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由於正當防衛缺乏明確的界限標准，在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之間存在較大的討論空間和自由裁量權。如此，導致的結果是人們面臨不法侵害時，往往不敢輕易行使正當防衛權，面對他人遭遇不法暴力侵害時更不敢挺身而出。正當防衛界限標准模糊和認定苛刻，給“昆山反殺案”“淶源反殺案”等幾起典型案件受到社會高度關注提供了現實土壤。
去年底，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於在司法解釋中全面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工作規劃(2018-2023)》，明確提出，要適時出台防衛過當的認定標准、處罰原則和見義勇為相關糾紛的法律適用標准，鼓勵正當防衛。此後，最高人民檢察院也發布了包括“昆山反殺案”“淶源反殺案”在內的四個指導性案例，明確了正當防衛的界限標准。這是主動回應社會關切的結果，也可以說是社會關注推動了正當防衛認定的司法進步。
不過，捍衛公民正當防衛權利，歸根到底還得依靠司法機關的自主與自覺，“昆山反殺案”“淶源反殺案”等有典型意義，卻又有無法回避的特殊性，即來自輿論的影響。而“邢台正當防衛案”則明顯不同，該案發生於去年5月，比最高檢列入指導案例的4起案件發生得都要早，且沒有受到來自社會輿論等方面的影響，從立案調查到檢察機關作出不予起訴決定，歷時9個月。這個過程中，當地公安與機關圍繞是否屬防衛過當，遵循了嚴格審慎的原則，反複調查、反複論證，在最高檢指導性案例相關指引發布後，將防衛人當時所處的環境納入到認定的評判中來，確保了結果的公正。可以說，“邢台正當防衛案”精准詮釋了公平正義。（來源：半島都市報 作者：房清江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