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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家爆炸案真相大白 重創當地政府公信力
中評社北京8月9日電／巧家爆炸案迎來轉折，被縣公安局長用個人前程擔保為犯罪嫌疑人的趙登用，其實是被雇來的受害者。警方所稱趙“有犯罪記錄”，只是因為打架被行政拘留過；至於他“言行極端”，不少媒體引用他的老師鄰居的話稱他“為人憨厚”；在這些問號面前，“報復社會”說的證據鏈不堪一駁，傷及當地政府公信。當地應該反思，在證據遠未達到“排除一切合理懷疑”的法定標準，司法機關何以急於替當地政府“解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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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翔再度受傷退賽 疑團待解
中評社北京8月8日電／劉翔再次沒能完成奧運會比賽，上次是沒有起跑，這次是撞上了第一個欄後，摔倒出局。從賽前一系列反應來看，劉翔確實是受傷了，而且傷得還很重，他是在沒有完全做好準備的情況下，冒險參賽，他很有可能為此付出慘重代價，斷送職業生涯。劉翔團隊及中國代表團為什麼不在賽場真實公布劉翔的傷情？是誰有這麼大的力量，明知道劉翔不可能完成比賽，卻依然讓他站在了跑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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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復興62% 又一項“學術政績工程”？
中評社北京8月7日電／8月3日，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稱，2010年中華民族復興指數為0.6274，已完成了62%的復興任務。從新聞報道細節觀之，難免會讓人懷疑，這個課題更多像是一項“學術政績工程”；研究出這樣一個具體到小數點後四位數的數字，其統計方式是否科學，數據來源是否真實？在這些最重要的數據沒有證實的情況下，宣布中國完成民族復興任務的“比例”，恐怕無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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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生態保護費”：滇池污染、遊客埋單？
中評社北京8月6日電／近日，“昆明擬對滇池遊客徵收每人每天10元生態保護費”的消息引發網民關注。儘管從形式上看，收費是通過立法的程序確定的，不算明目張膽的“亂收費”，但把收費的對象僅僅確定為遊客，把本地的企業和居民排除在外，有著選擇性執法之嫌；地方要告別“先污染後治理”的發展方式，而不是仍然飲鴆止渴，“保護”著高污染企業，讓遊客來為污染企業和政府部門的錯誤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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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城管武裝部” 恐將適得其反
中評社北京8月5日電／8月1日，武漢首個城管武裝部在漢陽區城管局成立，40名城管人員加入民兵隊伍，引發爭議。一個地方的城管部門成立武裝部，豈止是荒唐，任何“武裝”建制的設立都必須有憲法和法律的根據，使用“武裝”都必須有法律的授權以及嚴格的法律程序；這種隨意拉起一支隊伍的做法，只會擴大社會衝突的規模，因而也在某種程度上更加讓人們關注城管部門本身設立的合法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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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陽“郭靖黃蓉像” 文化建設急功近利
中評社北京8月4日電／湖北襄陽市準備斥資百萬，在小北門廣場設立金庸小說《射雕英雄傳》中人物郭靖黃蓉的雕塑，引發爭議。一個城市的文化品位和一個雕塑究竟有多大關係？這個問題不太好回答，但基本上，一個急就章的當代雕塑對城市文化貢獻有限；提高城市文化品位，襄陽市政府在財政預算的優先次序上，應是顧及噱頭性質的郭靖黃蓉像，還是其他更有價值的文化重建？扎實的工作常常並不顯眼，但卻能讓民眾獲得更大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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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盯死”丁寧 中國運動員面臨新課題
