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蔡英文，可從她的眼睛入手。
蔡英文選擇民進黨，是其政治性格的必然。
中評社╱題：蔡英文政治性格的觀察與思考 作者：陳文菁（北京），本刊特約撰述
‧蔡英文身上集中了學者、法律人、商人三類人的特性，這些特性融合在一起，構成她政治性格、行事風格的底色。而家庭、學養、政治歷練，是蔡英文政治性格形成的三大要素。
‧出身沒有名分的側室，使蔡英文性格中有突出的危機意識和潛在的攻擊性，並在從政後展露無遺。
‧這樣的性格與心態也讓她特別習慣並依賴“一個系統來分擔”；影響所及，她的所謂“國際觀”就是特別依賴西方主要國家反共反華的親台勢力的支持。
‧出身商人之家的蔡英文受益於“商人思維”的薰陶，從政後日益彰顯其惟利是圖的投機面。
‧一個政治領袖將自己的格局限縮在法律人的框架之內，將應有的宏觀政治戰略思維降階為限於一隅的法律人思維，特別是還理所當然地以這樣的視野和胸襟來處理兩岸以及涉及兩岸的國際關係，怎能有所突破呢？怎能不走偏呢？
‧蔡英文一旦當政，她會忠實於她的“中國政策”立場和政策、做法。基於她“只做不說的兩國論”路線與大陸“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基本立場完全相反，基於她的危機意識與冷戰思維，兩岸關係的前景可想而知－－儘管她會順應兩岸交流的大趨勢，但她會以交流制度、機制為關卡，以“捍衛主權”的民意（公投）為抗壓牆，兩岸在國際社會上的摩擦率會升高，兩岸交流的深度會停滯，兩岸交流的品質也會下降。
吸引筆者第一次凝注蔡英文的照片，只因她那個微微斜視著的眼神，如果不是對她有了一定程度的瞭解，乍見之下，心中都會一凜：這哪里是“學者”、“清純小龍女”應有的眼神啊！想起陳文茜對蔡英文的描述：“站在山峰高處的一隻野豹，攻擊性強”，“有著天生的自信、專業領域的執著，看似清純，眼神卻跟豹一樣，駝著背，穿著深色外衣，讓男性立委看了退避三舍”（《辯公投壓軸秀陳文茜政壇妖姬棋逢敵手》，台《中時晚報》2004年3月14日）。陳文茜對蔡英文觀察經年，對蔡秉性的刻畫真可謂入木三分。
以筆者的觀察，蔡英文身上集中了學者、法律人、商人三類人的特性，這些特性融合在一起，構成她政治性格、行事風格的底色。而家庭、學養、政治歷練，是蔡英文政治性格形成的三大要素。其中家庭影響最值得玩味，法律人思維給她帶來的局限性很大，民進黨的影響讓她越來越政客化，也最值得後續觀察。
家庭影響
孩童的預先社會化最早是在家庭中完成的。家庭成員及其家庭結構、家庭氛圍、家庭教育、意識形態傾向等，對孩童的成長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力。作為豪宅大戶的“千金”小姐，蔡英文說，父親的言行影響她的人生觀(《病父助選謝明源不舍落淚》，台《中國時報》2008年1月11日），又說“最崇拜的人是媽媽，一生中影響最深的人是姐姐”（《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從乖巧富二代到“暴力綠巨人”》，多維新聞網2010年6月9日）。至於如何影響的，卻沒多說。島內媒體對蔡家的報導也少得可憐，筆者只能在媒體零星報導和蔡英文自己的片段言談中、從她從政10多年來展現出的政治性格與行事風格上，尋找其家庭影響的蛛絲馬跡。
（一）重教之家讓蔡英文養成閱讀與思考的習慣，型塑出其學者氣質與外柔內剛的個性。
蔡英文的父親是客家人，母親是閩南人，其家庭傳承了客閩族人“重視教育”的傳統，其父母非常重視對子女的培養，優渥的家境也給孩子受高等教育、出國留學提供了經濟基礎，因此，蔡家的孩子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蔡英文說，小時候她父親一直灌輸她一個觀念，就是“好好念書”（《聯合報》2010年8月9日《蔡英文思父“願他以我為榮”》）。她說“父母給我的最大資產就是養成我的閱讀習慣”（《蔡英文：人生像下圍棋不能只想第一手》，台《聯合報》2003年12月29日）。年輕的蔡英文常常一個人關在房讀書，閱讀的書籍以文學、歷史方面居多。據說，上大學之前，考古系是她的第一志願，中文和歷史是她的強項。後來報考大學的時候，卻聽從父親的勸導，為了保護家族企業利益而勉強選擇了台大法律系，竟也一路讀到英國法學博士。
“關在房讀書”一直是蔡英文最喜歡的休閒、放鬆自己的方式之一，迄今她還非常嚮往這樣的時光，只是常常抱怨少有這樣的清靜之日了。她從閱讀中受到很多的啟迪，也收穫著心靈的成長。她很有感觸地說，“閱讀對一個人心情的沉澱很重要，它讓你不空虛、不會無所適從”，靠文學作品瞭解別人的感覺和生活經驗，“可以補足現代人在社會經驗和社會交往上的局限，不但能潤滑你和別人的溝通和相處，對事情的解決也有幫助”。因此，她認為“文學觀”是現代人必需要具備的（《蔡英文：人生像下圍棋不能只想第一手》，台《聯合報》2003年12月29日）。
