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轟動一時的內蒙古呼格案的追責結果引起了社會的強烈關注。除主審領導另案追究外，其他的27名責任人都僅被處以黨紀、行政處罰。這一結果不僅引起了受害人家屬的強烈不滿，而且也遭到了公衆的質疑。
然而問題在於，我們的社會追求的究竟是民意的伸張，還是法治的實現？如果說當初冤案的形成，是有關人員濫用權力，無視證據、破壞程序的結果，那麼在今天對這些人員進行追責，是不是也可以因為“正義”的民意，來無視證據、忽視程序呢？
“呼格一案”已經時隔多年，關於偵察、起訴，乃至審判過程中的一系列具體事實，其實已經相當模糊。即便我們今天確認呼格一案實屬冤案，但是究竟在辦案人員當中，誰應該負責任，負怎麼樣的責任，卻已經難以查清了。如果以黨紀、政規來處理這些辦案人員，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要進行法律上尤其是刑法意義上的追責，則未必能有充分的證據支撑。換句話講，由於時間流逝，證據不存，他們中很多人的確可以幸運地逃脫法律的懲罰。
這就是法治，它要求我們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而不能僅僅憑借“民意”“民憤”來寧枉勿縱。疑罪從無，意味著總有罪人會占到法律的便宜，鑽法律的空子，這就是法治的代價。如果今天我們是要正義地為呼格複仇，那麼我們當然要憤怒地拒絕這種裁判的結果，但是如果我們是要追求當年呼格案所沒有實現的法治，那麼我們就只能嚴格地就證據、程序來討論追責是否合理。如果證據、程序沒有問題，那麼即便有再大的情緒，我們也必須接受它。
在近幾年錯案追究過程當中，民意的裹挾的確讓管理部門承受了巨大壓力。在一些時候，為了滿足民意，一些地方的有關部門不得不推出來一兩個“負責人”來填坑。但是坦率而言，這種將集體辦案的責任歸咎於個人的做法并不公平。因為在十幾年、幾十年前的中國司法實踐中，所謂的案件承辦人、負責人、主審人員，往往不過是對整個一套流程最終結果的署名人員，甚至可能是并無決定權的掛名者。
當年對轟動一時的佘祥林案的追責，最後逼得一位辦案組負責人含恨自殺，可正是這位負責人當年力排衆議留住了佘祥林一命。一位河南的女法官因為枉法裁判鋃鐺入獄，可這個案件的結果其實是審判委員會從上而下硬壓下來的，而且這位女法官還就此向上級進行過多次申訴。
在政法機關還缺乏獨立責任機制的情況下，“一有冤案發生，就要求有人出來一報還一報”的做法，實際上不是在構建理性的追責機制，而是在不負責任地扔出幾個倒黴蛋來讓輿論洩憤。如此做法不僅無助於法治的實現，反而更可能會造成政法隊伍裡人人自危、卸責諉過的混亂局面，更重要的是，它還可能嚴重削弱政法機關自我糾錯的勇氣，從而讓冤假錯案的平反變得更困難。（來源：中國青年報 作者：儲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