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一直是食品安全監管的盲區。不少假冒偽劣的食品，其流向地便是農村，農村紅白喜事的聚餐，也偶爾爆出集體性中毒事件。監管者顯然不能再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而應該採取一定的行動，完善農村的監管體系。
周口的決策，是一種積極的制度回應，顯然是為了更好地確保農村的聚餐安全，這是可貴的監管進步。不過遺憾的是，有人認為這是對農村的一種歧視，並借此反問：為何城鎮裡聚餐不要報備呢？這樣的質疑，未免有些過於敏感了。
農村聚餐報備，早已是一種制度常態。如陝西規定，聚餐人數超50人要提前3天報告；山東甚至直接規定，農村紅白喜事聚餐都要申報備案；此外，甘肅、浙江磐安、福建、貴州黔南州等地，均規定農村聚餐50人以上要報備。你能說，這些制度規定都是對農村的歧視嗎？顯然不是。很客觀地說，農村聚餐要備案，不過是食品安全監管觸角前移的寫照而已。
現在問題的關鍵是，這樣的制度規定誰來監管？誰來負責？如果村民就是不報備又能怎麼地？農村的面積這麼廣、範圍這麼大，即便有監管者，其又如何監管？這一系列的問題，都是不容忽視的。畢竟，這不僅關於“聚餐報備制度”的實施效果，更關乎農村的食品安全。倘若這淪為一紙空文，便會消解制度的善意初衷。
簡而言之，農村聚餐報備，無關歧視關乎安全。畢竟，與城鎮聚餐相比，農村的食品安全本身就處於監管的真空地帶。城鎮裡的聚餐，大多是在各大酒店、飯店舉行，即便出現食品安全問題，也很容易找到責任主體；而農村則不一樣，一旦出現集體性中毒事件，的確很難找出始作俑者。因而，無需對“農村聚餐報備”這樣的制度過於敏感，這不過是呵護農村食品安全的又一屏障罷了，並沒有攜帶什麼歧視的味道。（來源：北京晨報 作者：龍敏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