中評社北京8月3日電／倫敦奧運會乒乓球女單冠軍爭奪戰中，裁判似乎成了“主角”，她強硬的判罰讓丁寧的“殺手鐧”砍式發球不但毫無用武之地，而且直接的罰分幾乎宣判了丁寧“死刑”，但在為丁寧叫屈的同時，卻不能不說裁判的苛刻又給中國乒乓球隊提出了新的課題：以前沒被判過犯規，不代表永遠不會被判犯規，如何做到無可挑剔，甚至直面如雞蛋裡挑骨頭般的苛求，或許將會是國乒下一個奧運周期必須補上的必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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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球賽場讓球醜聞 奧林匹克精神蒙羞
中評社北京8月2日電／當地時間8月1日，世界羽聯宣布，中國、韓國、印尼的8名運動員因消極比賽被取消比賽資格，此事已成本屆奧運會開賽以來爆出的最大醜聞。世界羽聯第一副主席派山表示，“即便賽制有漏洞可鑽，也不能成為參賽隊做出違背體育精神舉動的理由”；國人希望看到中國運動員爭金奪銀，但更希望看到中國運動員健康向上的形象，看到他們的努力拼爭，而不是讓人不齒的鬧劇，更不是與體育精神背道而馳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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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屬地擴招” 傷害教育公平
中評社北京8月1日電／近日，“名校屬地擴招”的消息將北大、清華推上了“地域歧視”的風口浪尖。僅以一句“生源質量較高”來作為清華在京擴招的理由，恐怕還難言合理和充分，與其說是體現了素質教育和大學招生的自主權，毋寧說本身就是一種傲慢與偏見所帶來的更大不公；清華“生源質量較高”的結論又如何得出，既然事涉公共資源的分配以及高等教育機會的公平性，其決策依據理應更加公開透明，才能讓公眾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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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舉重小將奧運“零成績” 罪在功利體育
中評社北京7月31日電／此前默默無聞的17歲女子舉重選手周俊，出人意料地入選了中國奧運會的名單，在53公斤級爭奪中，交出了中國女舉奧運歷史上第一張“白卷”。周俊本是湖北省為巴西奧運會儲備的人才，卻被趕鴨子上架，提前四年參加了奧運會；奧運選拔成績不能成為最終選拔標準，之前已引發爭議，舉摔柔中心“照顧湖南”，又無法“擺平湖北”，鬧劇背後，反映出中國奧運體制在選拔和省市平衡等方面的諸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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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萬獎勵四星酒店 招商引資陷誤區
中評社北京7月30日電／日前，安徽省太和縣市民反映，當地一家酒店被評為四星級，政府將通過財政給予其1500萬元獎勵，當地商務局有關人員則稱，獎勵的目的是吸引投資。四星級酒店並非招商引資的通行證，而一些政府官員不是把有限的財政收入花在民生的“刀刃”上，卻通過盲目的招商引資來積累個人的政績，這種不良政績觀不除，類似的荒誕事情很可能還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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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價宣傳片牽出夫妻官員 鐵道部要反思
中評社北京7月29日電／輿論質疑鐵道部“天價宣傳片”存在腐敗嫌疑，監管部門果然查出一對腐敗夫妻劉瑞揚與陳宜涵。此案警示人們：第一，鐵道部要反思，到底還有多少部門和機構缺少必要的制度約束和監督，有多少劉瑞揚在監督“真空”中偷著樂；第二，監管部門對權力的監督，對不符合常識的現象要敏銳一點，從中捕捉腐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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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記錄長達16米 最牛違法車有何玄機
中評社北京7月28日電／4年時間裡，交通違法記錄多達931條，打印出的違法記錄單有56頁，違法記錄“當事人”多達800多人，打印出的違法記錄長達16米，交警感嘆車號為“陝E00000”的車是“最牛違法車”。“陝E00000”到底是塊什麼車牌，玄機有待交警部門徹查，但沒有特權心理作怪，就不會有超過十輛車掛一個號牌，更不會有這驚人的違章記錄，透過這個“最牛”車號，人們嗅到了熟悉的特權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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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家庭征個稅 不可為還是不為
