方關係一度友好，後因疫情惡化，日本也受傷甚重，因而也有意跟隨美方向中國求償，再加上“香港國安法”實施，中日關係再度惡化，釣魚台問題再現。
他分析，此次日本改名釣魚台的行動，就意在明確化日本對釣島擁有實際管轄權，對內對外都能表示日本強烈的決心，讓國內外都能知道釣島是石垣市的行政區域。此乃日方得寸進尺與以名符實的策略達陣。而面對日方這一舉措，台灣官方卻敷衍塞責，在野人士見難而退，一次保釣行動，雷聲大雨點小，最後只能望洋興嘆。
“由此可見，美日中三邊關係的互動變化，日美關係是動因，日中關係是結果，美日若接近，中日則疏遠，反之亦然，因而當前日方又在釣魚台問題上偷渡成功。目前美日中三方關係的這個格局尚難改變，而兩岸關係的僵局更對釣魚台的情勢不利，”湯紹成說。
外文局《人民中國》副總編輯陳言就新冠疫情後東亞經濟關係的重組表達看法。他指出，從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嚴重程度來看，東亞比歐美輕許多。無論是疫情的蔓延程度還是經濟遭受打擊的程度，東亞國家都要輕微許多。這是當前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
陳言指出，疫情發生以後，中國的數據經濟取得了飛速發展，這是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其他國家都未能做到的事情。隨著數據經濟的迅猛發展，中國經濟向5G、互聯網轉變的趨勢也會隨之加快。中國在數據經濟領域趕超美國將成為一個必然的趨勢。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數據經濟的發展將帶來東亞經濟的新一輪提升，東亞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火車頭作用或將更加顯著。
陳言認為，疫情之下，東亞的中日韓三國之間的產業鏈並未發生大的變化。東亞之間的產業鏈是緊凑型的，可能會在疫情之後得到進一步鞏固。而更長的產業鏈，比如，中國和美國之間，中國和歐洲之間這種產業鏈可能會出現一些變化。儘管東亞產業鏈未受太大影響，但未來中日之間的合作依然存在一些困難。疫情之後，若中日之間沒有在醫療上合作的態勢，真正可以信任的中日關係的確立就會比較困難。
台灣輔仁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何思慎在發言中談及安倍內閣安全戰略下的台日關係。他指出，的確面對中國的崛起，台、日有共通的安全顧慮。台灣扼住日本南疆，台海局勢攸關日本的周邊安全。然而，這不意味日本在對台政策上將改弦更張，揚棄“七二年體制”，超越中美關係框架，建構台、日間具主權意涵的關係。由於中、日、台三方的互動模式仍然被侷限於“七二年體制”，因此日中關係及兩岸關係仍然左右著台日關係的發展。日方在發展台日關係之際必觀望中日關係、兩岸關係的發展。當中日關係處於低點、兩岸關係穩定的情況下，台日關係最可能有實質的進展。
他認為，民進黨主政下的台日關係依舊停留在過去，並未取得實質性突破。台日關係是受到結構所影響的，不會因一些領導人的私交而產生大的轉圜。在日本的東亞外交格局中，台日之間的關係是一個非常下位的關係，會受到兩岸關係、中日關係、美日關係的牽動。日本在處理中日關係的時候，很少打“台灣牌”。台灣對日本而言是一個很穩定的存在，故而日本不會多在台灣身上加碼。相反，中日關係的改善會給日本帶來更多利益，日本因而會圈里改善對中外交。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中評智庫高級研究員王鍵表示，中日兩國曾就構築“戰略互惠關係”達成共識，但中國或更強調“戰略”，而日本則更強調“互惠”，而定位差異則是造成兩國“戰略互惠關係”呈現波折跌宕的一個重要原因。按照新現實主義理論，近年來中日關係的曲折複雜的決定性因素並非“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權力變更，而是日本強化在日美同盟“遏制中國”戰略下的政策選擇。
王鍵說，中日作為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唯有共克時艱、共渡難關。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切實把握中日合作的新契機，增進政治互信，擴大共同的經濟利益，此為推動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向縱深發展的必由之路。
他續指，但在新冠疫情沒有得到有效控制之下，中日關係轉圜不會一帆風順，戰略互惠關係歸位亦需要時日，由此，不僅需要兩國政治家審時度勢、悉心引導，也需要兩國民眾相互信賴、共創未來。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陳多友表示，儘管中日關係存在諸多難以預料的不確定因素，但是穩定持續長達40餘年的經濟貿易與技術合作關係，已經緊緊地將二者聯結在一起。面對如此“質子經濟”的現實，出於兩國利益的整體考量，中日政府與民眾變得更加理性，務實外交與人文交流會成為兩國處理政治、軍事、安全等領域摩擦或爭鬥的潤滑劑。可以預料，中日關係總體會向好行穩。
陳多友說，2019年6月中日兩國領導人在大阪就“共同致力於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達成共識。這裡的“新時代”是來自中國的聲音，意味著中國要強化主體意識，強化引領作用。同時，“新時代”中日關係有其時代特色、有新的目標取向，對其樣貌要做理性分析，並不是中日關係始終都是按著一種聲音平穩前行，不時會有雜音，有時甚至會出現波折，遇到難題。但是，有問題並不等於不發展、不合作。這非常考驗兩國政府和政治精英的智慧。就日本國內政治走向看，“後安倍”時期，日本政治可能會出現反覆，其穩定性、政策連續性恐怕會打折扣。面對如此有可能出現的複雜局面，中國既要積極主動促進合作，也要沉穩應對挑戰。始終堅持理性、務實、科學、合理的態度，嚴肅認真地研判問題，及時地作出判斷，與日方一道管控風險、規避危機，推動兩國關係健康發展。
論壇整理稿全文，將在《中國評論》月刊和中國評論新聞網刊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