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自發形成、彙聚各色人等的地下“煤倒”商圈，已在北京前門大柵欄存在多年。來自全國各地的煤炭“倒爺”們，不僅分成了三六九等，還組成了山西幫、廣州幫、山東幫……
“現在企業用的商品煤售價是263.75元/噸，做成一個單便能純賺十幾萬。”這是2006年春節前活動在北京大柵欄一帶“煤倒”們的行話。
《中國經濟週刊》調查發現，在北京大柵欄繁華商業區，近幾年來自發形成了一個“煤倒”商圈，這裡聚集了一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煤炭“倒爺”。據說，這些“煤倒”們中間不乏腰纏萬貫、常常棲宿北京四五星級酒店的闊爺兒們，也有“上竄下跳”跑腿一年，只掙得幾萬元，甚至賠上本金的小人物。
著名詩人白居易的《賣炭翁》曾有如此描述：“賣炭翁……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一車炭，千餘斤，……半匹紅紗一丈綾……”
而《中國經濟週刊》採訪的大學畢業生王新以及范濤、陳鋼等，則展現了現代“賣炭翁”的又一種生活狀態。
★北京大柵欄的“煤倒”商圈
2005年12月7日夜。山西小夥兒王新(化名)剛從北京大柵欄的“煤倒”商圈回到山西老家。
“這次在北京住了五天又新見了不少人，可惜一單也沒談成。”在北京大柵欄“煤倒商圈”晃了一年的王新顯得有些沮喪。但一年多的“煤倒”經歷的確讓這個剛滿24歲的年輕人老成了許多。面對《中國經濟週刊》，王新開始述說其一年來渾渾噩噩的“煤倒”生活：
一個偶然的機會，讓王新跟“煤倒”結了緣。這緣，是從王新大學畢業後所找到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一家做煤炭銷售的中介公司的王老闆那兒續上的。
2005年1月5日傍晚，王老闆告訴王新，山東有家電廠需要山西的電煤(專供電廠發電的煤炭)，每月2–3萬噸。“爭取把這筆單子做好，咱們就能從中間提取1%的中介費，每月能掙2-3萬呢。”
每月2-3萬，這對一個在縣城工作的大學畢業生來說就像是看到了未來的新媳婦。“行，王總，你說咋幹？”王新驚喜地問。
王老闆的業務信息與煤商信息，促成了王新的首次北京大柵欄“煤倒”商圈之行。
北京前門大柵欄，是繁華的商業區和旅遊點，在大柵欄商業區往北的一大片低矮的屋舍裡，王新首次見識了真正的“煤倒”–
一天，他看見一個衣衫襤褸，滿臉胡茬的男子背著一個裝滿錢的麻袋對著手機喊道，“50萬，不幹！”當王新知道這個人就是王老闆讓自己見面的山東老闆時，很少和陌生人說話的他一臉窘態，漲紅著臉站在那兒好一陣子不知如何開口。
“叔叔，俺是從山西老家來的，王總說和你聯繫好了，俺這兒有你要買的煤。”王新急促且夾雜著滿口方言的普通話讓眼前這位老闆滿腹狐疑：“你說啥了？”
經過幾分鐘的自我介紹，他們逐漸熱絡起來。中午，這位煤老闆請王新在一家不錯的飯館吃了一頓涮鍋，看著滿桌的菜，王新卻不知道該用筷子夾什麼。“最後，對方每噸只出200多元，我這邊的煤廠接受不了。”王新說。
雖然，初次“談判”的失利使王新很不爽，但在之後的幾天裡，他並沒有急於回家，而是在大柵欄附近遊走著探消息。當他身上的錢連最便宜的旅館也住不起時，他溜進了一家24小時營業的快餐店裡“趴”了一宿。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慢慢發現，在大柵欄附近住滿了和他一樣為了獲取中介費的“煤倒”。
對山西土生土長的王新來說，對“煤倒”並不陌生。在山西，很多人都幹這行，因為來錢快，甚至有全家老少都做“煤倒”的。“如果你在山西某地方聽到每10個人中有8個幹過煤倒，千萬別感到奇怪”王新說。
