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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以前，台灣的歷史教育作為形塑國家意識的重要手段，把“中國歷史”作為自己的歷史，所要形塑的國家意識當然也是“中國意識”。但1987年解嚴之後，這種情形卻有了急遽的轉變，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所謂“台灣主體意識”的加強。“台灣主體意識”使台灣史研究成為新的顯學。中央研究院及各大學歷史系所，開始加強台灣史的研究，並紛紛將台灣史從原來的歷史系所中分離出來，成立新的台灣史研究系所，台灣史的研究成果也如雨後春筍般地生長出來。但其中有一些專家學者，有意將“台灣主體意識”導向“台獨意識”。他們打著經世致用的旗號，將研究重點放在“日據時期的歷史”及“原住民的文化與族源”上。他們以“原住民文化與族源”的研究，試圖擺脫中國情結上最大的負擔——“唐山移民”的後裔身份，來達到塑造新的“台灣民族”的目的。而他們對於“日據時期歷史”的研究，往往側重於將台灣一切美好的事物歸因於“日據時代的經驗”，刻意隱藏一些不愉快的經歷，以重塑這個時代的記憶，企圖以強調台灣現代化始於日據時期，台灣的經濟成就主要依賴於日本人當年的建設，藉以貶低清朝統治以及光復後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來達到脫離中國聯繫的台灣認同，及造成這種認同的歷史記憶動向。這種錯誤的歷史觀，在台灣武裝抗日運動的簡釋上也有所體現，即是將台灣抗日中尋求台灣民族自決及獨立的因素與今天的“台獨”聯繫起來，利用錯誤的“去中國化”的“台獨”史觀，以各種台灣史書籍及改革中、小學歷史教科書，逐漸將台灣主體性問題，在歷史觀上導向“台獨意識”，以改變台灣人的歷史認同與愛國之心，故我們必須以歷史史實給予甄別與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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