閱讀與人文精髓的沁潤，使蔡英文有了學者氣質。這樣的氣質，與民進黨內絕大多數靠街頭抗爭、選戰起家的草莽型人物大相徑庭；這樣氣質的黨主席，也就當然能夠鮮明的標識出民進黨的新形象，讓民眾甚至藍營的政治人物都對未來的民進黨以及國、民兩黨的互動有新的想像和期待。也因為受到這樣的人文沁潤，蔡英文有自己的思想、主見，獨立性強，自主性高，對自己認定的原則立場相當堅持，從而展現出相當程度的抗壓性和自信。如她不喜歡華而不實、徒有其表的事情，因此，在穿著上她自有一套。儘管在英國期間同學們取笑她是“這個教室穿得最爛的人”之一，但是她說“我不在意”，她在意的是穿著是否舒適，是衣服質感而不是樣式，於是她的打扮永遠是各色套裝，有時則將外套改線衫；至於色系更是一成不變的藍色及卡其色。也因此，她在“陸委會”主委任內對扁“接受九二共識”的說法打回票，“行政院副院長”任內，先是對長官蘇貞昌的中小企業減稅政策極力反對，並迫使蘇放棄，繼而不惜以”抗稅”說抵制扁的老農津貼調整，此外，她是首位婉拒陳水扁贈勳的卸任官員，也是民進黨惟一一個雖被點名卻不願參與“公投辯論”的官員，因為她認為這毫無意義，辯不辯都要做的事，何必表演讓人看熱鬧？（《中時晚報》2004年2月21日《輸贏都要做不蹚混水蔡英文有理》）等等這般，都可以看到蔡英文外柔內剛、綿藏針的性格元素。
（二）家庭親日親綠的政治情感以及從小的反共教育，給蔡英文的“台獨”立場與冷戰思維打下意識形態的根基。
蔡家的政治情感，一是親日。梳理島內媒體的報導，蔡的父親年輕時就被殖民台灣的日本人選中，赴日學習飛機維修技術（鄭育容《口袋的土地多不可測》，《財訊》2009年10月5日第331期），日本侵華戰爭期間被派往中國大陸東北地區修理日軍的飛機，後又到日本工作了一段時間，返台後就到台北經營汽車維修廠、投資房地產，曾經營餐廳、建築等事業，蔡父逐漸成為台北市的大地主，現在中山北路海霸王餐廳前身“樂馬飯店”，當年常有駐台美軍光顧，即為蔡家的產業；晶華酒店前的公園綠地，早年是一家“夢咖啡”餐廳，也是蔡家所有，後來被徵收。另外像南京東路等繁華區，蔡家也曾置產。在1960年代蔡家曾名列台北市納稅人的前10名。
可以說，蔡家屬于日本殖民台灣時期的既得利益集團中的一員，對日本的歷史記憶、觀感，以及對日本殖民統治的認識，與因懷有國仇家恨而奮起抗日的兩岸人民的感受和認同應該是迥異的。也許是認識到了這一點，為了淡化其家庭與侵華日軍的淵源，避免家庭背景被媒體更多的挖掘和炒作，導出更多不為人知的秘密，引發外界的負面觀感，經濟實力雄厚的蔡家向來“低調到不能再低調”（這使蔡英文學會了低調行事）。蔡英文父輩與日本的關係，島內民眾知之甚少。所以，蔡英文以“總統候選人”身份在2011年8月1日台“原住民日”這天，赴清流部落賽德克族拜票時，她一定沒想到，接待她並與她對談的正是參與並見證1930年爆發的台灣抗日的“霧社事件”的後代，蔡英文對該族先輩不滿日人壓迫而奮起反抗的事情無一字回應。
親日的立場與日本文化對蔡家人的影響雖不曾見到媒體的報導，但是，蔡英文的哥哥蔡瀛南常年往返於台日之間經商，也曾留學日本。蔡英文小名取的是日本名“吉米牙”（意思是“小不點”），飲食上，在學生時代，她中午常吃的是母親做的日式飯團，成年後經常到日本休假，認同日本親台勢力的“台灣地位未定論”等等，蔡英文在情感上乃至政治立場上的親日是勿庸置疑的。
二是親綠。受到日本恩澤的蔡家，對比國民黨在台的統治，對國民黨的不滿乃至反感可想而知。蔡英文父親早年常常資助黨外運動，與“台獨”人士關係深厚，“本土意識很強”。蔡父也是“李登輝的崇拜者”。據說，李登輝有次宴請蔡英文，蔡英文還提出帶著父親赴宴以了乃父見李一面的心願。蔡英文的政治認同受到家庭的影響，她念書時就常聽其父舊識黃信介述說“從事黨外運動的熱情勇敢”（《許信良：扁應認錯求人民原諒》，台《中國時報》2008年9月26日）。1984年留英回台後，蔡英文先後在政大法律系、政大法研所、東吳大學法研所任副教授、教授，教書之余先後受聘於幾家律師事務所，包括早年曾聘陳水扁為律師的聯合事務所；本土色彩濃厚、2000年大選時公開“挺扁”的萬國事務所等。從政之後，自1998年李登輝聘蔡英文為“國安會”諮詢委員，蔡英文成為李登輝身邊的重要幕僚之一。之所以給李登輝做了多年的幕僚，提出“兩國論”論述並獲李採納，卻沒有走進國民黨的體制之內，而是最終選擇成為民進黨的一員，應該是其不認同國民黨的集中表現。至今蔡英文仍是“兩國論”路線的忠實執行者，民進黨接受蔡英文的領導，也是看中了她堅定的“兩國論”立場。
