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將暴徒包頭蒙面召開記者會的情景（左），與恐怖組織阿蓋達的記者會（右）作比較。網上圖片
中評社香港8月22日電／香港經歷了血腥的6月至8月，幾乎每逢周末都會上演磚頭橫飛、鐵通亂擲、弓箭四射的畫面，無怪乎有人將暴徒包頭蒙面舉行記者會的情景，與恐怖組織阿蓋達的記者會作比較。
香港文匯報報道，事實上，這一類比相當貼切。有專家分析，香港近月的暴力事件，與“新恐怖主義”7大特徵非常吻合，包括暴力事件滋生於本土；目的是政治訴求；拒絕在談判桌前尋找一席之地；不僅對該地區以至該國產生安全威脅，更搗亂國際秩序；行動沒有“大台”，每個成員都有一定的“自主權”；受攻擊的對象可能為特定的階層、族群，例如警察、建制派等；暴力行動目標為贏得公眾，對政治家施加壓力。
香港湧現本土恐怖主義的苗頭，香港社會各界均認為特區政府應防微杜漸，在恐怖主義未廣泛蔓延之前加以打擊，最立竿見影的措施是效法外國制定“禁蒙面法”，禁止任何人在公眾場所遮面掩飾身份。同時，香港連場的暴力事件中，暴徒透過保密度極高、有“毀屍滅跡”功能的通訊軟件Telegram密謀亂港詭計，警方難以截取消息及搜證，香港社會各界也支持特區政府立法禁用Telegram。
特徵1：極端本土主義
在過去連場示威遊行以至暴力衝擊期間，暴徒均借“本土”為名大搞遊行示威，以吸引部分不明內情的市民參與，更借“人多勢眾”作掩護發動暴力衝擊，迫使警方不得不採取行動時，就乘機抹黑警方“暴力打壓‘市民’”。
在連串暴力衝擊期間，暴徒都不斷借用“本土”議題生事，如到西九高鐵站遊行示威，就打所謂“向內地遊客解釋反修例的理由”的旗幟，實際上是乘機滋擾或嚇走旅客，達至他們主張的“港人獨大”的本土主義。
更明顯的事例是早前舉行的所謂“光復上水”遊行，暴徒們高叫“踢走水貨走私，還我寧靜社區”，在遇見水貨客及旅客，暴徒即一擁而上圍堵、辱罵甚至推撞目標對象，故意待警員到場調停時發起衝擊。到最近的紅磡土瓜灣遊行，“本土主義”更赤祼祼，高舉“謝絕‘大陸客團’，還我寧靜社區”等，藉此遊行示威。
這連串“本土”議題只是表象，實質是“港獨”分子吸引部分對這些問題有意見的市民加入他們行列、成為他們“人肉護盾”的手段。
在多次遊行示威，以至暴力衝擊期間，“港獨”分子都高呼所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更在各地方塗上有關語句。事實上，所謂“光復”就是要摒棄“外來文化”、振興“本土文化”之意。
特徵2：以政治為目的
“新恐怖主義”其中一個重要特徵，是為了政治訴求而發動非理性的暴力行動。煽暴派、縱暴派以至暴徒所爭取的所謂“五大訴求”，正是“爭取真普選”、“特首下台”甚至“香港獨立”，更逐漸演變成衝擊“一國兩制”制度的一場“顏色革命”，為的正正是滿足他們的政治主張。
今次暴力事件是非法“佔中”的延續，有關人等接提出所謂“五大訴求”，包括所謂“爭取真普選”，及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等，明顯是在挑戰“一國兩制”底線，謀求“港獨”。
在連場暴力衝擊事件中，國旗多次被毀更清楚顯示暴徒的政治目的。7月22日，一批暴徒衝擊中聯辦大樓，不但肆意塗鴉及投擲雞蛋，更潑黑漆塗污國徽。8月3日，一批暴徒將尖沙咀碼頭五支旗杆懸掛的國旗強行扯下更拋入海中。兩日後，再有暴徒在同一地點將國旗扯下丟入海，目的明顯不過：這些行動正是要挑戰中央政府對港的全面管治權、要表達“港獨”的主張，而這正是他們的政治訴求。
特徵3：堅拒談判對話
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引發一連串社會風波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旋即承諾改變施政方針，聆聽各界訴求，並伸出橄欖枝邀請各大專院校學生見面進行對話，卻被學生們斷然拒絕，顯然有人根本不欲溝通，也不希望回到談判桌上。
特首辦公室於7月初曾陸續聯絡多所大學高層，希望透過校方約見學生代表，進行溝通對話。除大學外，特首辦亦嘗試聯絡其他機構，與“抗爭青年”對話，惟仍不得要領。
林鄭月娥日前宣佈正式開展建立溝通平台的工作，惟平台還未開始搭建，民陣及一眾縱暴派立法會議員都已聲稱這是“分化”策略，拒絕參與。
特徵4：擾亂國際秩序
在反修例風波之初，香港的縱暴派即與外國勢力裡應外合，美國總統特朗普到近日“時機成熟”時，即要挾將中美貿易談判與香港問題掛，企圖藉香港問題遏止中國的發展，繼續維持其“霸主”地位，以搗亂國際秩序。