中評社北京7月27日電／財政部科研所專家近日提出我國按家庭計征個稅不可行，引發熱烈討論。這種稅制成本當真就“高到難以實施的地步”，確實“不可行”嗎？答案是否定的，此舉固然會增加稅制成本，但與它所帶來的收益“公平稅負”相比，這樣的成本是值得付出的。如果要真正降低居民稅收負擔，個稅改革應把以家庭為單位計征個稅作為突破口，而不能只集中在不斷調整起徵點的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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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幹部考微博 官場新風值得關注
中評社北京7月26日電／日前，浙江省台州市天台縣副科級領導幹部競爭性選拔考試中首現微博寫作題，要求考生寫出“吆喝效果”，讓人耳目一新，但“60%的年輕幹部不知微博字數”，確也令人遺憾。大多數人對此持肯定態度，認為這樣的考題形式新穎，順應潮流，可提高公職人員學網和用網能力；在“微時代”的社會治理中，政府自然應當用好微博這一新媒介，通過微博問政於民，妥善回應網民訴求，讓微博的正能量得到有效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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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兩萬懸賞“變裝” 形式主義何時休
中評社北京7月25日電／由於缺少獨有的制服，做了事情市民也不知道是城管所為，近日湖南省新化縣城管局懸賞2萬元征集制服設計方案。新化縣城管隊員的新裝充其量只是換了一個“包裝”，實質性的“內容”沒有任何改變，2萬元的懸賞不能設計出群眾滿意的執法隊伍素質；如果城管部門真這麼在意民眾的評價，就該把設計新制服的心思和精力用到琢磨如何更好地服務民生上，何必冒著被民眾質疑的風險搞這些形式上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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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城管外包” 城市治理不可圖省事
中評社北京7月24日電／深圳市城管局日前透露，城管可能不再外包給公司，深圳最遲兩周內出台新政；深圳的城管外包，一度被認為是創新機制，但由於部分成員涉黑被披露，所以也遭到廣泛質疑。因職權臃腫，城管需要足夠多的人力以維持強力型管理，而“城管外包”的直接後果，恐怕是以極低的成本，突破了行政體系對人數規模的限制。面對城市管理的難題，基層城管部門不能簡單地從自身的行政執法便捷性出發，一包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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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暴雨 排水系統“老大難”問題何時解決
中評社北京7月23日電／7月21日，一場六十年不遇的大雨突襲北京，道路被淹、市民被堵、人員傷亡成為人們的心頭之痛。輿論質疑，廣渠門、蓮花橋、十裡河、大紅門……近年來傷透了北京人的這幾個“北京海”，為何到現在還沒有解決？如果不徹底解決落後的排水系統，恐怕每一場暴雨，都會讓城市變得異常脆弱，不堪一擊；無論如何，一個國際級大都市在暴雨中表現如此狼狽，讓如此之多民眾涉險，與其地位未免太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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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風貌整治” 城市形象重於民眾安全？
中評社北京7月22日電／日前，多名網友發帖質疑四川省大英縣強拆防盜網，置人民安全於不顧，不論大英縣自己宣稱全城強拆的做法是多麼科學、多麼合法、多麼體貼民益的做法，但當地媒體的宣傳卻出賣了政府了根本目的：當地媒體稱此舉“刷新的是城市的面子，改善的是城市的形象，提升的是城市的品位”，說白了就是一場全城折騰的面子工程，背後反映了一些地方治理思路的霸道和治理手段的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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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經費密集公開 不能一曬了之
中評社北京7月21日電／從19日開始，各中央部門陸續在各自官網“曬”“三公經費”和行政經費賬單。“三公經費”不能僅是一曬了之，公布之後，審計部門要對公開數字的真實性、合法性進行審查，看是否存在虛報、瞞報，並嚴格追究弄虛作假者的責任，如此才能保障各部委公開數據的真實性，才能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才能使“三公經費”公開達到規範公務支出、提高公共資金支出效率的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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