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項計劃馬上被細節化，安江主張建立在“滿洲”，犬塚等則主張建在上海近郊，但無論何種選擇，“猶太財閥必須根據我們的要求和條件建設新的城鎮……允許猶太人自治不是一個好辦法……須採取步驟使我國官方處於監督和幕後指使的地位。”
於此同時，為了配合“河豚魚計劃”的實行，日本也改變了移民簽證政策。日本在神戶建立猶太人社區，專門接納從東歐逃難而來的猶太人。在立陶宛，日本駐立陶宛領事杉原千畝為猶太難民簽發了6000多張過境簽證，而根據黑龍江日報記者曾一智在《漢奸還是“辛德勒”》一文中考證，“偽滿洲”國駐德公使館書記員王替夫為猶太人簽發的12000餘過境簽證也與此有關。
從1935年至1940年，形勢的發展看上去都在按照計劃有條不紊地進行。但讓猶太人始料不及的是，轉折很快來臨。
命運突變
繼1936年日德簽署了防共協定後，1938年又達成了所謂“文化協定”。從1939年8月開始，日本嚴格限制猶太難民進入上海。另外，日本軍警毆打恐嚇上海猶太難民之事，也時有發生。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1940年。東條英機上台擔任陸軍大臣後，實際掌控了日本軍政大權。東條甫一上任便拿安江仙弘開刀，安江被免去了一切職務，杉原千畝也被迫離開了立陶宛。與此同時，日本正式與德國、意大利成立了三國軍事同盟。外務大臣鬆岡洋右安慰趕到東京質詢的考夫曼:雖與德國簽約，但絕不反猶。
考夫曼離開時憂心忡忡，他開始意識到與日本人的合作前景並不美妙。流傳於猶太人中的一句戲謔日本人的話看起來頗有道理:日本人像上帝，完全不可預料。
其實日本的反覆無常並非不可預料，之所以如此，是諸多因素左右的結果。一方面，美國猶太人並未像預想中那般積極配合，想象中的美國金融集團投資一個銅板也沒有撈來。
1938年，“滿洲”猶太實業家列夫.齊克曼給美國的世界猶太人組織領袖斯蒂芬.魏斯寫信稱“日本人對‘滿洲’猶太人相當公平”，魏斯的回信毫不客氣:“我認為猶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種墮落行為。” 一句話堵死了所有合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希特勒政府經常向日本政府施壓，對他們和猶太人眉來眼去的行為十分不滿，這給日本政府造成很大困擾。
陷於中國戰場的泥淖之中，日本難以自拔，而加上蘇聯的威脅，自是不敢得罪另一個大國美國。但如果按照德國的要求處置猶太人，日本本來就已經十分孤立的國際環境將更加惡劣，這是日本所不願意見到的。這也是“河豚魚計劃”無甚實效卻仍推進的原因，但日本人心中的積怨可想而知。
終於，日本人一吐怨氣的機會到來了。隨著德國在蘇聯境內的層層推進，勝利似乎只是時間問題，日本看來已無後顧之憂。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軍襲擊了珍珠港，上海日軍也攻陷上海所有外國租界。猶太人的苦難再次降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