據王新自己介紹，2004年7月，他從山西省太原市郊一所師範類院校會計專業畢業後就懶在了家裡沒上班。一個20郎當歲的小夥子不願去縣城當老師，他的父母自然不能理解。在父母眼裡畢竟當老師每月還有幾百元的固定收入。
但到2004年年末，王新卻突然變得繁忙起來，每天天不亮就出去，吃晚飯前回家。他告訴母親，找了份活幹，幹得好了，能掙大錢。
在年邁又沒見過多少世面的母親眼裡，這次兒子是真的出息了。 為此，陶醉在欣喜中的母親沒有忘記一件重要的事––給遠在外地的父親打電話，告訴兒子的喜訊。
“娃找到活兒幹了。”母親在電話裡說。
“啥活兒？”父親語氣急迫。
“一家煤焦公司。”母親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
“好，那兒能多掙錢。我過幾天就回來。”
在山西，凡是粘上煤炭和焦炭，人們都會認為錢來得快。由於煤礦資源豐富，煤炭富豪業已成為當今山西商界的主力軍團。“有錢就投資煤、焦、鐵等，特別是煤礦，因為煤礦最掙錢。”這幾乎已成為山西人的共識。據瞭解，山西省的煤田總面積為5.5萬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積的三分之一，稱其為煤的海洋是毫不誇張。
2005年1月4日，父親回了家。像往常一樣，他走進兒子的屋裡，與兒子聊天。
第二天，敏感的妻子感覺到了丈夫的異常–不願說話，茶飯不思，煩躁地來回走動，或者蒙頭大睡。
當天晚上，王新也沒有在晚飯前回家，他去了老王的公司。這是王新畢業後找到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一家做煤炭銷售的中介公司。公司老闆姓王，是一個臥床癱瘓數年之久的中年男人，前幾年雇了幾個人做起了一家煤炭網站，手下人每天的工作就是打電話詢問什麼樣的電廠需要什麼樣的電煤，哪里的能源公司需要什麼樣的焦炭。得到確切需求信息以後，老王會通過自己這些年的關係來商討價格、聯繫車皮，最後拿點煤廠和電廠給他的中介費。考慮到公司業務發展的需要，2004年末，老王的公司招了幾個剛從學校出來的大學畢業生，王新便是其中的一個，只是公司裡的員工都沒有工資，除非拉到單子。
4日晚上回家後，王新對父親說，“爹，給我點錢吧，我明天去趟北京……”
母親詫異地盯著眼前從未離開過家的兒子半晌沒說出一句話。父親王山一直以為兒子是在焦炭廠當會計，昨晚才得知他是要做“煤倒”生意。
“狗東西，當初供你上大學不是讓你畢業以後當‘二道販子’的！”一聽兒子要錢去北京，父親便大罵起來，並開始四處找木棍。
憨厚的父親是土生土長的山西人，他之所以反對兒子做“煤倒”，是因為在他眼裡倒煤就像一個無底洞。“我們村裡好幾家的小子就是因為貪錢當煤倒被警察給抓了。”父親說的這幾個小子原來就是在做煤倒生意的時候，揮霍了電廠事先給他們的幾萬塊信息費，後來被人家起訴了。
氣急之下，王新跑出家門，從一個好朋友那兒借了200多元錢和一部手機，半夜，坐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王新這才親眼見識了傳說中的大柵欄“煤倒”商圈。
王新對《中國經濟週刊》說，在北京大柵欄，他只能花十幾元住在商業區附近大街的一家破舊不堪的小旅館裡，半夜，還經常被陌生女子的敲門聲嚇個半死。這期間父親曾多次打電話催他趕快回家，“不用你們管，我長大了！”電話這邊的王新總是用生硬而故作成熟的語氣擋回父親的說教。
★“煤倒”世界的三個階層
大柵欄，地處北京前門繁華商圈。在前門以北的大柵欄附近，有一條只能容下兩輛轎車並行的胡同裡，有幾十家大大小小的賓館和旅館；在這裡，賣烤紅薯的人和報攤老闆都混得很熟，晚上，一些穿著豔俗的女人在此遊蕩。除了生活在這裡的居民外，小旅館裡還有一大批常年包租客。
