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俄烏戰爭是北約與俄羅斯安全保障和地緣政治互動失敗的極端化後果,也是後冷戰條件下大西洋自由帝國主義與俄羅斯民族主義對抗衝突的巔峰事件。俄羅斯的主要行動理由是“安全”,這一安全概念超出了傳統的主權範疇,指向一種“勢力範圍”的安全觀。而北約持續東擴及烏克蘭加入北約的進程破壞了俄羅斯自我定義的安全條件和安全空間,其特別軍事行動指向以有限戰爭手段獲得安全再保障的法律架構。北約原則上否認俄羅斯的安全關切,背棄曾經的政治承諾,以“主權”理由否定俄羅斯的軍事行動正當性,但其關切的實質不是烏克蘭主權,而是北約體系的擴張意志和霸權利益。聯合國框架下的全球安全治理秩序遭遇瓶頸和挑戰,遭遇俄羅斯“一票否決權”的制度性局限,也遭遇美國單方行動的體制外衝擊,顯示出安全治理上的無能為力。戰爭的前景取決於北約和俄羅斯的安全再保障談判及其制度化進程,而烏克蘭的主權自由及其親西方的政治取向必然遭受結構性的限制和約束,最終成為北約和俄羅斯安全保障法律新架構的一個敏感而關鍵的環節。戰爭向和平的轉變是可以預期的,因為任何一方均無持久戰的意志和能力,但具體的和平條件與和平協議安排或會催生“和平國際法”的規範性檢討與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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