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有媒體報道，紅十字會總會通過兩份“陰陽合同”，利用“以捐代租”的擦邊球，以每年90萬元將國家級備災救災物資倉庫出租給一個疑似“皮包公司”，後者再以市場價轉租給DHL等物流公司，從中牟利每年達數百萬。對此，紅十字會總會常務副會長趙白鴿承認違規出租：“我不願意用‘逼良為娼’這個詞啊，國家投入沒有，自己又不能從事經濟活動。要養活這麼多人連工資都發不出來。這麼大的倉庫，又沒國家備災物資豈不是浪費。財政只解決三分之二經費，紅會才會用陰陽合同。”
這個事來得不巧。郭美美自己把自己作死了，過去兩三年這個紅會的夢魘總算要翻篇了。當紅會正準備用踏踏實實的行動來重塑公信力的時候，“秘密倉庫”的曝光讓紅會的努力又要打一些水漂了。
紅會心裡也許在想，為什麼總是我。自從郭美美事件以來，自從趙白鴿立下軍令狀以來，紅會的負面新聞不斷，從天價發票到紅頭文件“逼捐”，從夏天送棉被到秘密倉庫，紅會在各種指責中疲於奔命，摁下葫蘆起了瓢。在公眾眼中，這個軍令狀有點輕飄飄的。
事情沒有變得更好，而是變得更糟。因為紅會的形象逐漸定格，逐漸被人們思維定勢化，即不出事的紅會還是紅會嗎？每每當紅會又有什麼醜聞出現，人們一拍大腿，這才是紅會嘛。這可能是紅會最為擔心的結果，也是對於中國慈善事業雙輸的結果。
紅會之所以成為社會輿論的靶子，成為社會輿論地毯式監督的對象，在於一種認知上的錯亂和脫節。社會對紅會的要求是服務型的社會組織，公開、透明、專業和高效，對捐款人負責。而紅會的自我定位，則是一個行政化的社會組織，也就是“奉旨慈善”。我對上級負責，只不過慈善的事業特殊，不能像其他官僚衙門一樣對群眾甩臉子，但官僚主義積習和思維根深蒂固，比如花錢大手大腳，公開透明程度遠低於社會的預期，依賴政府財政，而不是深耕社會。在這種認知脫節的情況下，紅會在自認為做得可以的那些努力，在社會輿論看來，怎麼都不對。
就拿此次的秘密倉庫醜聞來說，紅會自知理虧，但還是強調工作人員未從中牟利，只是迫不得已的權宜之計。而且這個決策，還是集體決策。這個解釋的言下之意，就是我對得起組織，組織會體諒我的“違規”。但公眾並不這麼想，慈善組織，要光明正大，每一分錢都應該可以追溯到來源和去處。你能偷偷摸摸地搞秘密倉庫，你也能偷偷摸摸地做別的事情。雲遮霧罩的紅會太神秘，人們不放心，也不滿意。
“奉旨慈善”，還是放下身段，做一種與人民平視的慈善，需要紅會解放思想。既不要一無所知，也不要揣著明白裝糊塗，否則這公信力，難免處於四處救火的狀態。（來源：北京商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