三是冷戰思維。雖然反對國民黨，但經濟實力雄厚的蔡家卻低調的讓蔡英文一直上公立學校，這使蔡英文有機會接受國民黨的反共教育，加上留學美英，親近西方，她的意識形態也有著鮮明的冷戰思維的烙印。
（三）出身沒有名分的側室，使蔡英文性格中有突出的危機意識和潛在的攻擊性，並在從政後展露無遺。
從蔡英文的自述中得知，其母是側室，且至今沒得到名分，這影響到蔡英文的性格和行事風格。除了從她母親身上學會了以隱忍來“成就一些事情”之外，筆者感興趣的是她的危機意識與攻擊性。
孩童對自己的家庭與其他小朋友家庭之間的差異性是非常敏感的，一旦察覺不一樣，會有很強的孤獨感和不安全感，容易產生自卑、叛逆心理；為了自我保護，還會滋生較強的攻擊性。青少年時期的蔡英文曾有過一些孤僻的傾向，雖然在她後來對童年的溫馨回憶中並沒有提到任何被小朋友譏笑的事情，但是，她年幼時對風流父親的不滿；自稱“從小就在中山北路一帶鬼混”（《小龍女蔡英文還要再修政治手腕學分》，台《中國時報》2008年8月1日）；在大一、大二時還“不太理人”、開車上學獨來獨往；喜歡飆車，曾有過一路從台南快速飆車回台北收到4張道路測速照相罰單的記錄；乃至她卸任離開“陸委會”前感性地調侃自己的“緊張兮兮”與“自閉症性格”等等，都暗示著側室之家對她的負面心理影響。
隨著她的成長，特別是走上政壇後，她隱藏著的攻擊性，以及超強的危機意識都一一凸顯出來。她的攻擊性使她在政治叢林中沒有成為夭折的“小白兔”，在“多虎豹獅象”的“立法院”，再野蠻霸氣的“立委”也很少對她逾越分際，當然她的攻擊性並非暴力舉動，而是通過不容質疑的專業強勢與語言的犀利來體現，這使蔡英文“冷靜”、“驃悍”的一面展露無遺。而她過強的危機意識、風險意識，更使她自稱是“中國風險論”者（《蔡英文：我是中國風險論》，台《工商時報》2003年4月11日），她的所謂兩岸交流“開放”理論的核心反而是防範，要先建立起機制（市場的、民主的），架構好“國家安全網”，然後再開放，而開放也是“循序漸進”的開放，這就過多地限制了她對兩岸政策的制定與操作。一再只見大陸崛起給台灣帶來的競爭面、放大兩岸交流負面因素的結果是，她將機會與風險一併防範掉。扁時期的大陸政策在她主導下，兩岸之間開了小門，卻也砌起高牆，她開放“小三通（僅僅實現了小額貿易除罪化及宗教直航）”、開放春節包機（只是單向、間接的商業飛行行為，只辦了一年就因島內航空企業不堪“賠錢”而停擺）以拖延回避“大三通”；雖然以“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名義取代“戒急用忍”，但開放了8寸晶圓登陸卻實行了“科技戒嚴”，陸客觀光、登陸投資40%上限等也都停留在法規、政治評估層面，每一步都契合扁當局的“穩（維持兩岸現狀）”、“拖（政治談判拖到兩岸加入WTO後再說）”、“避（以經貿交流繞過“一中”原則）”、“暗獨”四意，兩岸交流遭遇了相當大的瓶頸，空等與劃地自限讓台灣經濟白白流失了發展的機會。迄今蔡英文仍然對ECFA極不放心，認為這是“國民黨執政後與中國經濟的快速粗糙整合”（蔡英文競選黨主席專文《守護台灣重新執政：我們的承諾與目標》，2008年5月4日），多次表示一旦當政，則定要檢視其中的風險並加以調整。
（四）蔡英文秉性上有被寵壞了的孩子特有的性格特點
雖然另類家庭給蔡英文帶來了負面的影響，但是並沒有到讓她的性格走上叛逆、偏激一途的程度。這應歸功於家庭經濟上的優越感、父母兄姐對她這個家中老么的疼愛有加，以及她喜歡躲在房間看書，與書中的人物對話，這些都客觀上成為她轉移負面心理、尋求心靈安慰和心理平衡的重要方式，使得她的自我防衛與攻擊性都是隱性的，被現實生活中的溫暖、滿足與心理平衡所掩蓋。
1956年8月31日在台北市出生的蔡英文，成長在陽明山庭院廣闊的透天大宅－－“生園”，做為家中的么女，從小備受父母兄姐的寵愛，家人直到現在仍將單身的她當作小女兒般照顧，她與父母幾乎每週固定一起吃飯，她也會陪媽媽逛畫廊，住在陽明山的媽媽則常到她的敦化南路住處打理家務，還曾經一舉花了一百多萬元買畫幫蔡英文裝飾她那簡單空曠的大房子。蔡英文與姐姐住對門，每天都回姐姐家吃晚餐。蔡英文覺得自己最幸福的是到了50幾歲還有家人照顧；在外面闖了什麼禍，回到家還有人幫她收拾。她說，她的家庭為她“提供的安全網路很牢固”，使她“沒有悲情，沒有太多的憤怒”。（《小英：最同情馬的可能是我》，台《中國時報》2010年1月22日）
也因此，蔡英文身上有著被寵壞了的孩子特有的性格特點：
