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正成為諸多地方的施政目標。近日，有媒體不完全統計，全國至少18個省市區明確提出了“幸福社會”的概念。
作為施政目標的“幸福”，其實並不新鮮。早在2006年，江陰就提出了“幸福江陰”的構想。特別是2010年，溫家寶總理在兩會報告中提出，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之後，“幸福”被作為施政目標在全國各地擴散開來。必須承認，從此前的政府施政目標只見GDP、規劃，到提出“幸福”的概念，這首先是一種施政理念上的進步。它意味著，政府的施政理念開始從側重於經濟的宏大敘事中走出，將更多的目光朝下，實現從片面注重經濟指標到呼應民眾切身感受的回歸。
在過去相當一段時間之中，發展成果或者說體現在經濟指標上的成績，並未讓絕大多數民眾感受到生活質量與發展指標的同步提升。所以，提出“幸福”的施政目標，恰恰是為了彌補這種指標增長與民眾感受之間的歷史落差。雖然，一切幸福仍要依賴經濟發展這一物質前提，但各地紛紛提出將“幸福”作為施政目標打造，需要避免像發展GDP一樣，從指標的完成情況上得出一個“幸福度”。真正的幸福度是民眾對於經濟、社會各方面發展的一個綜合評價，它是在各種施政指標外的一個民間指標，“幸福度”的裁判員不是政府而是民眾。也只有落實到這一點，幸福概念才能真正有實質意義。
應該看到，過去我們的發展之所以未能體現出很強的幸福度，就是因為未能在經濟指標的發展之外，將民眾的切身感受納入到宏觀上的發展目標中來。一來，是因為發展理念上的差距，二來，更是由於大多數民生訴求未能得到響應，民眾對於衡量經濟發展的話語權不夠。明晰這一點，真正將“幸福”作為施政目標，就應該廣開言路，創造機制，從民眾的滿意與否判斷發展的質量，而非政府單方面設立的指標——民意被尊重，民生訴求被重視，民眾的幸福度自然會提升。
當“幸福”成為時髦詞時，還需警惕作為主觀感受的幸福被過度“消費”。畢竟，相較於能夠具體以數字指標得以呈現的GDP，幸福的抽象性和模糊性，使其考核也主觀化，因為此，就可能出現“承諾易，兌現難”的現象，最後變為空洞的說辭。這可能也是其能迅速得到響應的重要原因。這種情況下，幸福帽子底下的“幹貨”具體怎麼裝，才是真正的難題。
總之，政府將更多的目光瞄准了民眾的“幸福”，無疑是一種價值理念和發展方式上的雙重糾偏。但如何使理念變成民眾可感的“幸福度”，首先還是要解決的“幸不幸福”由誰說了算、“不幸福”如何得到反饋的根本問題。（時間：11月1日 來源：山東商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