山東老闆給王新介紹的另一位叫陳鋼(化名)的“煤倒”是個天津人，他每週一到週五在天津上班，週五晚上便開車到大柵欄租住的旅館“倒煤”。“在這裡的人很多都有自己的工作，做‘煤倒’只是兼職。”陳鋼對《中國經濟週刊》介紹說，“這行越來越難做了，因為這裡的氛圍不好，人們太想掙錢了，一個小消息放出去，再經過眾多煤倒的‘炒作’，最後就只能‘爛死’在手裡。”
後來，王新在陳鋼那裡不僅見證了一個個原本能促成的生意是怎樣“爛死”的，也體驗到了大柵欄“煤倒”們的“實力”。
據悉，居住在大柵欄附近的“煤倒”有三類人：第一類是手裡既有“計劃”又有買家的大煤倒。所謂計劃，就是他們手裡掌握著國家每年根據總量分季度發放的煤、焦炭的配額。他們有計劃、有煤源、有運輸軌道(跑車皮)，並常年包租著附近四五星級的賓館。這些人有從省級煤炭管理部門退下來但掌握了大量信息資源的幹部，也有幹了一輩子煤炭生意的煤老闆。“我們很少能碰見他們，他們和國家各部委的人都有很多關係。”陳鋼說，這些人在北京四環以內一些高檔寫字樓內都有自己的公司，每年的利潤達上千萬。
範濤(化名)，屬於第一類人。曾在省級煤炭公司擔任過銷售處長的他幾年前退休，為了能利用自己手裡的資源多掙點錢，他2年前來北京。剛來的時候開一輛帕薩特，而現在，出門有專門的司機，開的是奔馳320。範濤的煤炭銷售公司在北京南二環一個高檔寫字樓裡，每到冬天這裡都會擠滿人，大部分都是來要煤的企業。說起他現在從事的工作，範濤坦白地說，“我們賺的就是手裡的煤炭資源。”第二類“煤倒”，居住在大柵欄附近比較好的旅館裡，他們有著各種各樣複雜的背景，通常和煤、電廠的關係比較多，也認識很多大煤倒。這類人數量不算太多，每年能掙幾十萬。
第三類“煤倒”，也是人數最多、活動最頻繁、成功率最低的人群。據說這群人大概有5000多人，住在每天十幾元的小旅館裡，生活極其窘迫。他們的活動非常頻繁，在外人看來似乎他們手裡也有很多信息，但事實上，他們只是得到了第一類或者第二類人群的“命令”去試探風聲，聽聽價格。能掙到錢的人很少，充其量只能得到一些“施捨”。
“他們只是犧牲品，因為他們一直在為‘上面’服務，可他們自已並不知道。”陳鋼對《中國經濟週刊》說，這些人為了爭搶信息，還經常拉幫結夥。
在大柵欄附近，存在著諸如“山西幫”、“廣州幫”、“山東幫”等多幫煤倒派系。”他們各自聚集在一起等著“上面人”給的信息和外地來京的購煤者。
在“山西幫”，有一位年過六旬的老人，他原來在山西一家煤廠工作，退休之後為生計所迫來到這裡。一些20幾歲的毛頭小子經常可以把他呼來喚去跑上跑下。在收到毛頭小子“我這裡有30萬噸的計劃”指示後，老人就會趕緊跑到街上把這個消息散出去，10分鐘後，整條街就會出現“我這裡有計劃”的消息，不同的是，本來30萬噸的計劃已被傳為“40萬”、“60萬”、“80萬”噸了。
當真有需求的老闆要煤時，他可能要和“80萬噸”的那個人談起，當遇到手裡真有30萬噸計劃的人時，老闆卻早已失去了興趣。
除了這三類人外，還有極少數的人被稱謂“炒證黨”。他們除了賺取國內煤炭交易市場的高額中介費外，還做焦炭出口配額生意，也就是賺外國企業的中介費。
人稱“二小”的浙江人是王新和陳鋼在一家小飯館兒吃飯時認識的。“二小”在大柵欄一帶的煤倒中頗有名氣，原因是圈內很多人都傳說他在商務部有關係。“沒人知道他真名叫什麼，不過，如果他真的能在商務部拿到‘計劃’，說明他一定不簡單。” 陳鋼說。
據大柵欄的一些“煤倒”說，“二小”手裡經常會有焦炭出口配額計劃證，而且都是供給一些在耳熟能詳的國外大企業。為了能在國內找到出價最高的配額買家，他時常會把信息放給一些小煤倒，這些人四處打聽之後會直接和他聯繫。