其一，矯情。所謂矯情，包括恃寵而驕，任性且聽不得批評；不太肯認錯，為此便必須要狡辯與說謊；一旦遭遇挫折，便報復心強。她的成長經歷基本上一路順遂，家庭的寵愛與民意支持集於一身，優越感強，自信到自戀的地步，特別是她絕不允許別人壞了她的好事，絕不允許別人在她的專業範疇內挑釁。她聽不進批評，慣於推卸責任，更別提忍辱負重了。她對民調指出她的民意支持度下降的回應是，“這段時間也沒做錯什麼事，短期間內民調差那麼大，應該去問民調執行單位”（《小英駁民調這段時間我又沒做錯事》，《中國時報》2011年5月19日）；第一次主辦上街遊行，她求好心切之餘又擔心扁搶盡鋒頭，因而嚴厲斥責黨內主管“為何地方宣傳車錄音帶沒有發？電視廣告為何沒有上？並抱怨媒體報導太少”（《動員恐輸扁蔡英文拍桌飆主管》，台《中國時報》2008年10月21日）；她對民進黨資深的“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質疑民進黨中央對老農津貼等事情“危機處理有問題”大發雷霆，因為這些忙著幫她打選戰、抬轎卻抬過了勁的“立委”們，沒有好好把握住她的邏輯與節奏，亂了她的方寸；而這時柯還倒打一耙質疑她的領導能力，她能不當眾訓斥柯，要柯“把話講清楚”（《幕後：蔡當眾修理柯建銘黨內瞠目結舌》，中國評論新聞網2011年7月28日》）。
她的狡辯與說謊，對其家庭背景的描述就是一例。蔡英文對媒體謊稱，她“爸爸是日航技術人員”，可日本航空公司成立於1951年8月，已經是二戰後了，日航的經營專案除了航班運輸服務外，倒是有飛機維修服務；蔡英文不提其父在大陸的那段歷史，只言在台灣從事維修的歷史，因為那已經不是給日軍維修飛機，而是給國共內戰時期的駐台美軍及美籍顧問們維修汽車了。蔡英文真是會說謊，懂得細節要吻合，但卻故意隱瞞、混淆了大家容易忽視的年代。此外，在“軍公教18趴”的問題上她對民眾的欺騙以及狡辯更是最近的一例。蔡英文報復心強且走陰柔路子，會找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擇機而行。比如，陳文茜批評她備詢時玩弄語言技巧而無實質內容，她表面上輕描淡寫回應一句陳文茜是“很聰明女生”（《蔡英文誇陳文茜聰明》，台《聯合報》2004年2月27日），但隔天卻給一位她並不熟悉的事業有了新擴展的女媒體人送去鼓勵的花籃，讓這位媒體人受寵若驚，並自己分析說，可能是曾經說過“蔡英文適合作陳水扁的副手的話吧？”而蔡英文送花籃的前一天，這位媒體人剛批評了陳文茜（《蔡英文送花惺惺相惜》，台《中時晚報》2004年2月27日）。蔡英文的報復心態與手法由此可見一斑。
其二，蔡英文的本性是隨性自在、不願吃苦的。蔡英文的父母除了她青少年時期管制她的零花費用、建議她的學業規劃之外，沒有更多的限制她、要求她什麼，沒有給她什麼很高的期許、壓力，父親對她的期望就是當個大學老師，母親對她的期望就是能和母親做個伴。她所處的家庭，可以讓她不負什麼責任，只管隨心所欲做自己，所以，一方面，她習慣於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享受愉悅而閒適的生活，這多少會與社會脫節，與別人的思路不接軌，更不會真正瞭解、體會下層百姓的疾苦。蔡英文說，上學時，她接受別人的東西比較慢，要將老師講的東西重新組織到自己的體系才能跟老師的思路接軌，因此學習上總比同學進入狀況慢（《蔡英文：別只做老師的影子》，台《聯合報》2003年5月26日）。即使參與台灣加入關貿總協定、世貿組織的談判時，她也沒有進入情況，只是協助提供法律方面的資料，參與內部討論，並未直接上談判桌，直到亞太經合會開始運作之後，她才比較進入狀況，主導談判一些議題。當選民進黨主席後，特別是開始“總統”候選人的拜票行程後，她對下層民眾除了秀“親近”之外，並沒有體現出真正對民眾疾苦的感同身受。
另一方面，她不喜歡壓力與被束縛，不喜歡背上有那麼多的責任，因為責任意味著吃苦、付出。因此，在壓力面前，她不是找機會逃避掉，就是依賴外在的幫助。如她不喜歡死記硬背的東西，台大法律系4年是一段讓蔡英文苦不堪言的記憶，那時“六法全書”是她的最恨，背面密密麻麻的法條是讓蔡英文最頭痛的事。因此，有學科不及格的情況；1978年從台大畢業赴美國康乃爾大學繼續學習，蔡英文則先查遍所有可以念的法律相關科目，發現反托拉斯法只有二個相關法條，即使要背也容易些，於是決定以反托拉斯法作為碩士專業，1980年蔡英文獲該校法學碩士學位，並在美國多待一年考上了律師。隨後蔡英文到了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念博士，這時她乾脆選擇了一個完全沒有相關法條要背的國際經濟法作為專攻的領域，並於1984年攻下該校法學博士。而她說她成長過程中“大部分的責任都由我爸幫我分攤掉了”，這也讓她特別習慣並依賴“一個系統來分擔”（《小英：最同情馬的可能是我》，台《中國時報》2010年1月22日），影響所及，她的所謂“國際觀”就是特別依賴西方主要國家反共反華的親台勢力的支持。此外，這樣的性格與心態也讓她在政途進退的取捨中顯得很掙扎。
