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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麟祥。（中評社 莊恭誠攝） |
中評社香港7月7日電（記者 莊恭誠）近年在世界上不少地方，“逆全球化”的情緒不斷高漲，英國脫歐、特朗普在美國上台執政，以至瑪琳•勒龐一度接近法國總統寶座，都是相關的顯著例證。
2003年，俗稱CEPA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正式實施。一般認為，這一經貿合作協議無疑為香港經濟走出回歸初期的低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在香港回歸20周年的今日，內地與香港之間的關係和互動卻成為香港社會的一大爭議話題，其中一種觀點認為，內地與香港之間經貿與融合的利益，大部分都流向了商家手中，普通百姓的收入水平卻未見相應的提升，反而還要承受融合過程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例如人流增多、資源緊張和競爭加大。
主攻國際貿易（International Trade）、產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和經濟增長與發展（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等領域研究的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黎麟祥，接受中評社專訪時指出，香港社會對於同內地之間經貿與融合的抗拒，與國際上“逆全球化”的趨勢具有相同的背景，即經貿合作與融合在總體上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相關財富和利益在社會各階層當中的分配並不均衡。
黎麟祥認為，政府應在再培訓失業勞動力、教育思維轉變和教育制度轉型，以及制度性的利潤分享和收入再分配等方面入手，思考和探討如何應對經貿合作與融合所帶來的負面效應。
以下是專訪全文——
中評社：近年世界不少地方都出現了“逆全球化”的趨勢，原因何在？
黎麟祥：過去全球化的過程已經經歷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可以說是很成功，得到了不少成果。
以中國為例，從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開放開始到今天，一直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參與國際貿易、吸引了許多外來投資。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亦參與到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當中，其中加工貿易成為幫助中國參與國際貿易的重要踏腳石，令中國形成了由出口帶動的經濟增長模式。這可以說是過去幾十年全球化的趨勢中最典型的一個例子，這種經濟增長令中國數以億計的人口脫離貧困，是人類歷史上很少有的成就。
當然除了中國之外，其他大部分國家都參與到了全球化當中，由此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一種“南北格局”，“南”指的是發展中國家，“北”指的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很明顯通過全球化得到頗大益處，譬如中國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得益於國際貿易和全球價值鏈，向發達國家出口貨物，賺取利益。發達國家同樣亦得到很大益處，因為它們可以把很多生產的程序、一些勞動力密集的程序，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以此降低生產成本，使這些發達國家的產業更具競爭力。
然而在發達國家當中，這種全球化帶來的益處並不均衡，直接得益、得益較多的往往是大商家、大企業，因為它們受益於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工，而作為勞動者、工人的個人，特別是非熟練的勞動力人口（Unskilled Labour），他們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容易受到衝擊。也就是說，當發達國家的大商家和大企業放棄本國既有的勞動力，轉而尋求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工，以降低成本，這些發達國家勞動力的需求自然就降低，他們的收入會隨之下降，甚至失業，美國、西歐都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因此，當全球化帶來的利益未能均衡分配到社會各階層的時候，那些受益較少甚至是利益受損的階層，毫無疑問會對全球化產生質疑和抗拒。以美國總統特朗普去年上台為例，支持他的很多選民都屬於在全球化中受益較少或利益受損的階層，即大城市以外的非熟練勞動力，他們的生活水準在全球化之下，某程度確實是不升反降的。
中評社：如果反觀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經貿互動，這其實也是一種跨經濟體的貿易合作與融合，尤其是2003年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實行之後，似乎有些香港人覺得，所謂的經濟利益、經濟增長，並未能反映到自己的收入當中，反而有時在內地赴港人士增加的情況下，自己的生活受到了一定的影響。你怎樣評價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經貿互動？
黎麟祥：我覺得內地與香港之間經貿互動所帶來的正反效應，與剛才提到的全球化所產生的情況很相似。香港一些非熟練的勞動力，同樣在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經貿互動之下受到了影響，以製造業為例，上世紀80年代香港企業把製造業的生產工序搬往內地珠三角地區之後，原本從事製造業的香港工人便宣告失業，除非他們願意返回內地工作，但收入一定比不上原本在香港的水平，因為香港企業把製造業遷往內地，無非是看中內地的廉價勞工，以此降低成本。因此其實在香港企業成功降低成本、受益於內地與香港的經貿互動之時，香港的勞動力受到了直接的衝擊，失去了工作，這也是一種受益不均衡的表現。
除了非熟練勞動力，由於香港在地理上緊貼內地，如今香港一些受過中等甚至大學教育的人士，在收入上亦可能受到兩地往來增多的影響，因為內地不僅有大量廉價的非熟練勞動力，還有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大學畢業生，他們在學歷上甚至能力上未必比香港本地的大學畢業生差，換言之，香港本地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士面臨更大的競爭。
而且除了香港企業可以聘請內地大學畢業生，它們甚至可以直接搬往內地經營，在內地聘請不差於香港本地大學畢業生的人才，甚至內地人才在普通話方面還更有優勢，有助於香港企業拓展廣闊的內地市場，而用於支付薪水的開支亦可大大降低。這是一種典型的全球化特征，發達經濟體的企業把工序遷往發展中經濟體，在這一過程中甚至無需人員的流動，而是依靠資金的流動。
就目前而言，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經貿往來與互動，給香港經商的人士帶來了較大利益，而且其實對於香港整體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也帶來了正面作用，但總體上這種利益的分配在香港社會當中並不均衡，香港的“打工仔”除非是專業人士，即內地不具備的人才或專長，否則在現時的情況下的確比較欠缺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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