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20日電／網評：保留“禁蒙面法”有利香港長治久安
來源：大公報 作者：子言
特區政府於3月1日撤銷實施了兩年多的口罩令，有人提出是否一并取消“禁蒙面法”，行政長官李家超回答得很幹脆，口罩令和“禁蒙面法”是“兩回事”，政府會適時檢討法例，但現階段不會處理。警方則表示，容易分辨口罩令和“禁蒙面法”的執法情況，且該法對前綫執法仍有一定效用，會根據實際情況采取適當行動。事實上，香港仍面臨各種風險挑戰，亂港分子仍然死心不息，意圖通過各種手段破壞香港安寧。因此，保留“禁蒙面法”，有利於維護香港福祉和市民安全，也符合社會的期望。
取消口罩令的同時保留“禁蒙面法”，兩者并不矛盾。
首先，兩者的背景不同，口罩令是因應新冠疫情爆發而生，“禁蒙面法”則是針對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出現大規模暴力示威，而犯罪者多以口罩等面具遮掩真面目。其次，兩者的法律依據不同，口罩令是根據維護公共衛生安全的第599章制定，“禁蒙面法”則是特區政府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設立；第三，兩者目的不同，口罩令是借使用口罩遮蓋鼻和嘴部，阻止病毒通過唾液和空氣傳播，維護公共衛生，“禁蒙面法”則是阻嚇暴力分子使用蒙面方式實施犯罪行為，保障社會秩序和市民生命和財產安全；第四，兩者適用場合不同，口罩令適用於一般公衆場所，如交通工具、辦公室等，“禁蒙面法”則是針對合法或非法的集結；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口罩和蒙面是不同的概念。戴口罩固然有蒙面效果，但犯罪分子也會以戴頭盔、防毒面具以及在面部塗抹色彩等方式，隱藏其真容，逃避警方追捕和法律後果。修例風波期間，黑暴分子常使用將整個頭部包得嚴嚴實實的防毒面具，俗稱“豬嘴”，既為掩人耳目，亦用來抵擋警方驅散暴力分子的煙霧彈。
市民無需憂慮會墮法網＜nextpage＞
正因為口罩令和“禁蒙面法”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不可同日而語，撤銷口罩令與撤銷“禁蒙面法”之間并沒有邏輯上的關系。就香港實際情況來看，隨著疫情遠去，取消口罩令是全面複常的一部分，符合公衆期待。但就社會安全風險而言，從警方一再偵破槍支彈藥大案，到網上不時出現煽動仇警、鼓吹“港獨”等言論，足證反中亂港勢力賊心不死，蠢蠢欲動。就在今年3月，警方國安處拘捕一名23歲女子，此人涉嫌在網上發布煽動“港獨”非法訊息。事實說明，反中亂港勢力沒有放棄在香港繼續推動顛覆政權的目的，在此時機就貿然取消“禁蒙面法”，何異於自棄防綫？
事實上，那些鼓噪著要求特區政府撤銷“禁蒙面法”的人，大多是逃亡在外的“港獨”分子，如許智峯之流，別有用心，包藏禍心，這是顯而易見的。至於所謂保留該法“違反人權”、市民戴口罩防疫“容易墜入法網”雲雲，亦都是危言聳聽。特區政府當初訂立“禁蒙面法”時已考慮到各種情況，戴口罩者只要有合理解釋，就可得到豁免。
根據“禁蒙面法”第4條列出的“免責辯護”，在以下三種情況下，有關的人即屬對使用蒙面物品有合理辯解，包括一、該人當時身處有關集結、集會或游行，正在從事某專業或受雇工作，并於正在作出與該專業或受雇工作相關的作為或活動時，為了該人的人身安全，而使用有關蒙面物品；二、該人當時身處有關集結、集會或游行，并正在因宗教理由，而使用有關蒙面物品；三、該人當時身處有關集結、集會或游行，并正在因先前已存在的醫學或健康理由，而使用有關蒙面物品。
換言之，如果是孕婦，或有氣管敏感或免疫系統問題的市民，仍然可以在集會游行期間戴口罩。退一步而言，警方也可以在有需要場合要求相關人士脫下口罩以核實身份，只需市民在短時間內合作。
香港仍面臨安全風險
警方在執法方面也有豐富的經驗，不難分辨戴口罩者是為了防疫，還是圖謀不軌。香港取消口罩令後，大多數市民選擇繼續戴口罩，這樣的情況可能會持續相當長時間，大家對此習以為常，警方更不會執法，也沒有任何人因為戴口罩防疫而被捕。只要不是有意圖違法，大家今後盡可以繼續放心戴口罩。＜nextpage＞
需要指出的是，禁止蒙面示威并非香港首創，更非香港獨有，而可以說是國際標准。目前，美國共有15個州禁止游行示威者戴面具。在歐洲，法國、比利時、丹麥、挪威、瑞典、西班牙等國，近年都因為恐襲頻生而制定“禁蒙面法”。在澳洲，進入銀行等場合通常要求除下頭盔，這顯然是防止打劫。雖然禁止蒙面引起爭議，亦有人司法覆核，但歐洲人權法院及美國高院都支持“禁蒙面法”，認為有關法律“并非打壓任何觀點”，而是旨在“阻嚇暴力行為，便利警方拘捕罪犯”。
西方國家就禁止蒙面立法不僅比香港早，而且往往更為嚴厲。2010年，加拿大舉辦二十國峰會等活動期間發生蒙面示威者暴亂事件，加國國會其後通過法律，禁止公民佩戴面具或其他偽裝掩蓋身份以參與騷亂和非法集會，違例者最高可被判處10年監禁。相比之下，在香港，違反“禁蒙面法”的最高處罰只是監禁1年及罰款2萬5千元，已經寬鬆得多。
一些西方政客支持本國的“禁蒙面法”，卻對香港禁止蒙面示威說三道四，這根本就是偽善。一言以蔽之，香港保留“禁蒙面法”，是出於維護社會長治久安。特區政府可加強這方面的解說，爭取更多市民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客觀環境在變，特區政府可根據實際需要檢討有關法律，增加阻嚇力，進一步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和機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