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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正確地評估，我國高質量的發展需要什麼樣的金融開放水平。（圖片來源：東方IC） |
中評社北京6月30日電／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推動我國金融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措施，對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提高我國金融業國際競爭力、實現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具有重要意義。
金融業要適應高質量發展的需要
中國現代金融業格局是在改革開放後逐步形成的。以四大國有銀行推進股份制為突破，中國金融業實現了快速發展，為推動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我國金融業發展也存在不適應時代發展的問題，具體體現在：
第一，傳統金融業面臨著生存的壓力。傳統的金融集中服務於傳統的產業，採用傳統的方式、依靠傳統的渠道、傳統的產品，不能適應創新經濟發展的需要，在面對金融新技術發展，尤其是在互聯網金融的衝擊下，傳統金融業面臨著重大的挑戰，甚至在一定意義上面臨生存的壓力。
第二，在我國金融業向深度和廣度發展的過程中，信用不足成為重要的制約因素。隨著金融市場的深入發展、金融創新不斷推進、金融體系進一步完善，這個制約更顯突出。中小企業融資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有很多複雜的因素。其中，由於信用體系發展不完善，金融機構無法識別合適的服務對象，或者不能正確地進行服務、產品定價，由此會導致服務缺失，或者需要依靠較高定價實現對風險的補償。
第三，金融機構特質不鮮明影響服務能力的提升。中國金融市場以銀行業為主導，這個局面在今天依然存在。近些年我國銀行業的資產規模增長很快，大型銀行在全球的排名不斷提升。從英國《銀行家》雜誌2018年排名看，以資產計，前十大銀行中，前四家均為我國銀行機構。不過，從我國銀行業來看，大型銀行業資產占比卻處於下降趨勢，中小銀行占比是不斷提升的。如中國大型銀行資產在中國銀行業資產中的占比在2011年為47.3%，2018年為35.5%，股份制商業銀行由16.2%提高到17.8%，城市商業銀行由8.8%提高到13.2%。無論是大機構、中機構、小機構，都很注重規模擴張。但在規模擴張同時，不同機構的特色不鮮明，同質化發展明顯，從一定意義上講，這也是我國金融供給能力的局限性所在。各機構太注重規模發展，而沒有堅守自身的特色，沒有把自己的優勢充分地發揮出來，進而導致了供給性不足的局面。
第四，金融機構的數量增長很快，但是一些機構擴張存在不規範問題，治理體系不完善。從金融機構的層面來講，我國金融業發展應該更加重視機構種類發展和質量的提升。在很多國家金融發展的過程中，金融機構數量過度擴展，往往導致金融市場過度競爭，由此形成金融市場風險的重要來源。
第五，從宏觀效率來看，中國的金融市場發展太快，金融資產規模持續擴張，速度遠遠高於GDP的增速。因此，我國邊際資本產出比例是不斷上升的，其結果是，我國宏觀杠杆率不斷走高。杠杆率過高肯定會影響金融體系的穩健性。
在面臨這些問題的情況下，中央提出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一個命題，非常必要。我們理解，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問題有兩方面，其一，要服務於經濟高質量的發展；其二，在此過程中要形成中國特色的金融發展之路。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金融要支持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解決以下核心問題：
第一，解決金融機構的微觀效益與宏觀效率問題。提高各類金融機構的管理水平和效率，這是中國金融業走向穩健、強大的基石。在此過程中當然要提高對實體經濟的更高效的支持能力。金融機構的微觀效益和支持我國經濟發展的宏觀效率應該能夠統一起來。
第二，提高金融市場風險定價和風險管理能力。從理論上分析，在完善的市場條件下，有需求就能夠創造供給。一般認為，目前市場對金融的需求很大，但金融供給不足。造成這種不均衡格局的原因可能是找不到形成供給的定價水平。一些金融供給的缺失可能是因為對金融市場風險的識別、風險的定價、風險的管理能力不足所造成的。如果能夠提高金融機構、金融體系的風險定價能力、產品設計能力，則金融供給的很多短板就能夠相應解決。
第三，提高金融機構的競爭力和影響力。隨著我國金融市場不斷開放，我國金融業要面向競爭更加激烈的國內市場，也要面向更加複雜的國際市場。而我國金融機構在一些高端的產品、複雜的產品服務方面與國際同業相比，差距還是比較大的。
2018年底，外資銀行在我國銀行業資產占比為1.29%，很多人認為這個比例太低，說明其競爭力不強或因為中國銀行業市場開放度不高。其實，這是很片面的認識。外資銀行在中國的發展體現了它們的戰略選擇，在一些外資銀行看重的市場，比如在上海，外資銀行主要業務的市場份額超過10%；在一些高端產品服務方面，如理財產品、衍生產品、跨境業務服務方面，外資機構的占有率是非常高的。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我國金融機構會加大走出去的力度，但我國金融機構的管理能力、人才積累、經驗是不是足以能夠支撐我國金融機構大規模走出去？現在還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同時，“一帶一路”建設也不能僅僅靠我國金融機構提供金融服務，而是需要我國金融機構聯合國際的金融機構、動員全球的金融資本，進而更好地推進項目的實施。我國金融機構如果沒有自身的實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提升，就不可能達到在全球進行金融資源動員的能力。
