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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政府極端貿易政策的意圖（圖片來源：網絡） |
中評社北京10月5日電／對外貿易逆差符合美國的經濟結構，也為美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但是，如果貿易赤字規模膨脹過快、對外債務積累過快，將會導致美元國際吸引力的下降，這不利於美元國際地位以及赤字利益的維持。為了平衡赤字利益、赤字融資約束與美元國際地位之間的關係，美國需要控制貿易逆差規模、分散逆差來源、維持良性債務國地位和實現本國要素全球收益最大化。這是特朗普政府挑起對外貿易摩擦甚至是發起貿易戰的真實意圖所在，這在近期發布的《關於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和中方立場》白皮書中也有相關表述。
在特朗普各種言行和政策導向中，貨物貿易赤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說辭。事實上，對於美國而言，在給定國內供求結構差異的條件下，貿易赤字是維繫宏觀經濟動態平衡的必要條件。美國國內總需求的貨物－服務比率在0.7左右，國內總供給的貨物－服務比率在0.4左右，兩者之間保持了0.3左右的差額。這意味著，美國國內服務處於相對過剩的狀態，貨物處於相對不足的狀態。因為服務的國際貿易成本相對較高，超額供給難以全部轉化為對外服務順差，所以最終結果是大規模貨物貿易逆差、小規模服務貿易順差和總體貿易逆差。從數據來看，美國對外貿易逆差與國內供求結構差異之間的相關性達到－0.65。
拋開國際融資約束和對外債務積累的風險不談，貿易赤字並不是壞事。因為這意味著可以利用外部資源和產出來滿足自身的需求，使得國內生產能力的擴張和消費水平的提高擺脫國內資源的約束。但是如果面臨嚴格的國際融資約束，即便貿易赤字是一件好事，也是無法實現的。美元作為主導性國際貨幣的地位，賦予了美國利用本幣進行國際融資的特權。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貿易赤字的完全消除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因為在貿易絕對平衡的情況下，作為這一國際貨幣的供給國，美元的國際地位對於美國而言也就沒有太大的意義了。
從近年來美國貿易逆差規模的動態變化看，與危機前的歷史峰值相比，現在的貿易逆差規模已經大幅縮小。2017年美國的貿易逆差規模相對於2006年減少了1933億美元，占GDP比重下降了2.7個百分點。但是在危機以後的經濟復甦進程中，美國的總貿易逆差並沒有明顯下降。2013年以來，伴隨美國經濟的穩健復甦，美國貿易逆差規模重新擴大。2013年至2017年，美國總貿易逆差規模增長了1066億美元。其中，產品貿易逆差規模增長了1090億美元，產品貿易逆差基本回到危機前的歷史峰值；服務貿易順差規模僅增長了24億美元，未能延續過去的快速增長趨勢。
進一步考慮美國2017年12月通過的“兩黨預算法案”和2018年2月通過的“減稅與就業法案”的影響。根據估算，這兩個法案會使美國2018年的預算赤字增加2760億美元左右，2019年的預算赤字增加3600億美元左右。已有研究認為，財政政策乘數應該是狀態依存的，依賴於宏觀經濟的周期狀況。當前，無論是產業缺口指標還是失業率指標，都顯示美國經濟接近甚至高於充分就業狀況。因此，財政政策擴張在短期中並不能顯著地促進產出增長，與財政赤字增加相伴隨的將是貿易赤字的進一步增長。