其三，蔡英文習慣了“萬千寵愛在一身”，不習慣有人與她爭寵。雖然平日為人低調，但也很希望並享受眾人焦點且是贊許的目光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有媒體報導，蔡英文大三時被好友推薦擔任班長之後，才開始比較活躍。當班長，給了她自信，感受到自我存在的價值，因此學習成績升高，與人互動增多。走上政壇之後，從幕後到前台，從國民黨的幕僚、民進黨的客卿再到民進黨黨魁，民意支持度始終較高的順遂政途更強化了她的自我認同與優越感，其性格中固有的自信、獨立性強、自主性高等特點則演化到強勢、專斷的程度。在“陸委會”主委任內，對工作說一不二，同事的努力和付出被她視為理所當然，而下屬如果讓她不滿意，則會遭到她不假辭色的批評。這個時候，她就像只高傲的孔雀，向外界盡情展示其華麗的尾羽，微笑著對待外界的讚歎，但骨子卻是拒絕一切阿諛奉承，因為外界的任何讚賞都比不上她自我認同的程度－－自我膨脹時的蔡英文應該是難以取悅的。也正是如此，蔡蘇會時，對蔡的脾氣、秉性相當瞭解且正憋著滿腹屈辱的蘇貞昌還會去取悅她嗎？
（五）出身商人之家的蔡英文受益於“商人思維”的薰陶，從政後日益彰顯其惟利是圖的投機面。
蔡英文的父親頭腦靈活，作生意、投資“眼光精准”，蔡英文在這樣的家庭中長大，也會受到一些“商人思維”的薰陶，從而有著商人般趨利避害的算計能力。
首先，其在政壇進退之間的選擇、政治夥伴的取捨、政治資源的分配、政治時機的抓取等，都體現出利益算計的潛能；而且為了達成自己的目標，可以替暴力開脫，可以邀請並放任陰狠之人、弊案纏身之人給她抬轎，可以出爾反爾，違背自己的政策宣示與道德標榜……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蔡英文的政治口味還是蠻重的，這無關乎她的能力，惟因其本性中有這樣的一個層面－－只要對她的利益有利，至於手段嘛，沒有什麼是不可以接受的。只不過現在她在民進黨內雖然位居首位，但羽翼未豐，尚處於隱忍與累積政治實力的階段。一旦飛龍在天，她應該是個操弄權力的狠角色。她的狠，經過黨內“總統”候選人初選、不分區名單的安排，黨內過去天王級的大老們都應該能體會到了。那些對她不構成威脅也就是沒有競爭力的人、需靠她提攜栽培的人，才是她最想要的人，她認為現在哪怕是別人的人，也終會在現實利益的衡量下成為她的心腹嫡系。於是，用過即丟、報復、排擠都能擇機而行。這就是她的所謂“世代交替”的本質。
其次，蔡英文說話多實問虛答，不停的彎彎繞，就是讓你不知其所云，有媒體冠名之“廢話神功”。這既是她操作空間的策略運用，也是確保其實際利益不受損害的擋箭牌。在多數情況下，彎彎繞一定是另有隱情，所以她不願說出真話，因為她知道她的真話與選民的期望相反，說了真話會對她不利，並且也就沒有操作的餘地了。如，施明德質疑她的性向問題，她一直抓住“性別歧視”的角度作反擊，根本不回應施明德從監督領導人的角度提出的觀點與質疑，而這才是施明德質問的核心內容；2010年5月她宣佈參選新北市長時，面對媒體詢問“當選後是否會做滿四年”，她答曰“一定會負責到底”（《蔡英文該如何向新北市民負責到底？》，台《中央日報》網路版2010年5月27日），始終對“做滿四年”這個核心問題避而不談，為何？她根本不想當什麼市長，她志在選“總統”，如何能實話實說？然而，真正與實際情況不符並對她形象有損害的，會給她帶來麻煩的，如媒體報導其“祖墳發光”、“總統命格”形成之類的，她會“大為光火”，立即發新聞稿澄清並呼籲“不要再渲染”（《祖墳發光總統命小英怒：別再渲染》，台《中央日報》網路版2010年3月27日），這更反襯出她實問虛答、就是不給個說法的真實意圖。
長期法學研修訓練出“法律人思維”
長期的西方法學訓練，以及在律師事務所工作的經歷，使蔡英文具有鮮明的法律人思維特點，同時，也讓蔡英文具備了較強的邏輯思維能力、口頭表達能力以及談判的技巧，並影響她的政策制定，以及與人溝通的方式。
（一）蔡英文的“法律人思維”讓她有相當大的政治局限性。
法律人思維與非法律人思維的本質區別，投射在蔡英文身上，大體上包括以下幾點：
首先，她注重“目標”與“理由”。明確的目標引導是法律人思維的一個重要特點，如何利用堅實的證據與法律規則支持這個目標，並設計達成目標的辯護策略，是法律人要做的事情，因此，“理由”是法律人理性的首要體現。在說服別人、講述理由的過程中，她一方面習慣性的陷入逆向邏輯推理之中，一方面為了打擊對手、替自己一方辯護、解套，也會習慣性的運用其掌握的邏輯、語境等專業技巧，玩弄法律語言、文字遊戲，以捍衛其理由的“合法性”。也因此，她在與“立委”交鋒時，不是以一個政務官的身份談政策內容，而是習慣性的以律師的身份來辯論，這當然會失焦。
