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朋友圈”一直在談呼格案的追責問題，大多數人都認為這種追責太輕了，充其量是罰酒三杯。本來不想就此事再談了，原因無他，就是因為司法糾錯的艱難。透過河北聶樹斌案就可以想象出呼格案的糾錯人員頂著何等巨大的壓力，不但平反了冤案，而且還走到了追責這一步，這已經十分不易了，不想讓人覺得我們站著說話不腰疼。但是面對網上的一些過激言論和情緒化的表達，有些話還是應該說的。
首先，追責是不是太輕了？判斷這個問題必須依法依規。本次追責共涉及27人，人數是不少，但是根據司法機關的追責規定，司法人員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的錯案要追責。那麼，這27個人都存在哪些故意和重大過失呢？這個問題應該向公衆交待清楚，不能像現在這樣只有結果沒有過程。我們相信不可能所有這27人都在故意制造冤案，那麼他們的責任與他們的主觀故意之間的關系需要講清楚。
其次，這27人中有沒有人需要承擔法律責任呢？根據2013年中央政法委出台的首個防止冤錯案指導意見的規定，“對於刑訊逼供、暴力取證、隱匿偽造證據等行為，依法嚴肅查處”。從媒體的報道中看到，呼格案可能存在暴力取證問題，追責過程中對此應該有所交代。
然而話又說回來，呼格案的追責固然有些問題，但是輿論也不應該被仇恨與情緒所裹挾，而一味作出過激的表達，畢竟歷史的問題還要歷史地看待。我們知道，任何一個國家的司法都有一段從黑暗走向光明，從野蠻走向文明的歷史。電影《肖申克的救贖》描述的是上世紀40年代末的美國司法，即使去掉電影誇張的成分，我們依然能感受到一些人極力推崇的美式司法也不是一開始就很完美。
中國司法當然也一樣，完美的司法制度不會從天下掉下來，進步總是在一點點的自我反省、自我否定中逐漸形成的。尤其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司法制度產生於社會文化，一個國家的司法制度與其文化傳統之間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這裡講個小故事吧。
我的一個朋友上世紀90年代在某省高院做法官。作為改革開放第一批法律專業畢業的大學生，他對法律的認識與周圍的法官同事有很大的差別，他接手的第一個案子就是死刑複核。他在閱卷的過程中發現被告人有自首情節和明顯的防衛情節，這些都屬於法定的從輕和減輕情節，所以他不同意核准死刑。他的同事，一個老法官對他說了判死刑的三點理由：第一，受害人家屬強烈要求；第二，被告本身不是什麼好人，就是一個混混、二流子，整天混跡於街頭，無惡不作，民憤很大；第三，不管有什麼情節，被告畢竟殺人了，就憑這個判他死刑并不冤枉。
這裡不惜文字地講老法官說的三點理由，主要是想告訴大家，在上世紀90年代，這些不是法律理由的理由就是當時司法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在那個年代，從普通人到司法工作者，絕大多數人都是認同老法官的說法的。這種文化背景的核心就是人的生命往往不是社會文化選擇的最高價值，道德、秩序、情感等在很多時候可能都會高於生命，特別是“壞人”的生命。事實上，直到今天，雖然我們的主流文化中已經摒棄這樣的思維，但是一遇到具體案件，依然有相當一部分民衆在指責律師替壞人說話。對此，我們可以說它落後，但也必須承認，這就是我們曾經的歷史，曾經的司法來路。
不知道我們的司法從哪裡來，就不會知道我們的司法將要往哪裡去。只有承認歷史，才知道今天的司法進步有多麼可貴。小時候歷史課上，老師最愛講的就是人物的歷史局限性，無論一個人多麼偉大，他都不可能超越自身的歷史局限性，何況當年的辦案人員并不偉大，他們就是普通人，而是人就會犯錯誤。所以司法機關在界定錯案的時候特別強調了辦案人員的主觀故意和重大過失，只要辦案人員盡到了注意的義務，并且是按司法程序作出的判決，由於認識能力造成錯案，辦案人員所能承擔的責任其實就很有限。
人類歷史的進步就是在不斷自我糾錯中實現的，當然司法的進步也如此。從宏大的角度看，一些不幸的人可能會為司法文明與發展而付出代價。不要以為付出代價的只有蒙冤者，其實所有的司法參與者都要付出代價。對辦案人員來講，除了少數故意制造冤案的人之外，大多數人都可以把罪責歸結為歷史原因。因為辦案而受到追責，他們可能會感到委屈，但是從推動法治文明進步的角度講，每個個案都是有意義的。
作為圍觀者，不必抱著理念和智商上的優勢來指斥歷史問題，否則我們就會像穿越小說中的女主角一樣可笑。面對歷史錯案，我們可以唏噓、可以感嘆、可以同情，但是不必仇恨當年的辦案人員，因為他們的失誤，我們才知道曾經的錯案錯在哪裡，才知道未來司法的走向，而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是司法進步的受益者。（來源：法制日報 作者：葉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