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秀華 北京 媒體人
中國社會進入改革開放以後，先後有兩個村莊的名字響遍全國大地甚至超越國界：一個是江蘇省江陰市的華西村，另一個是天津市靜海縣的大邱莊。前者一直被譽為“天下第一村” ，後者在鼎盛時曾被稱為“天下第一莊”，而他們的“村長”吳仁寶與“莊主”禹作敏也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但他們的人生歸宿卻截然相反，一個在榮譽的光環、社會的贊譽中以85歲高齡風光離世，另一個卻在身陷囹圄6年後以69歲的年齡死於牢中。
其實細說起來， 兩個人身上的共同點實在是太多太多了：他們都曾經帶領村民在發家致富的道路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並為新時期農村建設樹立了典範；他們都在創業道路上靠打擦邊球甚至違規掘得第一桶金；他們都有超越國界的高知名度，吳仁寶曾於接受過美國《時代周刊》的採訪，禹作敏當年也不含糊，美國的《紐約日報》專門刊登報道介紹大邱莊的富有：“這個村有4400人，卻有16輛奔馳轎車和一百多輛進口的豪華小轎車，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國人均收入的10倍”；甚至他們都以中國農民的詼諧與狡黠取得“農民語言大師”之稱——吳仁寶說：“我聽了老百姓的話，老百姓肯定會聽我的話”，禹作敏說：“抬頭向前看，低頭向錢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
兩個人最大的區別是什麼？換句話說，為什麼人生軌跡和事業成就原本無大差別的兩個人，其人生歸宿呈現出如何強烈的反差？
從媒體介紹的情況看，吳仁寶在與政府的互動中極其用心，分寸也拿捏得極好，用他的話說，“我只是個村官，我們上面的領導最多，誰都能管。每個領導的要求不一樣，明著頂領導不高興，只有暗頂，如果領導說的不符合華西實際，就回答謝謝關心，領導一高興就不會盯住不放了。”禹作敏呢？就活脫脫一個愣頭青了。1993年2月18日凌晨，在天津有關方面動用400名全副武裝的武警封鎖了通往大邱莊的所有通道時，他竟然命令全村一百多個工廠的工人全部罷工，上萬本村及外鄉的農民手持棍棒和鋼管把守小村的各個路口，與武警全面對峙，並聲稱“一旦警察進村，就要全力拼搏”。當一個村莊的“莊主”把自己管理下的村莊變成“土圍子”且以卵擊石時，焉能不落一個粉身碎骨的可悲下場？可見一個身段柔軟、左右逢源，一個草率魯莽、進退失據，後者命運的悲劇種子就這樣埋下了。遵紀守法這個連小學生都應該打滿分的問題，禹作敏竟然交了張白卷！從而決定了他走向與吳仁寶截然相反的人生歸宿。
試想，如果當年的禹作敏不是“燒包”到以犯罪分子的保護神自居而搞“武裝割據”，能不與現在的吳仁寶同途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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