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思路之謬是無視或忽略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權責，仿彿中央會坐視“黑色革命”持續惡化，容許香港“北愛爾蘭化”。
另一種思路是堅持“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相信中央必定審時度勢引導和幫助香港特別行政區止暴制亂、恢復社會秩序。
的確，在“黑色革命”打擊下，香港與內地、特區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正陷於香港回歸以來的最低點。差別在於，分離主義或者受分離主義影響的思路認為，這個“最低點”是長期趨勢，而不是暫時現象；堅持“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的思路認為，長期看，香港必定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是暴亂而不是“社會紛爭”
於是，回到前文關於港珠澳大橋一年運營的評價，分歧就不難理解了。認為大橋第一年運營基本達標的是對長期趨勢持樂觀估計。認為大橋已是“大白象工程”的則是以為香港與內地、特區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將長期處於低谷。
必須指出，對長期樂觀的不是坐等，對長期悲觀的也不是袖手，雙方都是把人為因素計算了在內。換言之，特區政府負有重大責任，必須貫徹“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的思路，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又必須擺脫分離主義或者受分離主義影響的思路，引領香港社會各界盡快平息“黑色革命”。
以這樣的觀點來看，行政長官最近發表的《2019年施政報告》是存在著明顯缺失的。第一，沒有提出盡快止暴制亂的新措施。相反，在施政報告公布後，有問責官員披露，行政長官曾與包括若干參與暴亂者在內的“黑色革命”積極參與者做長逾4小時的深談，聆聽這些人的心聲。特區政府不敢稱“暴亂”，改稱中性的“暴力抗爭”，或者索性連暴力一詞都省略，僅稱“社會紛爭”。在重大原則問題上，企圖中立，難道是要在上述兩種思路之外另闢第三種思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