記者一直沒有見到“二小”本人，所以關於他的傳言也未能證實。
“商務部每年都會根據計劃固定分配給48家有資質的生產企業，然後再由這些企業與外商進行交易。”某業內人士介紹說，不過，有時配額可能會多出一些。比如一家企業每年只需要1000萬噸的焦炭出口配額證，但從商務部可能會分到1500萬噸的配額證，這多出的500萬噸就會落入這些“不簡單”的人手中，然後他們再轉手高價賣給其他有需求、但沒有資質的企業。
“比起做國內煤炭生意，這些做出口焦炭的大煤倒賺得更多。”陳鋼對《中國經濟週刊》說，“二小”原來在浙江是做鞋襪生意的，幾年前來到北京，現在住著上萬元一平米的房子。
★“煤倒”的夢想與現實
面對大柵欄“煤倒”商圈的複雜和高深，初涉“煤場”的大學畢業生王新顯然欠缺了幾許熟撚與商道。所以，來北京的首次“倒煤”歷練生活最終在父親的“苦壓”下草草地結束了。
當身無分文的他站在家門口時，母親放下手裡活兒跑出來緊緊地抱住了兒子，父親王山看了他一眼後又開始四處找木棍。在王山看來，兒子的這次擅自離家出走已觸犯了家規。“家裡人也是害怕我出事，這我能理解，但想要掙大錢就得冒險。”王新說。
但王新由於沒有完成老闆老王交給的任務，他自己搭進去錢不說，老王也對他很不滿意。唯一值得慶倖的是，回到山西之後，在北京認識的那些人還會經常給他一些煤、焦炭的信息，老王也會“指揮”他去臨汾、孝衣等山西煤、焦炭的生產地和人“談判”。當然，車費和住宿費用都得自行解決。
儘管如此，王新並沒有打消其“淘金夢”，因為他發現了更多靠煤炭發財的故事。他對《中國經濟週刊》說，有一次在臨汾替一家廣東的買主找焦炭，當地人和他說的一個故事，讓他再次感受到了煤的“魔力”。
據說，當地一家農村信用社的職工看見有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年人背著一個麻袋走進營業廳，職工心想，這麼髒的人肯定又是來要飯的，沒想這位中年人跨步來到櫃檯前，噗通一聲，把身後沉甸甸的麻袋甩到了職工面前：“把我的錢給存嘍！”
“這些都是當地的大‘煤倒’，他們每個月都能賺十幾萬。”王新羡慕地說。王新認為，自己儘管只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小煤倒，分文不曾掙到，但他已經有了掙來的資本–結識了幾位“大煤倒”和煤廠的人。
“我並沒有因為家人的反對而放棄‘煤倒’生意。要知道，每年冬季是用煤高峰，尤其是電煤和鍋爐煤，走得非常快。家裡人懂個啥？”王新頗為老道地說，“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聯繫上客戶、找到運煤的車皮。”
雖然已經基本清楚了“煤倒遊戲”當中的一些規則，可要想解決運輸問題，又談何容易？
2005年的最後一天，山西太原下起了當年的第一場雪，兩位從香港來的商人找到王新，“小王，我們是真正想拜託你幫忙的。”早已習慣卑躬屈膝的他當聽到如此客氣的請求時，立馬拍了胸脯。隨後的幾天，王新通過老王的關係聯繫到了一家煤廠，但卻怎麼也找不到有運力的運輸公司。
兩個香港人也在太原東奔西走，希望能有驚喜發現。五天過後，香港人再次約王新在太原一家賓館見面，待雙方坐定未及王新說明運輸情況，其中一位香港人便抱怨起來：“山西人做生意的態度實在太差了，所有人都告訴我煤沒問題，車皮沒問題，可到最後全都出了問題。”
王新聽後也有些不好意思，答應對方第二天帶他們去臨汾自己同學父親開的一家焦炭廠看看有沒有希望。
當王新一行4人來到同學父親的焦炭廠時，對方告訴他們，“你們解決好運輸問題再來找我。”臨走時，同學父親的一個眼色讓王新明白，他們的焦炭廠並不是沒有運輸條件，但要按照常規價使用肯定是不行。當王新試探性地告訴香港人能否先給對方5萬元好處費時，一貫斯文的香港人被惹怒了。去火車站的路上，香港人大談香港市場的廉潔和公正，王新看著他們，心裡冷笑：“不出血，還想辦成事？”