對外貿易逆差符合美國的經濟結構，也為美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但是，如果貿易赤字規模膨脹過快、對外債務積累過快，將會導致美元國際吸引力的下降，這不利於美元國際地位的維持。在長期中，持有美元和美元資產的意願取決於美元的清償力。從美元成為國際貨幣的歷史進程來看，無論是戰後日本和西歐國家對美國工業品的需求，還是二戰以前主要工業化國家對美國石油的需求，都說明對美國產品的需求是支撐美元國際地位的基礎。美國對外債務的過度膨脹，必然會威脅到美元及美元資產的未來清償力，進而威脅美元的國際地位及其帶來的國際融資特權。美元國際地位不僅賦予美國利用本幣進行國際融資的特權，而且也是美國國際影響力和控制力的重要來源之一。在當前的赤字背景下，美國不僅利用美元的地位來吸引全球資源和產出流入美國，而且引導資源與產出在美國之外的流動與配置。在此過程中，美國對全球資源過程的控制力與控制方式就如同銀行體系或金融體系一樣，無論是控制全球資源配置的能力，還是自身的經濟利益，源頭都在於負債，即對外貿易赤字。
如何權衡赤字利益、赤字融資約束與美元國際地位，並從中實現長期利益最大化？
首先，需要控制對外貿易逆差規模的過快增長，降低貿易逆差規模占GDP的比重。服務業是美國國內供給相對過剩的行業，同時也是美國具有明顯國際競爭優勢的行業。由此出發，為了控制對外貿易逆差規模的過快增長，應該做的並不是限制貨物進口和削減貨物貿易逆差，而是擴大服務出口和增加服務貿易順差。也就是發揮貿易失衡的逆向調整作用，在產品貿易逆差規模繼續增長的情況下，通過服務貿易順差規模的擴張來抑制總貿易逆差規模的增長。但是，近年來美國服務貿易順差增長的趨勢受到抑制，服務貿易順差規模甚至出現了下降的趨勢。2016年和2017年美國的服務貿易順差增幅都是負值。這必然引發美國的政策關注。
服務貿易不僅受到目標市場開放程度的約束，還受目標市場內部規則的制約。對於服務企業來說，目標市場的知識產權保護、人員短期流動和簽證政策、投資政策和競爭政策等國內規則，可能是比關稅和海關程序等邊境壁壘更重要的問題。運輸和通信技術進步顯著降低了跨國運輸成本，多邊貿易體系的發展大幅度降低了邊境壁壘，通過國際直接投資可以規避跨國運輸成本和邊境壁壘導致的貿易成本。因此，如何降低進入一國市場後面臨的交易成本，就成為最為重要、也是最迫切的問題。這就需要美國通過政府的力量來推動貿易夥伴服務市場的開放以及市場內部環境的完善。
其次，需要分散對外貿易逆差的來源。為了避免貿易逆差增長和債務積累對美元國際地位產生過大壓力，美國政府在政策層面必然要關注貿易逆差來源是否過於集中。無論是在上世紀80年代逆差主要來源於日本，還是近年來逆差主要來源於中國，都會引發美國政府在政策層面做出強烈反應。在美國整體貿易逆差規模難以降低甚至還會持續擴張的情況下，分散逆差來源就是分散對外債務增量的來源。避免或防範在國際貨幣競爭中受到來自其他國家貨幣的過大競爭壓力，有助於維持美元國際地位的穩定性。同時，在市場的轉移和替代過程中，有助於美國提高多邊關係中的博弈能力，有助於引導和推動國際分工格局和全球生產體系的進一步調整。
再次，需要避免債務負擔的出現和上升。在貿易逆差無法消除的情況下，對外債務必然不斷積累，短期中的債務負擔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美國持續的對外貿易逆差，美國對外債務不斷積累。多年以來，美國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淨債務國。但是美國國際收支中的淨投資收益卻一直是正的。換句話說，美國雖然是淨債務國，但是每年反而有淨利息收入。這意味著，雖然美國對外貿易逆差導致對外債務的不斷積累，但是在短期中卻沒有實質性債務負擔。在其背後，美元的國際地位起到了關鍵作用。美元作為主導性國際貨幣所具有的安全性和流動性，是對國際投資者持有美國資產的直接補償，從而降低對國際投資者的收益補償。
