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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歷史當口,探索中國學術道路
http://www.CRNTT.com   2021-08-04 09:31:42


來源:光明日報
  中評社北京8月4日電/據光明日報報道,唐弢(1913—1992),原名端毅,筆名風子、晦庵、韋長等。浙江鎮海人。作家,文學史家。16歲考入上海郵局任郵務佐,1933年起發表散文、雜文,曾參加1938年版《魯迅全集》編校。上海解放後,被選為郵政工會常務委員兼文教科長,後進入高校、文化部門工作。1959年,調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今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著有《推背集》《海天集》《文章修養》《晦庵書話》等,編有《魯迅全集補遺》《魯迅全集補遺續編》,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大家】  

  學術史上最令人心動的時刻,莫過於一位有積累的學者遇上了一個朝氣蓬勃的時代。唐弢轉向現代文學研究,恰值這樣一個歷史當口。
從鄭振鐸的遺願談起

  唐弢赴京進入現代文學研究界的故事,大概要從鄭振鐸先生的遺願講起。1958年10月18日,時任文化部副部長兼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的鄭振鐸先生,在出訪途中,因飛機失事殉職。鄭先生生前有兩個未曾完成的願望:一個是他主持的大型古籍整理項目,《古本戲曲叢刊》此時剛剛出到第四輯,而何其芳建議的《古本小說叢刊》,尚未實施;另一個就是調唐弢進京,主持文學所的現代文學研究工作。鄭振鐸為何如此信任唐弢呢?這恐怕與二人的治學理念接近以及在中共領導下的左翼文化界的合作經歷有關。

  唐弢本名唐端毅,浙江鎮海人,中學時便因家境窘迫而失學,但憑借刻苦自修考入了上海郵政管理局工作。唐弢的興趣廣泛,尤其對於野史雜著頗有心得,深受章學誠“六經皆史”思路的影響,對於文章的文脈章法也有細心的揣摩。20世紀30年代初,他投稿於《申報·自由談》的一系列文章,酷似魯迅的文風,迅速引起文壇關注,批判者將其作為魯迅的一個新筆名加以圍剿,稱讚者驚訝於作者文字的老練從容,這對於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來說是莫大的榮耀。魯迅本人也注意到了唐弢,在第一次見面時,就戲稱:“唐先生寫文章,我替你挨罵。”稍後,魯迅注意到這個年輕人和自己相仿的閱讀趣味,意識到了這個年輕人溫和謹慎的外表下所包含著的和自己類似的熾熱情感與鮮明愛憎。在有限的交往中,魯迅給了唐弢極為坦率且有針對性的建議,如對自修外語的重視,對外國文學的有益補充,對長文章的駕馭和堅持,嘗試撰寫一部近代文網史,用現實的關切去引導和組織自己文史閱讀的重心和方向,自然也包括對當下文壇活動和人事選擇的斟酌……雖然在那個變動的時代中,這些建議並未能悉數落實,但對於唐弢的提升無疑助益良多。事實上,正是在魯迅的提點和關照下,到抗戰全面爆發前,唐弢已經成長為左翼文化陣營中一個較為成熟的戰士。對於三十年代的文壇,唐弢是親歷者,對其成就和局限都有切實的體悟,諸如此後對文壇和研究界影響深遠的“兩個口號的論爭”等問題,他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斷——中國人向來有“知人論世”的傳統,他在新中國成立後轉向學術研究,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特質,這種親歷者的優勢是其他研究者無可比擬的。不過唐弢當時並未加入左聯和中共,這同樣出於黨組織和魯迅等人的關照。根據徐懋庸等人的回憶,魯迅建議不要急於擴大左聯盟員的範圍,有些人留在組織之外,更便於在複雜的鬥爭中為左翼事業貢獻力量。黨組織和左翼為了應對特務的郵件檢查,多在郵寄信件和刊物時,請郵局的進步人士待檢查結束、郵包封口之際再將材料放入;而來信則用“存局候領”的方式,確認無特務發覺,再安排人領取。在這個過程中,唐弢等人作出了巨大貢獻。唐弢曾寫過一篇短文《同志的信任》,講到魯迅如何冒著風險保護和傳遞方志敏的信件和手稿,他說“魯迅先生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可是,在所有共產黨員的心目中,他永遠是一個能以生命相托付的、最可信任的同志”——這樣的話,同樣適用於革命鬥爭時期的唐弢本人。

  唐弢和鄭振鐸的交往在三十年代日漸密切起來。相對於唐弢的審慎周密,鄭振鐸更加熱情直率,所有的愛憎均展露無遺。鄭比唐年長十五歲,是名副其實的兄長,在進步文化事業中,兩人愈發接近。尤其是魯迅逝世後,許廣平、鄭振鐸、王任叔等人以複社的名義,主持《魯迅全集》的編纂工作,如此豐碩的著作,如此緊迫的時間,所有的審校者均是懷抱著對魯迅先生的摯愛義務工作,唐弢正是其中的一員。每天在繁忙的郵務工作後,他來到編委會默默地校讀,這個經歷也是唐弢日後從事魯迅作品輯佚及研究工作的開端。1944年,當魯迅北平藏書將要出售的消息傳到上海,為之奔走呼號最有力的是鄭振鐸先生,而受命北行去與朱安交涉阻止出售事宜的正是唐弢。這趟行程中,唐弢切實看到了朱安等人生活的窘境,聽到了其發出的“我也是魯迅的遺物,你們也要保存我啊”的籲求,也徹底看穿了以“贍養老母寡嫂”為名滯留北平的周作人的冷漠和慳吝。正如有的研究者注意到的,唐弢的文學氣質,實則介於周氏兄弟之間,從理智上,他欽佩和追隨魯迅的戰鬥精神,而文學口味則因其性情,更偏重於周作人的舒緩從容。北平之行在其情感上是一個分水嶺。唐弢的“弢”字,本義為“弓衣”,既有內斂平和之意,又有深藏其中的激情與鋒芒,在民族大義的激勵下,他愈發貼近於魯迅式的沉毅熱烈、鄭振鐸式的愛憎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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