王新又一次“談判”失利，卻多長了一份見識–“以後還得靠忽悠，要不然根本辦不成事。”
其實，運輸緊張正是造成國內煤炭供需脫節的一個瓶頸。由於國內鐵路運力短缺，而鐵路系統仍然沒有納入市場競爭的行列，短期內運輸能力難以大幅提升，同時也制約了山西等產煤大省對東部沿海等用煤大省的煤炭供應。這對王新來說，不知是不明白，還是壓根就不需要明白。
不過，在2006年元旦夜，王新坐在燈光昏暗的屋裡曾思忖著如何才能把運煤的各個環節“打通”。與此同時，他亦開始關注煤炭市場的行情，並發現，2005年煤、焦市場與以往的某些不同之處：在焦炭價格節節攀升的拉動下，焦煤的銷量也非常好。現在企業用的商品煤售價是263.75元/噸，比去年增加了27.56元/噸，其中供發電用煤平均售價207.76元/噸，電煤平均售價比商品煤平均售價低55.99元/噸。“煤炭的價格變化很快，趁現在需求大就能撈上一筆。”王新此時儼然一副教授級“煤倒”的架勢。
由於和一些煤礦的關係還不太熟，一段時間裡，王新幾乎每天都像只無頭蒼蠅似的騎著自行車到處亂跑，找洗煤廠、煉焦廠，只要覺得有一絲希望，他都要去聯繫。
2006元旦剛過，王新的手機上收到一條短信：“要電煤，發5500大卡以上，含硫百分之一以下，揮發百分之七以下，到湖南冷水江，每月3萬噸。”
這是北京一位姓陳的大“煤倒”給他發的信息。幾個多月的時間裡，這樣的信息王新已經收到幾十條。“這些人往往都有自己合法的煤炭銷售公司，手裡還握著很多運輸資源。”王新說，但他們也是中介，相比煤老闆動輒每月上百萬的賺頭，他們只能掙些蠅頭小利。
像陳先生這類有自己公司的大“煤倒”，實際上是具有合法資格的煤炭經銷商，在業內被稱之為合理存在的煤炭市場中間環節。他們也會向煤礦提出買煤的申請，煤礦也會一視同仁地賣煤給他們。加上這些經銷商在幾年前煤炭賣不出去時就與煤礦建立了穩定的供銷關係。
2006年春節到了，王新的心裡很不是滋味兒。這一年多的時間裡，他不僅沒掙1分錢，還往裡倒貼了1萬多。母親勸他去找個正經工作，父親則一如既往的用“狗東西”和他進行交流。
“不幹這行你說我幹個啥好呢？要不你幫我在北京找個工作？”王新滿臉狐疑而沮喪地問記者。
★“大煤倒”自爆內幕：“煤炭中介無誠信可言”
2006年1月3日中午，太原，人們還沉浸在大雪帶來的歡樂當中，在三晉國際酒店大堂內的角落裡卻坐著一個看上去很焦慮的人，他是太原市一家煤炭公司的總經理張華(化名)，下午急著要趕去參加在濟南召開的“全國煤炭訂貨洽談會”。他與《中國經濟週刊》的對話就從這次會議開始。
“其實這種類型的會議根本沒有什麼實際意義，所有合同早就已經談得差不多了，大家只是聚在一起聯絡聯絡感情罷了。”張華說，每年年底各個省市都在爭取將煤炭訂貨會的舉辦權拿到手，因為會議期間連普通的標準間都能漲到1500元一晚，你想想，假如全國煤炭行業的人全部到齊，光住宿一項就賺了。
今年45歲的張華，不太情願用“煤倒”來形容自己現在所從事的工作。“充其量算是個中介，還算不上倒，呵呵。”1982年，張華辭掉原來的工作開始幫朋友聯繫車皮，一個月掙了2萬，這在當時可算得上是超高薪了。此後，他開始用自己原來在礦務局的關係聯繫買家和賣家。1990年，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司成立。
張華的公司算得上山西經銷煤炭較早的公司之一，有合法的資質，有較硬的關係。“但開始的時候並不順利。”張華說。
剛開始和礦務局的人也不熟，想要辦成事兒，就是送錢，可有時想給人送錢也找不到門。吃了不少虧，還被其他的煤炭中介公司騙了幾次，後來才慢慢發現其中的奧妙之處。
