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現在遇到上戶口的問題，表面上看是因為沒有出生證，實質上依然是代孕引發的後續效應。根據吳川川的敘述，當初的出生證是客戶許某某的名字。那麼，她究竟是如何用許某某的名字登記入院生下孩子的？醫院有沒有嚴格確認孕婦身份信息？更荒誕的是，即便是這張不屬於自己的出生證，吳川川也將其變賣出去，那麼這張出生證後來被用來做什麼了？是不是也用於非法違規的生育？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吳川川在遭遇孩子上戶口難以後，一度還打算通過買一張出生證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只是發現買出生證沒那麼容易才作罷。她的法律意識和規則意識之淡漠，固然可恨又可憐，但其先前的一系列違規操作“成功”，恐怕也與相關地方基層疏於監管脫不開幹系。
不管怎樣，孩子是無辜的，她既然誕生在這個世界上，孩子的父母和社會就要為她負起責任。當前，孩子的“父母”是誰，恐怕不是一個那麼容易回答的問題。但是，孩子的成長和教育容不得拖延和等待，有關部門不妨從幫助孩子的立場出發，解決孩子當前面臨的一系列問題。比如，給孩子上戶口提供方便。
從長遠看，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和有關部門也要明確法律實施辦法和相關政策，為非法代孕導致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提供解決路徑。比如，代孕生下來孩子究竟由誰撫養？孩子應該通過怎樣的方式上戶口？這個問題或許不好解答，但應當盡快重視。對此，相關司法實踐已經在進行時。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就提到：“上海法院審結全國首例代孕引發的監護權糾紛案，以‘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明確監護權歸屬。”
法律不僅要釐清合法與非法的邊界，也要關照那些“非法”的事實，尤其要為無辜者提供支撐。以“兒童利益最大化”為原則解決代孕孩子的戶口問題、撫養問題和隨之而來的受教育問題，考驗著有關部門積極作為、善於作為的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