其次，她的“權利義務”觀念高於“道德”觀念，這也是法律人思維異於常人之處。美國法學院院長盧埃林在向法學院新生演說時指出：“第一年最艱辛的工作是要砍掉你的常識，將你的道德規範暫時麻醉。你的社會政策的看法、你的正義感－－把這些與你糊糊塗的思維伴隨在一起的東西敲掉……你要獲得精確地思維、冷酷地分析、在被給定的材料的範圍內工作以及理解和熟練操作法律機器的能力”（武志宏《美國語境中的“法律人思維”》，《法學家》（京）2009年第3期）。沒有厚實的中華文化“士大夫”精神底蘊的蔡英文，在美國攻讀法學碩士時，相信也是受到同樣的訓練而被洗腦。她對“核四”問題、“國光石化”問題、“戒急用忍”政策、ECFA問題，乃至18趴問題、“不分區立委”提名爭議的處理等，不是前後矛盾、說辭不一，就是邊吃你邊罵你，對人對己兩套標準，其無視政治道德、原則，左右搖擺，出爾反爾的言行正可說明這一點。
第三，她受程式規則的限制，以“程式優先”保證“實體正義”。蔡英文極其講究“機制的建立”，無論是“國家安全網”還是“完整的兩岸交流管理機制”如兩岸經貿上的“資金回流機制”、文化交流上的“建立一套交流品質追蹤與評鑒的標準”等等，以及相關法規的修定，都要求在具體交流施政之前做好，否則她便會極力反對政策的施行，因為她認為其中蘊含的極大風險。她稱自己為“中國風險論者”，外界也定義其“擅長危機管理”。這樣的特點除了她與生俱來的危機意識強之外，“法律人思維”中的“程式優先”也應是重要的催化因素。
蔡英文說，“從法律角度來說，台灣領土歸屬還是未定論”，因此她主張“修憲”，給兩岸現狀一個“法律定義”，但又“沮喪”於“修憲”總會與政治糾葛在一起而難以進行（《蔡英文：更動國土國號未涉改變現狀》，台《自由時報》2005年1月16日）。蔡英文自限於法律上的推論，寄望從國際法中找到兩岸關係的突破口，就像一個技法純熟的畫師，會在他的畫布上不自覺地玩弄繪畫技巧，而難以突破其既有畫風一樣，法律人思維作為政治領導人的缺陷，由此也可見一斑。
如果一個政治領袖將自己的格局限縮在法律人的框架之內，將應有的宏觀政治戰略思維降階為限於一隅的法律人思維，特別是還理所當然地以這樣的視野和胸襟來處理兩岸以及涉及兩岸的國際關係，怎能有所突破呢？怎能不走偏呢？兩岸關係最根本的是政治問題，而非法律問題。政治問題折射的是包括兩岸在內的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大脈絡，政治問題來源於兩岸歷史、文化以及民族情感的交互因素，這些在兩岸關係的互動中起著根本性的作用，這不是單憑“法律人思維”所能體認的，兩岸關係的癥結更非單靠法律所能解決。一味的只求國際法的突破，只能離兩岸關係的核心問題越來越遠。蔡英文最應該補上的應該是兩岸的大歷史觀，而不是以具備文學觀為滿足，以“法律人思維”自我局限。如果認識不到這點，曾經被認為歷史是強項的蔡英文，是因實際上無知，還是在逃避或自欺欺人？顯然，蔡英文的言行有將法律當工具進行操弄的痕跡。當然，蔡英文將法律作為操作工具，還出於其冷戰思維、立場。這不在本文論述範圍，故不在此贅述。
（二）以純熟的語言技巧躲避政策實質內涵是她最拿手的護身利器。
上文已經提到蔡英文在這方面的問題，這再從“法律人思維”的角度補充說明。
蔡英文說，“從法律角度來說，台灣領土歸屬還是未定論”，因此她主張“修憲”，給兩岸現狀一個“法律定義”，但又“沮喪”於“修憲”總會與政治糾葛在一起而難以進行（《蔡英文：更動國土國號未涉改變現狀》，台《自由時報》2005年1月16日）。蔡英文自限於法律上的推論，寄望從國際法中找到兩岸關係的突破口，就像一個技法純熟的畫師，會在他的畫布上不自覺地玩弄繪畫技巧，而難以突破其既有畫風一樣，法律人思維作為政治領導人的缺陷，由此也可見一斑。
但是陳文茜卻一語點破了蔡英文的語言功夫。媒體指出，“許多立委之所以辯不過蔡英文，倒不真的是口才不行，而是在用語的精准上不如她：辭彙上一被蔡英文抓到辮子，氣勢就先差她一截”（《公投辯論壓軸秀蔡英文山頂野豹蓄勢待發》，台《中時晚報》2004年3月14日），“蔡英文慣於利用對業務的熟悉度，在嘴巴上吃立委的豆腐，喜歡耍嘴皮，根本沒有政策內容或是政策溝通”（台《聯合報》2004年2月26日《陳文茜：蔡英文只會耍嘴皮》）。聯想到蔡英文面對媒體時，無論是回答自己的“國家認同”、兩岸關係定位還是政策內涵屢屢施展彎彎繞的“廢話神功”，恰是異曲同工。2001年陳水扁提出“統合論”時，她避開媒體不斷追問的“統合論”的實質內涵，只以“善意”和“彈性”來解釋，要大家“注意整體善意立場的表達，不要作針對性的比較”（《陸委會彈性解讀統合說》，《中央日報》2001年1月20日）。她的意思是什麼？