具體來看，在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要注意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問題：
第一，要實現金融與實體的良性循環，避免“脫實向虛”。我國近幾年的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不斷提高的，最高達到7.8%，與美國、日本、英國等發達國家相比，都是屬於很高的水平。金融業增加值有多少是因為服務實體經濟發展所必須、有多少是因為“脫實向虛”導致的金融鏈條過度延伸所形成，值得深入研究。
第二，在金融匹配度方面，貸款投放在企業、個人、政府之間配置，在大、中、小企業之間的配置，需要協調發展。此外，我國直接融資、間接融資協調發展還不夠，一方面我國宏觀杠杆率不斷上升，另一方面金融對新經濟的發展支持不夠，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科創型企業支持不夠。要改變這種狀況，需要直接金融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第三，提高應對高水平開放的金融服務能力。從服務企業走出去來看，我國企業走出去的距離，遠遠超越我國金融機構的輻射範圍，我國企業與近200個國家和地區有投資經貿關係，但我國金融機構大概只覆蓋到60多個國家和地區，即使機構覆蓋到，但有些產品和服務還不能跟上。
如前所述，外資機構在我國銀行業中資產占比為1.29%，外資在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占比為2%左右。很多人因此認為，中國市場開放是不足的。簡單地從宏觀數據上與發達國家來比較，是不科學的。基於我國金融機構的競爭力和我國實體經濟發展所需，我們要正確地評估，我國高質量的發展需要什麼樣的金融開放水平，這樣才能夠更有利於推動我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和未來的健康持續發展。
建立中國特色的金融發展之路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有利於促進我國形成與我國經濟發展、市場特色相適應的金融體系，從而，推進我國形成中國特色的金融發展之路。要提高金融服務效率，確保金融體系穩定，需要注重以下幾方面工作的推進：
第一，從金融總量來看，毫無疑問要堅守金融以服務於實體經濟的發展為使命。不管是推進金融改革、金融業開放，還是鼓勵金融機構發展新的產品，創新服務方式，都要服從這樣一個原則。這個原則說起來比較容易，但是真正地把它持續作為一種理念堅守，並反映到政策制定和金融機構的具體行為中並不容易。或者因為政策的偏差，或者因為市場的利益驅動，都可能導致金融脫離實體經濟發展，甚至導致金融泡沫的形成。
第二，形成更加合理的金融結構。我國的金融結構體系，包括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結構，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結構，包括大型機構、中型機構、小型機構的結構，都應服從於穩定和效率的需要，要考慮到中國的法律、信用環境所產生的重要影響。我國現代金融業的發展歷史很短，只有三十年的商業銀行發展史、三十年資本市場發展史，這些獨特環境和條件，衍生出的經濟與金融、金融市場主體之間相互影響、契約合作、信用合作關係，與其他國家、與國際市場有很大差別，所以，一定需要有中國獨特的格局。
第三，監管規則的完善。金融市場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監管體系的發展和變革。監管的基本使命是要保證金融體系的安全和穩定。但監管對新技術的包容程度會影響到創新進度。如果沒有包容性的話，可能導致我國金融體系落後於新技術的發展，導致金融體系被時代所拋棄。而如果過度放鬆的話，有可能會導致金融亂象、金融風險的出現。
近些年來我國監管水平不斷提升，並不斷與國際接軌，但在國際規則制定過程中，如何更好地兼顧我國市場特點和真實的風險狀況，更有利於推進我國金融業發展，值得深思。
國際監管規則調整越來越複雜，這對我國銀行業發展會產生重大影響，如TLAC規則的落實會大幅提升未來我國銀行業的資本充足要求，我國銀行業資本補充的壓力非常大；最近新的國際會計準則的調整，也會造成我國銀行業成本大幅度提升。從開放來看，我國市場越來越開放，也有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走出去，所以我們面臨的監管環境越來越複雜。隨著我國金融業的發展，我國金融業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逐步提升，在國際監管規則方面也應該有我國的話語權，要體現出中國特色。
此外，還有三個金融理論問題的深入研究對探索推進我國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方向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關於宏觀杠杆率，到底什麼樣的宏觀杠杆率是合適的？在不同的國家，在一個國家不同的發展階段，是有不同答案的。
第二，直接融資、間接融資對企業公司治理和融資效率方面影響，它會因每個國家環境不同而不同，這在中國是什麼樣的狀態？
第三，如何確定有效的市場結構？市場的高效競爭和市場穩定的一個前置條件是比較合理的市場結構，那麼在我國需要保持什麼樣的結構？這幾個問題的研究，對我們認識現在以及未來中國金融市場的廣度、深度、結構、功能的進化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作者：陳衛東，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來源：經濟參考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