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知識分子對於“理念論／經驗論”、“唯名論／實在論”的爭議，是從古希臘、中世紀、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到現代，始終一貫，沒有間斷過的。時至今日，它們仍然是科學哲學演化系譜中的核心概念。余英時忽略掉中世紀歐洲文化內部的哲學衝突，反倒從“旁觀者”的立場，強調“主智論”和“反智論”的對立，用柯靈烏的歷史哲學來說，它是用這樣的“歷史建構”，在找尋西方文化中的“人文思想”和“人文主義”，結果是祇看到西方文化的“光明面”。然後再用移花接木的手法，以“反智論”的“歷史建構”來對“中國思想傳統”作“歷史批判”，結果是看到了中國文化的“黑暗面”。
《余英時的“迷陣”和牟宗三的“偏誤”》一文指出：余英時的著作就像一座龐大的迷陣，如果沒有一個參照系統的指引，一旦誤入其中，便再也難以脫身。為了要建立華人自主社會科學的學術傳統，我們有必要檢視余院士的重要著作，指出其中“陷阱”之所在，以免後學者為其所誤。
余英時是個非常重視“人文思想”的人。《歷史與思想》在介紹西方文化的特質的時候，從〈工業文明之精神基礎〉（1958）談到〈西方古典時代之人文思想〉（1960），再往上追溯〈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1959）。對西洋史稍有涉獵的人都不難看出，余院士在認識西方文化的時候，中世紀長達一千年的“黑暗時期”（Dark Age）竟然被他忽略掉了。他一心想要掌握歐洲“人文思想”的來龍去脈，卻祇看“光明面”，不看“黑暗面”，結果根本掌握不住歐洲思想發展的主要軸線，反倒自以為是地創造出一個“反智論”（Anti-intellectualism）的詞彙，硬要用它來分析中國文化，他的整個研究路線也因而呈現出明顯的“歐洲中心主義偏誤”。今天華人學術社群要想跳脫“唯美是尚、自我殖民”的困境，必須先瞭解歐洲思想的一貫特色，才有可能破解余院士佈下的這個迷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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