以蔡英文的立場，她是不會認同“統合論”的，但是與扁溝通後，說出上述這樣一番話，說明她瞭解、認同了扁的策略，“統和論”並非出自真正的誠意，也就沒有什麼善意可言，留下的只是操作的“彈性”，即真正想要的是“統合”這個詞所帶來的表面善意而已，換言之，就是欺騙，這樣的“統合論”哪里會有什麼實質內涵！這她能明說嗎？不玩文字遊戲行嗎？參選“總統”，她認為中間選民是決勝關鍵，因此，對外界質疑她的“兩國論”立場不也是模糊以對嗎？“兩國論”可以不提，但事實存在（《蔡英文的兩岸觀》，台《民眾日報》2000年5月12日），只能做，不能說！非要說，只能文字遊戲一番了，否則中間選民的票還要得到嗎？此外，還有諸如“九二共識”可以“用”，但僅作“表述”之用；“一中問題”可以“處理”，但“要經過討論再定”（《蔡英文：兩岸從無一種共識》，台《自由時報》2000年6月29日）等等說法，處處虛晃一槍，處處耍盡心機，玩文字遊戲。
只是這樣的虛與委蛇，時間久了，卻會暴露出其為人的不真誠。語言可以很有力，但也可以很蒼白，關鍵在你說的內容。玩弄辭彙並不是成功溝通的要件。馬蔡ECFA之辯，蔡英文難以憑藉業務熟悉度和法律語言來欺負對手，她的語言“神功”也就沒用了；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初選後的蔡蘇會，蔡英文先是跌在不真誠，繼而語言功力也被蘇貞昌破功。兩次公開的溝通結果應該讓她有所檢討吧？空有語言的技巧，沒有真誠、尊重的態度，溝通是會失敗的。當然，蔡英文在“立法院”也不都是靠語言技巧來躲閃，這要看她當時的身分，輪到她質詢官員時，她可是由不得官員說廢話，對官員的教訓也是招招中的，直指問題核心的。
民進黨對蔡英文的影響
民進黨對蔡英文的影響，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是基本影響不了的是蔡英文的“中國政策”走向，二是造成蔡英文的形象快速折損。這兩方面構成蔡英文與民進黨的互動關係中最重要的方面。
（一）蔡英文的“中國政策”走向
蔡英文與陳水扁相比，算是個理念型的政治人物，她不會將她的原則、理念當工具來玩弄，在自己認同的立場、原則上會有所堅持，不像陳水扁的急躁與十足的賭性－－政策方向可以隨情勢作180度的翻轉。這從蔡英文在政壇10多年一路走來的表現可以清晰的看到。只要不符合她的“兩國論”理念，她不僅可以讓陳水扁將接受“九二共識”之語活活吞回去，也有手段讓“兩岸條例”修訂、鬆綁“戒急用忍”政策過台聯黨這關。而且不管大陸是否回應了扁的“善意”，她只管去做危機配套措施，只管修訂相關法案，只管先做一點“可操之在我”的部分引大陸上鉤。這種堅持和韌性勾畫出她的“專業形象”，因此，蔡英文一旦當政，她會忠實於她的“中國政策”立場和政策、做法，無所謂黨主席與“總統”身分的差別。因為她的“只做不說的兩國論”既成型於國民黨執政時代，也汲取了民進黨執政時代的教訓。此外，基於她“只做不說的兩國論”路線與大陸“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基本立場完全相反，基於她的危機意識與冷戰思維，兩岸關係的前景可想而知－－儘管她會順應兩岸交流的大趨勢，但她會以交流制度、機制為關卡，以“捍衛主權”的民意（公投）為抗壓牆；兩岸交流過程中，兩岸在國際社會上的摩擦率會升高，兩岸交流的深度會停滯，兩岸交流的品質也會下降。
（二）蔡英文形象快速折損
“40歲之前不知道政治是怎麼一回事”的蔡英文，自從進入民進黨執政團隊，就不斷被陳水扁、民進黨消費。所謂被消費，就是她不得不以其學者“清新”的形象替民進黨打造政黨光環、模糊“台獨”立場，並在這個過程中付出毀形或說暴露原形的代價，形象快速折損。
蔡英文之所以和民進黨聯繫在一起，且從黨外到入黨，從“陸委會”主委、不分區“立委”、“行政院副院長”到黨主席，每一步都離不開三大因素：
一是民進黨內沒有高層人才。2000年之前，蔡英文給陳水扁上過“WTO專案課程”，當時就讓陳水扁對她讚賞不已，後因為看重她主導“兩國論”以及多次參與台灣加入WTo等國際談判、參與兩岸“汪辜會談”，就延攬進扁執政團隊，並不斷栽培，這使蔡英文不僅政治歷練完整得民進黨內無人能比，其所參與並累積的對內對外決策經驗更是扁當局其他官員無出其右。扁下台後，扁時期的天王們快速消耗，最具人才和戰鬥力的新潮流系也因被派系圍剿而鳥獸散，無人能出頭挑大樑，如果任由“基本教義派”大老重掌黨舵，民進黨對中間選民就不用想了，再執政的希望會破滅，這使得蔡英文的去留已很難憑個人意願來決定。這從連她非常排斥的被她定性為表演性質的2004年“公投辯論”也不能隨其性子而倖免於為這趟“渾水”背書的命運可見一斑。她惟一抗爭成功的是堅拒了“駐美代表”之職，換來了幾個月的閒暇輕鬆，但僅此而已。