自特朗普上台後，美國政府不但先後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中導條約》，更為了延續其“霸主”地位而處處遏制中國的發展，包括強徵關稅等等。
在香港，“港獨”分子、煽暴派及縱暴派借反修例一事配合美國政府圍堵中國的策略。“禍港四人幫”中的黎智英、陳方安生及李柱銘，以及公民黨的楊岳橋、郭榮鏗，民主黨的塗謹申以及“香港眾志”等就到歐美抹黑“一國兩制”，為外國反華勢力提供攻擊中國的子彈，企圖重整“國際版圖”、“唯美獨大”。
特徵5：無“大台”各發揮
“新恐怖主義”的另一特徵是不再像傳統恐怖主義般按照金字塔形式組織，而是每名成員都有一定的自主權，即無“大台”。在香港連串暴力衝擊中，暴徒聲稱沒有任何組織可以“話事”及代表他們發言，又提出所謂“各自爬山”，即各人可按照自己的方式行動，默契是互不指責、互不割席。
香港的暴徒主要依靠手機通訊軟件Telegram及社交網站煽動上街，自由地決定自己負責“物資運輸”、“文宣”、“急救”、“消息核實”及“突發小隊”等角色。激進暴徒則透過“戰術公海”等群組，進行衝擊警方防線或破壞行動。暴徒們雖然有行動目標，但落實細節，很多時是即場互相商討，彼此沒有從屬關係，只要贊同便跟隨某些成員行事。
有政治學者分析，5年前的非法“佔領”事件中，就是因戰線拖得太長，“磨爛蓆”式的“佔領”最終令民意流失，惹來外界反感，故今次暴徒利用社交媒體和通訊軟件動員上街，並摒棄“大台”指揮的方式，採用流水式及各有各做的新手法搞搞震，這就是暴徒術語所指的“各自爬山”的意思。
特徵6：攻擊目標多元
有專家指出，“新恐怖主義”處於“游弋”狀態，像水一樣從一個目標轉移到另一個目標，暴徒發動攻擊的對象，可能是特定的社會、階層、族群。香港的暴力衝擊浪潮，暴徒的攻擊目標除了特區政府、警員，還有警員家屬，建制派議員，甚至是內地人，令人髮指。
初期，暴徒只作出塗鴉及破壞公物等“對物不對人”的暴力行為，其後演變成街頭暴力。踏入7月，暴徒趁特區政府成立22周年將行動升級，將目標轉移到象徵香港立法制度的立法會大樓，強闖更大肆破壞。
灣仔警察總部及各區警署均成為暴徒的攻擊目標，有暴徒甚至向警署投擲汽油彈。就連警察宿舍亦受衝擊，黃大仙紀律部隊宿舍接連被暴徒包圍，有人向宿舍投擲大量雜物，導致玻璃窗被打破。警員及其家屬更被網上欺凌及被揭私隱。
7月21日晚，大批暴徒夜襲中央駐港機構中聯辦大樓，有人向大樓門口的國徽及外牆等，投擲多枚懷疑黑色漆彈和雞蛋，及噴漆塗鴉寫上辱華字句。
多個建制派辦事處，例如立法會議員的地區辦事處、工聯會工人俱樂部等也接連被暴徒毀壞。其中，何君堯父母的墳墓更遭人毀壞，被噴上黑油及掘起墓碑，更有塗鴉字句。此種行為實在是冒犯先人、泯滅人性的劣行，應予以譴責。
特徵7：施壓政治人物
與傳統的恐怖主義不同，新恐怖主義不光要贏得一場戰事，他們的行動目的更要“贏得公眾支持”，藉此向政治家施加壓力，迫使政府接受恐怖分子的要求。在香港的反修例浪潮中，暴徒千方百計散播謠言，抹黑政府及執法的警務人員，包括透過改圖、顛倒是非等手段，將暴徒的暴行“合理化”，以求站在“道德高地”贏取公眾支持，借“假民意”脅迫政府讓步。
整場暴力衝擊運動，起因源於反對派惡意將《逃犯條例》“妖魔化”，加諸大量不實的詮釋，使市民擔心自己會誤墮法網。同時，反對派又中傷政府，誣衊政府修例另有居心，動搖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直至政府宣告修例工作“壽終正寢”，反對派仍繼續妖言惑眾，使市民質疑政府另有目的。
在事件發展到後期，暴徒轉移目標多次散播假消息“老屈”警務人員，藉此大挫警方的公眾形象，間接打擊政府管治威信，例如散播消息指，警方與“有勢力者”過從甚密，營造所謂“警黑勾結”的假象；有人更將黑衣暴徒的惡行，說成是穿上黑衣的警務人員“嫁禍”。
暴徒“文宣部”的消毒手法也無所不用其極，例如8月13日在香港機場發生內地遊客及《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分別被暴徒包圍及毆打的極端暴力事件，翌日“文宣部”即混淆視聽，稱該名內地遊客疑是內地公安，非法在港執法云云；“文宣部”甚至諉過於該名內地旅客，事發前“色迷迷跟蹤女示威者”，在場者起疑“才”擅自搜旅客的行李。至於付國豪的遭遇，“文宣部”顛倒是非指是付無出示記者證，是他咎由自取。
將黑說成白，將白說成黑，目的是要讓暴徒站在“道德高地”獲取公眾支持，才有籌碼迫使政府妥協，接受暴徒的政治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