“現在煤炭中介行業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則，聯繫煤廠、找車皮、找油車的時候，每一個環節都得給錢。”張華說，現在公司很大的一部分預算就是“人情費”。
拿找車皮來說，“車皮那東西，給誰不給誰，從來沒有一個標準或者公平的辦法，全是‘人’說了算”。其實不是沒有辦法的，比如車皮可以搞公開的競投，也可以搞電腦抽籤，可是誰願意這麼去做呢？只要運力緊張，車皮就是利益，而掌管車皮的權力就是更大的利益。
“我不相信有近墨者不黑的人。”張華說，自己在被同行騙了幾次後，也曾經耍過幾次手段，通過銀行的關係把對方事先打過來的錢提前轉到自己帳戶上等。
“我們這行沒有誠信可談，要不細心的幹肯定賺不到錢。”張華說。
“其實，之所以有很多生意做不成也不能全怪我們中介。”張華說，有時客戶也不地道，比方說，有電廠需要煤，當我們費盡周折的找到合適的煤後，電廠突然說要直接和我聯繫的煤廠見面否則沒得談。保險起見，在他們見面的時候儘量不讓他們互留聯繫方式，但背後他們就會踢開我們自己做。更有甚者，做好單子後，對方卻不給錢。
說白了，現在的煤電市場離不開中介，既然離不開，為什麼不能把煤炭中介市場建成一個像房屋中介市場那樣公平些呢？“真正把煤炭中介的位置放正之後，是非常有利於市場發展的。”
在談話中，張華可能是受到外界普遍認為煤炭老闆都沒文化的影響，幾次提起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心理學的碩士，還不忘補上一句，雖然是函授班，不過也長了不少見識。
採訪是被一個電話打斷的，放下電話之後，張華急忙起身消失在太原的街頭。後來才知道，如果再不去，濟南那邊連2000元一晚的房間也訂不上了。傍晚，記者接到張華髮來的一條短信，他已到濟南，準備和會上的官員們攀談攀談。
★看不透的“煤圈”
“只買最貴，不買最好。”這句話成了時下人們對山西煤老闆們消費行為的笑談，而煤老闆回應說，“我們辛苦一年，買輛120萬的寶馬開開怎麼了？”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在山西洪洞縣採訪時，隨處可見各種高檔轎車行駛在狹窄、滿地煤渣的街道上。採訪中的某天傍晚，記者看到一輛寶馬為了躲避迎面疾駛而來的運煤車而一頭紮進路旁的煤堆裡，老闆推開車門沖著運煤車就罵，運煤車司機也不吃硬，突然探出頭來使勁瞪著寶馬，那情景實在嚇人，因為只見兩個白色的眼底在動，卻不見運煤司機的臉。
“你們吃完趕緊走吧，天黑比較危險。”在縣城通往焦炭廠的一條小路上，“司機中介飯館”的老闆娘好心的提醒記者，“這幾天經常發生搶劫，你們外地人還是小心為好。”這個不起眼兒的小飯館開在運煤的必經之路上，十幾輛裝滿煤炭的車“擠”在一起是常事兒。因為用餐的司機太多，老闆娘把自己家的縫紉機也搬來當桌子用。老闆娘說，他們這兒的飯菜可口，價錢便宜，最好的時候一天能掙200多元。
看著外面灰濛濛的天，我們幾個人隨便扒拉了幾口飯急忙起身離開。路上，乘坐的麵包車師傅告訴我們，他們縣雖然出了不少煤老闆，但縣裡的財政好像一直沒錢，“你看看這路，好久都沒修了。”
司機還說，山西煤老闆的錢其實都不存在當地銀行，而是存在北京，甚至國外。“原因很簡單，他們覺得山西的銀行容易倒閉。”
快到焦炭廠的時候，司機師傅突然神秘地問，“你們如果是環保協會的，那可千萬要小心，煤老闆恨這個。”
臨下車的時候，師傅還不忘告訴我們，“山西人不露富，你們不要小看蹲在路邊抽煙的人，他抽的可能是軟中華，懷裡揣著幾十萬現金呢。”（來源: 中國經濟週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