二是她自己的“兩國論”、“修憲”、“公投”、“反共反中國”等立場，與民進黨是“價值同盟”。
三是她的形象。島內媒體分析，“民進黨當時為了要重建黨的形象，趕快站起來，別無選擇，就是把蔡包裝成一個完美無暇的政治人物，讓民進黨改頭換面，她被塑造的特質包括，女性、留英博士、行政經驗豐富、瞭解兩岸關係、富家女、個性單純、金錢方面乾淨”（《小英旋風成小英颶風》，台《中國時報》2011年1月18日）。可見，其形象對民進黨來說極具道德意涵，尤其在2000年民進黨剛剛執政，需要對內擴展民意支持，鞏固政權基礎，對外穩定兩岸關係、安撫美國之際；尤其是在扁案將民進黨打翻在地，體質孱弱且面臨基本盤散掉的危機之時；尤其是民進黨輕視對手能力，並寄望重新奪回執政權的此刻。而每次她能被民進黨綁架，都是因為被賦予了民進黨“救星”的光環與責任－－能讓大家“親身見證日後這一番新氣象的破土萌發”，這正中蔡英文自視甚高的軟肋，於是不斷的“被人纏”，被民進黨連推帶搡地“擁戴”下了泥潭。
經過五都選舉，蔡英文的形象也的確讓基本盤回流凝聚，讓民進黨有了“破土萌發”之態，她也適時表現出了她的自信滿滿。據說，她是坐在那，伸直並交叉雙腿，笑論選情的。但是，民進黨擺脫了低迷，日益自我膨脹的蔡英文卻日漸沉淪。接任民進黨主席之後，她不僅深一層體會到了政治的奧秘，也開始玩起政治來了。於是，人們看到，她的理想性越來越褪色，政策越來越模糊、退步，行動越來越偏激，手段越來越不選擇，做人越來越不“清純”。是否真誠、是否清廉，是否誠實，則一再被外界質疑。何至於此？在選票的催迫、“台獨基本教義派”的壓力，特別是在民進黨建立於意識形態掛帥、派系權力紛爭基礎上的惡質政治文化的氛圍下，人的欲望、私利可以打著政治正確的旗號、可以在基本盤選民毫無理性、是非的寬宏大量的包容之下無限膨脹，不必憑良心去反省，不必被基本的政治道德所檢討，人性之惡於是被誘發，乃至可以被發揮到極致！
在民進黨的不斷消費下，蔡英文暴露出了與民進黨極力包裝她、維護她的“清新”形象難以媲美的本質特點，不斷地暴露出她的政治局限性，揭示著她一旦進入政治場域的實際操作，不僅台灣民眾寄望的民進黨的論述與改革都沒有突破，反而被民進黨拖入泥沼，與民進黨其他政治人物的差別沒有大家想像、期待的那樣大，最致命的是，其人格魅力大為減損，寄望她來清新民進黨政治風氣的選民可能會大失所望。
（三）蔡英文會提早被島內全體選民檢視
蔡英文、馬英九都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表面看，他們的形象同質性也相當高，因此，兩人不僅同在各自黨內引發改革力量的期待，被寄予重任；在島內惡質政治文化的氛圍中，島內民眾希望看到的政治領袖應該具備的素質、風格，也都集中投射到他們身上，對這樣的形象有憧憬。在新型政治領袖、清新政治文化的呼喚下，藍營出了個馬英九，綠營出了個蔡英文。這是他們能夠有機會成為台灣最高領導人的黨意、民意基礎。從這個角度上看，蔡英文在綠營的異軍突起，可以看成是台灣社會中“馬英九現象”的延續。但是，蔡已不可能百分百複製“馬英九現象”，因為馬英九執政以來，藍綠圍繞著馬的“能力”議題的攻防，已給選民打了預防針，即一個政治人物的良好形象是否就意味著其就是一個好的政治領袖，對蔡這樣“形象好”的人，選民會在其就大位之前提早檢視，不僅是施政能力，還有人格品質是否如包裝的那樣好，更重要的還有其兩岸政策的論述與走向，這樣的檢視，會讓選民重新調整對其形象的認知。目前島內媒體對蔡的評論，以及民調的走向，正說明著這一點。
總體來看，兩房妻室合成的家庭，南北差異較大的屏東小鎮、台北都市二個家鄉，精英學者與草莽梟雄混雜的政黨，國家認同衝突的社會，蔡英文的一生似乎註定要在矛盾體中生存。這也使蔡英文的性格具有鮮明的兩面性，如野性與謹慎、低調與強勢、積極自信與缺少安全感，追求權力與享受庸懶自在、自主強勢又依賴感重等等，其政治操作手法也充斥著面上一套，私下一套的兩面手法，具有相當的欺騙性。儘管蔡英文的學者氣質，不過是文學觀加上專業法律訓練，並非植基於更深厚的人文素養，但卻是民進黨多數人所沒有的，而其攻擊性、報復心和危機意識強，以及矯情、私利導向等方面的性格特質，卻與民進黨的體質、文化性格暗合，加上政治價值、立場一致，應是她“比較熟悉民進黨”並能快速融入民進黨的原因吧！當然，她已身處黨內權力鬥爭的漩渦，在政治角力場中，以蔡英文的秉性、個性，多老謀深算之輩的民進黨會將“40歲之後才接觸政治”的她打磨成什麼樣的政治人物，值得持續觀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9月號，總第16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