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報告
2022年10月號,總第298期

析冷戰後美國政府生物安全戰略——從克林頓政府至拜登政府
夏立平(上海)
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二級教授
中國戰略研究院副院長
葛倚杏(上海)
同濟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摘要】冷戰後每屆美國政府生物安全戰略都有各自的特點,經歷了一個從推動加強《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機制,到退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談判,再到在全球建立336個生物軍事實驗室,然後到企圖把新冠疫情責任轉嫁到中國頭上的演變過程。美國政府認為其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就是生物安全戰略,美國政府也意識到生物安全在國際安全中的關鍵作用,因此對其十分重視。冷戰後美國政府生物安全戰略演變的主要動因是,保持全球霸權與保證自身絕對安全,保持軍事生物能力優勢和美國軍工複合體中的生物製藥公司賺取超額利潤。冷戰後美國政府的生物安全戰略阻礙《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機制建立和公約的有效履行,美國生物實驗室存在生物毒素洩露和被恐怖分子利用的巨大風險,美國生物實驗亂象有在全球引發災難性後果的危險。

  冷戰結束後,作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政府一直并高度重視生物安全在國際安全中的重要作用。作為《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的重要締約國,美國未能履行《公約》的所有義務,甚至公開反對建立多邊核查機制。美國政府指責和攻擊其他國家擁有生物武器,自己卻控制全球30多個國家的336個生物實驗室,并進行生物軍事活動。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所做的是對全球生物安全的威脅,是對世界各國構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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