開展對外直接投資並在境外市場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是美國優勢產業實現其收益的重要途徑。首先，通過在海外建立分支機構，充當國內產出向外出口的載體，將本國的禀賦優勢轉變為出口收益。近年來，美國跨國公司的母公司向海外分支的服務出口占美國總服務出口的比重顯著上升，2016年的占比達到24%，比2006年上升了4個百分點。其次，建立分支機構在海外市場完成生產和經營活動，從中獲取高額投資收益。1996年以後，美國服務企業利用海外分支機構實現的服務銷售規模超過美國直接的跨境服務出口。2015年，美國跨境服務出口7532億美元，通過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分支機構實現的服務銷售14635億美元，是直接服務出口的兩倍。美國跨公公司海外分支機構的淨收入超過了母公司的淨收入，2015年兩者分別是1.2萬億美元和1.1萬億美元。
擁有對外淨債務卻有淨利息收入，這種所謂的“良性債務國地位”，對於維持美國的貿易逆差狀況並從這種狀況中獲益，是至關重要的條件。如何維持這種“良性債務國”地位，避免債務負擔的出現和上升？數據顯示，2011年以來美國的淨國際投資收益不再增長，甚至出現下降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就迫切需要考慮如何提高美國對外投資的收益。這樣，美國資本在全球範圍內的投資、生產和經營環境就變得極其重要。這就需要“利用一切手段”提高外國的投資准入、改善美國資本在外國的生產和經營環境，才能保證美國資本在全球範圍內的高收益。這不僅是直接服務於“實現美國要素全球收益最大化”的政策目標，更是降低美國債務負擔的必要條件。
最後是美國的長期優勢和美元國際清償力的長期基礎問題。多年以來，技術和創新優勢一直是美國國際競爭力和控制力的主要來源。技術和創新優勢給美國帶來的並不是產出供給能力的全面擴張，而是為全球提供不可替代的關鍵生產投入的能力。只要其他國家的生產過程還必須依賴美國提供關鍵的生產投入，包括關鍵技術和運用關鍵技術的設備與服務，那麼，就不得不繼續持有美元和美元資產。
這樣，美元的國際地位就能夠繼續維持，就能夠繼續維持對外貿易逆差，並從中獲取利益。也正是因為此，保持美國在技術和創新上的領導地位，才成為特朗普政府不斷提及的政策目標。這樣，美國才可以繼續利用美元的國際地位來控制全球範圍內的利益分配。為了維持美國在技術和創新上的優勢與領導地位，其他國家國內的知識產權保護、技術轉讓規則和產業政策等問題必然成為美國政府的政策對象。
短期經貿利益無法解釋特朗普政府的極端政策行為。但是在長期利益的視角下，美國需要適度控制貿易逆差規模、分散貿易逆差來源、維持良性債務國地位和實現本國要素全球收益最大化。服務於這些長期戰略性目標，不僅需要重構全球經貿和投資規則，改變國際分工格局、全球生產價值鏈和國際貿易格局；還需要幫助本國要素特別是資本突破其他國家的邊境壁壘和邊境內壁壘，這不只是其他國家的市場開放問題，更涉及美國資本在其他國家國內展開生產和經營活動的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問題等。那麼，推動國際經貿關係和經貿規則的重構，並在此過程中服務於美國的長期利益需求，這是美國政府對外貿易政策行為的基本動因。
美國特朗普政府會不斷地主動利用貿易保護主義做法來試探規則的界限和貿易夥伴的底線，以此來推動和主導國際規則的重新談判和構建。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淨需求國，限制進口的政策措施和威脅是最有力的談判籌碼。特別是在多個國家共同競爭美國市場的情況下，可以在雙邊或區域談判中利用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轉移效應，迫使或引誘談判對手的讓步。
特朗普政府通過主動地挑起貿易爭端和摩擦，不僅能夠迫使貿易夥伴與其重新談判市場准入條件和經貿規則，而且能夠積累談判籌碼和力量，為隨後的談判過程爭取主動權。過去一段時間中，美國與韓國、歐盟、墨西哥以及日本之間爭端及其進展，可以為上述判斷提供佐證。
（來源：中國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